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重要秦腔剧社还有“福利班”，创建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主要演出场所在阿干镇，后在硷滩营建简易剧场演出。主要演员有担任社长的周正俗、黄致中、岳钟华、肖正蕙、梁培华、孔新晟、马炳南、赵福海等，在“须生”应工剧目上名角荟萃，常演剧目有《赵得胜巡城》、《取成都》、《蜜蜂计》、《破宁国》、《马超哭头》、《斩韩信》、《秦琼卖马》、《盘门》、《二启箭》等。“福利社”演出持续到建国后与“文化社”合并为“文化福利社”。
周正俗，1919年生于兰州桑园镇，十二岁入朱怡堂创办的兰州“化俗社”学艺，师承唐玉林、郗德育，后入“文化社”，与耿忠义、文汉臣、岳钟华合作配戏。他扮相清俊，工架扎实，噪音宏亮，特别是他的唱腔，那腔幅尺寸的局促，音乐动机的重叠，旋律音域的狭窄，曲调运行的平直，以及腔句、腔节中结字的单一等古拙、平直的艺术特征，不同于陕腔的委婉、壮伟，体现着兰州派的浓烈风格，所以观众称他为“小麻子红”。凡郗德育的一些拿手戏如《潞安州》、《草坡面礼》、《宁武关》、《辕门斩子》他均能够胜任。在动作的精微处，仍有着自己的发挥和创造。比如“三杆子”，他借鉴了武术中某些盘棍的招式，“朝天蹬”也较郗富于夸张，“鸽子翻身”则增强了变脸和“上三路”表情。王正强在分析了周正俗在《八件衣》中扮演杨连这一人物后，得出结论：“周正俗根据台词提示的形象基础，穿插着不同的面部表情，使每句唱腔，每个动作都有一个鲜明的立意。这些技法，不仅难度大，技巧高，艺术感染力强，而且又前有师承，后有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并成为艺术精品。”他感叹到“这一独有个性，在今天正慢慢从舞台上销声匿迹，这不能不说在是一件遗憾的事”。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易俗社”的戏在其秦腔传人的推动下，以其新形式和新内容风靡西北，对秦腔在兰州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沧海有珠月有泪
梨园行中，唱戏不仅娱人，而且自娱。戏曲中的贤臣奸雄，****节妇，活画其形，真传其神，憎其所憎，爱其所爱，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丝丝缕缕地赏玩着粉墨生涯中的一滴一点的兴味。那一板一眼、举手投足，充满诗情画意的极尽精致考究之能事的戏规，既令观众赏心悦目，又使演出了“彩头”的艺人神怡自得，那份享受只有沉醉其中才能领会到！
正如曹雪芹所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如果我们怀着一颗同情之心，稍稍揭开他们貌似“风光”的一面，就一定会被艺人悲惨的人生际遇和独特的心路历程所震憾，从而多一份理解和敬重。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戏曲以其拥有的观众数量和社会覆盖面而言，均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像郗德育、耿忠义、陈景民、王文鹏、刘金荣等一大批艺术家以其艺术和人格的双重魅力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但从根本上无法改变梨园这一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角色定位及其艰难处境。
民国六年（1917年），靖远有个诗文好家组织的自乐班来赶兰州五泉山四月八庙会，在一家茶馆借地自乐，唱了一本《梅降雪》，观者如堵。这个自乐班不化妆登台，平时主要选择官宦人家的堂会或庙会场合，饭饱酒足后坐唱同乐，他们生活优俗，以不营业卖票招摇于世，自视高优伶一等。
民国十二年（1923年），通渭人牛剑秋任榆中县长，在元宵节堂会上，他登台化妆要演《满床笏》中的唐王，拟用自编的唱词，水纱网子都上头了，后被其幕僚和绅士劝阻不能与优伶同流合污而作罢，足见封建余毒之深矣！朱怡堂之妻朱喜凤为争取做第一个坤角演员，不惜与娘家断绝关系；文汉臣因其是文彦博之后裔为族人不容，闹到杀他出族地步……桩桩件件，无时不在撞击他们内心的隐痛。
演戏属于贱业，据说优伶是明末的******，即被褫夺公权的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待其三代到四代的子孙才有公权。******的后代限定做船户、班头、店家、脚户、牙行、银匠、觋公、裁缝、巫婆、屠户、娼妓。因此，操此贱业的人只有乳名、浑号，而没有官名，所以演戏的人习惯上叫“啥娃子”。如朱怡堂艺名紫娃，郗德育艺名麻子红，李夺山艺名十二红等，班内除师徒外，若被尊称为某班长足矣，如人们将“文化社”班首文汉臣称为“文班长”。
梨园行这个不太清白的身世，直到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建国纲领的提出和逐步实施才有所遏止和淡化。虽然传统的人文生态结构被打乱了，但等级观念依然在人们的头脑中作祟，艺人们依然在扮演着惯常的被动冷漠角色。演员每每在开演前，先要给台下懂戏的行家和有身份的人赔着笑脸周旋一番。演毕后如得到绅士老爷的褒奖，按班规惯例要单膝跪在台口，跟着司仪的口令，一个一个地叩头谢赏，将理应得到的酬劳置换为有辱人格的低三下四的乞求。施舍者的脸上刻满了自大和冷酷，谢赏者的腔调则透出奴性的自足和卑贱，人性的异化和扭曲令人惨不忍睹。
话说回来，大多数艺人只想规规矩矩演戏，本本分分做人。自甘堕落者是极少数。史月卿（艺名八娃子）是民国初期杰出的秦腔旦角演员，面貌清秀，扮相俊美，模仿女性神态传情达意出神入化。唱腔音色脆亮圆润，婉转动听。他从眉户中借鉴吸收了具有强烈抒情色彩的音乐语言，使整个唱段显得俏丽多姿，余味隽永。史传他因爱好而入梨园行，是个永不停顿的戏曲探求者。他为人师表，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兰州本地两位女戏迷，有一次看完他的戏后，因慕其人才与艺术，找上门发誓要嫁给他，他从容劝说她们不要看台上的八娃子多么好看，那是假的，是戏中人物，跟台下的他并不相同，台下的他，她们并不了解，年龄又大得多。他比前比后苦口婆心一直劝说她俩回心转意，这时夜已深了，出于安全考虑，他亲自护送她俩回家。这样一个艺德高尚的演员，为了生存常常累得筋疲力竭，戏完还不能卸妆，强打精神去侍候土豪劣绅和军阀政客，给他们烧大烟供其玩弄，如不从命，等待他的就是丢掉饭碗、无存身之地的下场。长年遭此欺凌，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伤何其严重。一个公认的戏曲天才，正当他神采飞扬施展才华的时候，在这个变态的社会百般倾轧下，过早的夭折了，死时30余岁。
一个男性旦角演员的命运尚且如此，女性艺人所履人间之苦酸就可想而知了。据《秦音恋》一书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冬的兰州，已经很冷，双城门外的闹市，这一天却依然异乎寻常地热闹，人们的吵嚷声和各种卖小吃的吆喝声混为一体，简直像过庙会一样。‘众英社’的午戏在下午四时散了场，当卸完妆的坤角演员杨金凤乘上人力车进入人群稠密的地方时，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将一瓶镪水倒在她身上后仓皇逃走，杨金凤本能地甩掉外套，转眼功夫这件外套化为灰烬，本人侥幸逃掉了一场劫难。”幸运之神并不眷顾每一个人，当时的一个京剧坤伶在遭到和她一样的袭击后，颜面尽毁，身体烧成一团，后来连冻带饿，弃尸街头。
一些艺人因不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麻痹自己，沦为烟毒的牺牲品。著名青衣马景萄，是豫剧在兰演出的开拓者之一，以善演悲剧名扬金城。由她主演的传统悲剧《莲花庵》催人泪下，深得兰州观众好评，日“看了《莲花庵》，像出嘉峪关”。据说她性格温柔典雅，个头适中，相貌俊秀，表演细腻，唱腔优美。可惜在旧社会吸食******过度，于1952年不治身亡。曲子贞《漫忆解放初期的文艺界》一文这样写道：“搞曲艺的茶园子，当时在兰州市双城门外，路东路西有三四家，女艺人也有些，但解放后不太露面了。在旧社会，她们的生活比戏剧演员更惨，地痞、流氓、帮棍、恶少都把她们当玩物耍，逼得她们有些人，常常把卖唱和****混在一起，熬着痛苦的岁月。”其实戏曲艺人的命运好不到哪儿去。《秦音恋》一书生动地记述了******的艺术人生，这位被誉为“九龄童”的著名秦腔演员，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被陈景民先生请到兰州演出以来，曾先后辗转平凉、武威、酒泉、乌鲁木齐等地演出，表面上看，她走一路、演一路、红一路，细察其动因实在是迫于无奈的一次又一次的逃亡之举。每到一地，无不遭到当地军阀恶棍、地痞流氓的骚扰。或许是吉人自有天相，在家人、前辈艺人和古道热肠的普通观众的精心和奋力保护下，每次都从虎口脱险，转危为安。1949年8月26日，兰州迎来解放，******才是一个刚刚成年的花季少女，却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领教了本该不属于她这个年龄见识的人和事。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在宁夏赴平凉的风雪旅途中，沈和中和崔晓钟搭乘的敞篷大卡车在吃力地走走停停，在路旁的荒村小店停车加水的间隙，一同乘车的人为了解闷提议：“前面不远是六盘山，就请沈先生唱唱《走雪山》吧！”当沈和中唱出“虎口里逃出羊一双”时，禁不住声泪俱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事后大家才知晓他俩这年夏天应邀去宁夏马公馆唱堂会，期满不准回兰，因偷跑坐牢，后经人说情才得以逃脱，这句戏词恰巧道出了此情此景和所受的屈辱。同车的陇上诗人裴慎当即写出一首七绝相赠：
清歌一曲遏行云，
秦陇剧坛数沈君。
不是天涯沦落客；
荒山哪有此声闻？
高尔基说过：“真正的艺术，总是心灵深处的歌唱”，身遭不幸的秦腔演员有太多的苦难无处诉说，他们要抗争，他们要歌唱，“文武最正经，是非最汹汹”的秦腔选择了他们，秦腔才是他们情投意合之最佳选择。
王文鹏先生一度在兰州“新兴社”搭班演出，主演《祭灯》、《拜台》、《葫芦峪》、《五丈原》等有关诸葛孔明的戏，以低沉哀怨、婉转凄厉之声色，倾泄了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忧国忧民的悲愤遗憾的复杂心情，故有“活诸葛”、“死孔明”之誉。现实中的王文鹏先生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却始终保持着甘于淡泊、与世无争、不为声名所累的君子风范，如果不是世乱年荒、哀鸿遍野的社会景象深深地触动了艺术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如果不是演员同角色在精神气质上相类而引起共鸣，他能塑造出如此鲜明生动的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么？著名须生演员刘金荣在现代戏《大烟恨》中扮演人物“万恶”，在全剧中把“万恶”因烟害而造成的窘态丑姿表演得淋漓尽致，其中贯注了无数艺人深受烟毒所害的血泪体验。
在旧社会，艺人在精神和情感上不但饱受摧残和折磨，而且物质生活上也极度贫穷紧张。一些名演员被迫轮番赶场子，技不如人者演前演后备好水烟瓶给看客递过去吸几口，等着赏三五个麻钱，或者在台下提着篮子兜售蜡花豆、油炸洋芋等小零吃。当时的老艺人搭上班就有戏唱有饭吃，搭不上班就只有浪荡街头的份了。一次，净角老艺人田德年从武威来到兰州，一时未搭上班子，就来到******家讨个方便。著名须生演员萧顺和在兰州演出受挫，由于收入有限，入不敷出，在啼饥号寒中上演了一出妻丧儿亡的人间惨剧，他本人在武威演出不幸挨了一颗子弹后，不治而亡。
据老艺人统计，唯小生、旦角有享大年（长寿）的，胡子大年的最少，尤其是生净行的主要演员为衣食奔波，往往早、午、夜连场，付出重劳，多短命而死。曾到兰州府城隍庙唱戏一个月的“高俊班”班主高俊在演完《铁木山》后，进场未卸装而一命呜呼。兰州的郗德育唱的满口腔，纵令他会取巧省力，但也只活了51岁，中间还大病几年未出台。主攻大净的袁天霖死时正当49岁人生之盛年，一生拼命于舞台的岳钟华也没活过60岁，至于身架和演唱独步一时的杰出须生演员李夺山死时年仅32岁，也只能怨恨苍天无情妒英才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发生了一起大悲剧。这一年的夏天，宁夏军阀马鸿逵愿接“进化剧社”京剧班的师生赴银川演出。
当时兰州去银川，除走旱路外，搭乘皮筏顺黄河而下，十分快捷便当，但也伴随着凶险和不测。当时这批娃娃班因宣侠父等人的离开失去依靠，经费左支右绌。为节约开支，京剧班的三十余名师生冒险动身，乘羊皮筏子闯过几道险关后，已是人疲筏松。行至黄河皋兰段的“洋人抬手”处，只见这里惊涛撼天，暗流回旋，皮筏不听船把式使唤，像失控的野马狂奔而下，只听一声巨响，皮筏被激流吞噬，全体学员罹难，无一生还。
消息传来，省城人民无不为之痛心疾首。据说风平浪静、月坠星残之夜，有人路过这里时，会隐约听到黄河深处传来悦耳的丝竹和清彻的锣鼓之声。一些见多识广的人摇头晃脑说：“这是‘娃娃班’的戏唱得好，让河神请到水晶宫里演出去了……”娃娃班知道他们的祖辈们看够了那些自命不凡的达官贵人的嘴脸，他们不想再看了，那凶神恶煞居住的水晶宫不管多么富丽堂皇，也绝非他们的向往之地。只是他们不想再和他们的父辈那样苟且偷生，他们劈波斩浪，像箭一般地射出去，是要冲破这令人窒息的黑暗。
什么样的时代有什么样的歌，他们的歌不属于现在，而是明天，明天已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