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其先祖居住的裴柏村是一块风水宝地，那里群岭拥抱，涑水环绕，松柏叠翠，自裴氏家族迁到裴柏村之后，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在正史立传者六百多人，名垂后世者三千余人，仅宰相就先后出过59位，所以裴柏村是闻名全国的宰相村。
裴度、裴寂、裴耀卿、裴炎均为唐朝著名宰相。
文武双全的裴度曾是四朝重臣，被封为晋国公。裴氏家族自古就是三晋望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门巨族。如今榆中为数不多的裴姓人就是他们的后代。
在皋兰县的西岔、黄茨滩、秦王川、柴家庄以及红古区的海石湾、柳家河湾、张家祠，还有七里河区的柴家河和城关区的东焦家湾、桃村坪等地居住着不少柴姓人家，他们常常会津津有味地追述历史上的“陈桥兵变”，描述戏剧中的柴荣（世宗）皇帝以及北宋初年的柴郡主，梁山好汉柴大官人，元末官拜都堂首领之职的柴波罗章等。在五代十国时期，后周由郭威建立，称周太祖，河北邢州尧山人，娶妻柴氏，公元954年卒，其义子柴荣（也称郭荣）即位，称周世宗。柴荣是河北邢州龙岗人（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系柴氏族谱所记载的“后周世宗柴皇帝”。元末，柴皇帝后裔柴波罗章在元军中任职，镇守兰州金城关。元亡明兴，柴波罗章携族人和一些解散未归的老残兵卒，逃至今柴家台西坪对格台（应是对角台。隔河与扎马台、祁家坪形成对角相望，古代是军事隘道石津渡口），筑城聚落，并在城旁修建佛寺，后迁柴家台村东，即幸福寺，也称柴家寺。从筑城、建寺规模之宏大，不难想见柴族当时人力、财力、物力之雄厚。
洪武之后，局势转得太平，柴族人家陆续迁往山下黄河岸边，依山傍水，开发生息，从此有了柴家川、柴家台地名。若干年后，因川、台两地土地有限，难以维持生计，不少族人自谋生路，散居附近各地。
西固区柳泉乡原叫西柳沟，西柳沟在明清时期属于皋兰西川，是当时西川最大的村子。柳泉乡目前有史可考的姓氏有二十来个，竟有一半姓氏的先祖都是随明肃王移藩来兰的，且大都是明肃王的护卫随从和文官武将。据《柳泉乡志》载：钱姓，原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其金城祖先钱宁于洪武五年（1375年），随永嘉侯从军，调戍庄浪卫，后改甘州左卫校尉，随肃王定居兰州，四世钱顺为肃藩王典膳，仪卫司校尉，伺奉五十余年。嘉靖二十七年立碑记。杨姓，原籍江苏常州府无锡县，金城先祖杨成弟于明初以贸易随肃王来兰，住西门瓮城。嘉靖二十七年移居西柳沟。吴姓，原籍浙江处州府丽水县，有名吴庸者随肃王来兰，明永乐年间为公部郎中，其父为洪武年间翰林。金姓，原籍南京上元县，明初有兄弟二人随肃王来兰，居西园，城内有金姓二支。钟姓，原籍江南苏州府坞县，元朝初移苏州府崇明县。明洪武年间，奋威将军钟智勇随肃王进驻甘州，明建文元年（1399年）随肃王迁兰，明末清初迁钟家河定居，20世纪50年代初迁来西柳沟落户至今。
今兰州红古区八宝川里的鲁、石、韩、何几个大姓的族人，据记载均来自南京朱石巷，是名门贵族的后人。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不再留下任何痕迹一样，在经历了数千里的迁徙，数百年的岁月之后，这些南京人后裔已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中，江南水乡的独特风俗民情也荡然无存。从明朝洪武初年到如今，悠悠已是500年，第21代人了，其后人们的脸上已看不出江南俊子的风貌，有的只是典型而普通的西北汉子的模样。只有在连城那一片翠竹中，我们或许可以依稀看到江南的影子。
这些从江南迁徙来的人们，为八宝川带来了繁荣。江南来的能工巧匠的出现，使八宝川的制陶业、采煤业翻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兰州先祖走过的迁徙之路告诉我们，兰州地区古代战乱频繁，大量移民迁入，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诸多民族在这里争战交融。到了明代兰州成为西北边防要地，肃王府由甘州（今张掖市）迁到兰州后，扩建城郭，修建府第，并将兰州由县的建置复升为州，兰州人口也随之增加到6342人。今天的兰州城区就是从明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清代是兰州发展最快的时期，康熙年间陕甘两省分治，甘肃行省由巩昌（今陇西）迁到兰州。乾隆三年（1738年）又将兰州提升为府，与皋兰县同治（今城关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陕甘总督由陕西移驻兰州，兰州的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据清《皋兰县志》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册报兰州府有60276户，400546人。”《兰州府志》载：“道光十年（1830年）册报，兰州府有73170户，467816人，金县（今榆中）有38654户，320986人。”《保甲局册》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兰州府有汉民87266户，478294人，回民4876户，24863人。”
屯军，首开金城移民的先河
自秦始皇派蒙恬北伐，把国界推至今兰州地区的榆中黄河南岸和东岗镇一带，筑榆中县后，便开始大举向这里移民，这是兰州历史上最早的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对巩固边陲，加强统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千里征战，辎重难运，士兵的给养成了沉重的负担，着实让朝廷头疼。可是有那么一天，这个问题却轻而易举地被一种新的思路破解了，这就是西汉时期，军事家赵充国想出的办法——屯军。
西汉之初，匈奴乘中原内乱，重新占领河南（黄河南岸）之地，“与中国界于故塞”，并赶走月氏，占据了河西地区，与青海的羌人联合，对西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强大包围圈。这时的兰州处在匈奴势力范围的前缘地区。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轻骑万人，出临洮，在兰州渡过黄河，进至焉支山，与匈奴军战于皋兰山下，获得大胜。西汉出兵河西，重创匈奴，把从兰州到河西的大片土地纳入西汉版图，归降汉朝的四万余匈奴人，则被安置在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属于陇西郡故塞之外的兰州，必然也有匈奴降户安置在这里。
西汉据有河西之后，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同时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汉武帝设河西四郡，同时加强了对扼守河西东大门的兰州地区的经营，修筑了从朔方至令居（今永登），由令居到玉门的长城，并修建令居塞，驻军戍守。并且仿效秦始皇时的移民实边政策，把大量罪犯和贫民迁往边郡，兰州即为移民的重点区域之一。
屯田是一种亦兵亦农、军事戍守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措施。屯田区有严密的组织机构，郡一级屯田区设农都尉管辖，其下还有护田校尉、侯农令、劝农椽、仓长、仓佐、仓曹吏等官吏，负责管理屯田的各项事宜。屯田的生产劳动者被称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每人大约耕种二十亩土地，每亩交纳大约四斗田租。他们既是国家的兵士，又是封建国家的佃农，担负着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的沉重负担。
由于汉武帝大力推行移民和屯田政策，兰州地区的人口开始增加了，垦田面积也不断扩大。武帝末年推行赵过的“代田法”，西边一直达到“边郡及居延城”（今张掖市）。可以肯定，这一“用力少而得谷多”的先进耕作技术在兰州地区也得到了应用。经过汉武帝时期的开发，兰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宣帝初年，在与羌人战争时，赵充国曾建议：金城每斛谷价值仅八钱，如果政府籴谷二百万斛，作为贮备，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赵充国讲此言时，距武帝驾崩仅二十余年。由此可见，经过移民、屯田，兰州地区农业已相当发达，自给有余，市场粮价很低，民间积蓄甚多，故而赵充国才提出大量收购民间粮食以为战备的建议。
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加强对羌人的控制，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分出二县，设置了金城郡，从而大大强化了汉王朝在兰州地区的统治。郡名金城，体现了汉朝对兰州地区军事地位的重视，而郡治设于与羌区紧邻的允吾（今永靖西北），则是出于对羌人的戒备。金城郡一经设立，即成为控制羌人的基地，迫使羌人退过湟水，这就使羌人失去了今永登、红古地区肥美的“田畜”之地，遂引起羌人的不满，加之匈奴的挑拨，再次引起了羌、汉间的冲突和战争。如何才能打败羌人的进攻并有效地统治西羌呢？汉宣帝想到了赵充国。汉宣帝派人询问年逾七旬的老将赵充国，谁可率军征讨羌人？赵充国回答：“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汉宣帝又问出征需要多少人马？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臣愿驰金城，图上方略。”赵充国，字翁孙，公元前137年生于天水。汉武帝时期，大将霍去病奉命西征，歼灭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主力，在今永登县建立了令居塞。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王朝向包括令居在内的新开辟地区移民，17岁的赵充国“徙金城令居”，“为骑士”。
金城令居即今天的兰州永登县。西汉名将赵充国的一生与兰州永登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他青年时代在永登度过十几年外，在他老年时又来永登征战，提出并身体力行著名的“屯田十二便”的策略。
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以77岁的高龄领骑兵六万，步兵万余再次来到永登。他正确分析战争态势，运用兵法，讲究战略战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罕羌投降，只剩下先零羌部分兵力还在活动。赵充国根据他长期作战的经验，想出一种既不“出击交战”又不“班师回朝”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屯田。屯田即寓兵于农，把六万骑兵撤回，万余步兵留在边防线上，一面保卫边境安定，一面从事农业耕作，既能抵御先零羌，又能减轻政府的军费开支。赵充国的这一措施，史无前例，堪称创举。
赵充国屯田的地方，《汉书·赵充国传》说在“临羌东至浩”。临羌，在今青海湟源县东南；浩，在今永登河桥、连城一带。这里有“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屯田的士兵万余人，每人约种地二十亩（汉时1亩约合今5分2厘），便可就地解决军粮，且保持了对羌人的军事压力，使羌人分化瓦解，从而收到“不战自破”的成效。
赵充国“屯田十二便”的策略是：“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质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间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经赵充国三上《屯田奏》，反复力争，终获宣帝批准。于是，他带领一万余名士兵，在临羌到浩这一广阔地区开垦土地，修渠引水，架桥筑路，营缮房屋，有组织地开始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屯田活动。
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的屯田，从冬天开始到次年五月结束，尚未完成农业生产的一个周期，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他率领一万余士兵在半年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从而给这一地区的居民和此后的徙民提供了便利的生产条件。因此，赵充国屯田对河湟地区的开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想见，军旗底下耕农田，渠引河水灌庄稼，放下刀枪锄田，操起矛戈上阵是何等的方便！赵充国“屯田十二便”的怀柔政策，吸引了青海的羌人从事农耕经济，同时也从各个方面融合了羌人，一部分军士也在这个时候转化为农民，在永登、民和、红古一带屯田，落户定居。
今天，我们在充分肯定西汉政府的开发政策以及迁徙此地的内地汉族农民对兰州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同时，绝不可忘记羌族人民在这方面的功绩。
西汉时，羌人的畜牧业已非常发达。赵充国进军金城郡，在湟水与先零羌作战，一次小胜就获马牛羊十万余头，可见羌人牲畜数量之多。在进行畜牧业的同时，羌人的农业也有发展。当时人们在讲到羌人的经济时，常言“田畜”，可见羌人是农牧兼营，有些部落可能早以农业为主了。赵充国进兵罕羌时，下令士兵“毋燔聚落，刍牧田中”，可知羌已是定居并从事农耕的。赵充国建议屯田的上书中还讲到临羌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说明羌人曾在这个地区农耕，规模相当大。而且，赵充国还讲到要在这里“浚沟渠”。所谓“浚”，就是疏浚修复原有的沟渠。可见羌人已知引水灌溉，农业技术已比较进步了。
在屯田中，赵充国还推广赵过的“代田法”，即将每亩地做成三畎三垄，每畎宽深各一尺，作物种在畎内，畎和垄的位置逐年调换。这种耕种方法既有利于抗旱保墒，又可使土地获得休养，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西汉王朝与羌人的斗争，经过镇压与屯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屯田，使走投无路的羌人纷纷来降。“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到第二年五月，由于羌人大部分归降，赵充国以为羌人已被平定，再留兵屯田已无必要，就给朝廷写信“清罢屯兵”，得到汉宣帝批准。
屯田起到了防止羌人贵族攻扰边境的作用。赵充国的屯田措施常为后来有作为的帝王所仿效或称赞。赵充国于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去世，终年85岁。为了表彰其功绩，汉宣帝将其画像立于未央宫麒麟阁上，由大文学家杨雄在画像旁题写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