（代序）
李伏虎
早在1937年3月，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一文中指出：
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这是鲁迅的特点，也说明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特点。现代中国社会，是这样的社会！鲁迅的巨大的艺术天才，显然担得起世界上最著名最伟大的那些创作长篇巨制的作者的荣誉；但社会和时代使他的艺术天才取另一种形式发展，所以他除了五本创作（小说、散文诗）以外，没有更多的创作，而是以十余本的杂感评论和散文代替了十条卷的长篇巨制。但他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的长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更为大众所重视，这就是现代中国，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与写实主义作家的特点。他的杂感，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
从1937年到现在，冯雪峰这一评价无疑已被证实是正确的。鲁迅的杂文，对封建文化与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堪称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他的杂文思想性极强、富于政治远见，文笔犀利辛辣、富有艺术魅力，让人有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鲁迅杂文中有关革除旧弊，务求发展，走入世界，“与世界挣一地位”的改革开放的内容，曾激励过几代人为民主和富强而战，今天读来，仍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鲁迅的改革思想，集中于两个时期：一个是1907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驾崩之前的预备立宪时期，一个是“五四”前后到大革命期间。1927年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一个进化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彻底革命论者。然而革命与改良，并非水火不相容．二者有轻重缓急的不同。因此，鲁迅关于革命的一些意见，与他的改革思想一样，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和开放，仍然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状况使鲁迅在“五四”早期就深深感到中国有被世界“开除球籍”的危险，“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挤出”。而同时让鲁迅忧虑愤慨的是一大批保守主义者和国粹主义者片面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而安于现状、讳疾忌医．梦想自外于世界潮流而“特别生长”。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过于特别的国粹气十足的人种，便难与世界人类“协同生长，挣一地位”。（《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在《随感录·六十一不满》中，鲁迅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一些中国人发出绝望的声音，针对巴黎和会上对战胜国中国的不公正，说什么“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而引用外国论者自责的文字，证明所谓文明人比野蛮人还野蛮，这种“外国也有臭虫”式的借以否定贬低西方文明的老忮俩，一直是鲁迅所批判的。鲁迅认为，人道只能靠自己挣来、培植、保养，不是别人布施捐赠的。在这里，鲁迅推崇“洋鬼子”永远不满的进取精神，他深刻指出：“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鲁迅告诫中国人，“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可见，鲁迅认为，要想使社会进步、民族昌盛，必须抛弃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迁怒的阿Q式的老毛病，虚心地接受一切批评，从不自满开始，因为，不满是一切改革的动力。
鲁迅曾一度认为，保守、卑怯、贪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国民性是改革的最大阻力。他曾痛心疾首地写道：“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的难于改变的么？”“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华盖集》）这时的鲁迅，因为没有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仍然抱着早期的英雄史观，把群众看得过于落后，因而，他对中国改革的前途感到失望。“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坟·娜拉走后怎样》）然而鲁迅这种失望情绪在“五卅”前夜，随着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也开始有了变化。
早在1924年，他一反过去鼓吹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英雄史观，开始转向革命的集体主义，认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坟·未有天才之前》）1925年6月，“五卅”运动刚刚发生，鲁迅就予以坚决的支持与关注，鲁迅“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坟·杂忆》）1926年，他一反过去对“民气”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到了1926年底，他就坚定地认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坟·写在（坟>；的后面》）
在1930年3月他写《习惯与改革》的时候，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讨论洗礼的鲁迅，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篇杂文中，他同意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观点：“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鲁迅进一步指出，“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二心集·习惯与改革》）在这里，鲁迅举了再熟悉不过的辛亥革命为例，这次革命不但没有带来历史上的盛事，只是失去了一条辫子而已！针对当时提倡阳历却出现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这种“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的中国的改革景观，鲁迅认为，改革者“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同上）可见，在鲁迅看来，改革家如果不了解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和意愿，不在深的层次上研究社会的各种问题与风俗习惯，则他们的改革必然失败无疑。
改革是一件千百万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参与是改革成功的基本保证，而领导者的素质也是至关重要的，鲁迅在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伟大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的先锋作用。他指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但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本人就是这种改革家的代表，他在历史题材小说《理水》中塑造的“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和“摩顶放踵”的墨子式的“中国的脊梁”的人物的精神庶几近之。
内山完造在《思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回忆，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卧病时期的一天对我说：“我卧病在床时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中国四亿人民，得了‘马马虎虎’的病，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可是，日本却有治这种病的灵药，那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态度。”（《文艺报》1956年第15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空前伟大的事业，需要全民树立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和一切马虎、敷衍、无原则的苟且行为作不调合的斗争。
鲁迅总结出中国古往今来有两种破坏，一种是战乱时期外寇与内寇的兵燹，这种寇盗式破坏，烧杀抢掠，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而在和平时期，却有奴才式的破坏在经常活动着，这主要是偷盗，这种破坏，也与建设无关。“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改革当然有破坏，但更重要的是建设，而寇盗式破坏与挖社会墙角的奴才式破坏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为此，鲁迅提出了判断和鉴别改革家与寇盗和奴才的方法：“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早年就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意识，对于新的时代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闭关锁国，他给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原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热风·随感录四十八》）鲁迅提倡吸收外来文化的“汉唐气魄”，而反对宋的“退缩逃避”的鸵鸟政策。“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坟·看镜有感》）是“将彼俘来”，还是“彼来俘我”，虽一字之差，但前者我是主人，吸收什么由我选择；后者反客为主，生怕被人家所腐蚀，污染，证明自己首先就是不健康的病人。
同样，鲁迅也反对对待民族遗产上的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前者全盘否定，‘认为民族遗产全是糟粕，后者却抱残守阚，认为古代遗产全是精华。鲁迅认为，民族形式的发展应该包括两个方面：“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早在1927年，鲁迅就主张中国的木刻要参与世界的事业，“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因此，鲁迅认为，应该有一个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标准尺子，“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米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尺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鲁迅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方针又叫做“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但是这需要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主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鲁迅把这种吸收外国文化比作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顺此，占有之后，要“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只有这样，主人才会是新主人，宅子才会成为新宅子”。（《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这些意见，不只是对文艺的，用于我们吸收消化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样也是正确的。
最后，让我们用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中的一段话结束全文：
“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
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手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与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热风·随感录六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