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避开城镇和稍微有点规模的居民区。当他希望有一张床的时候，就直奔山崖上的一座灯塔，或者某处与世隔绝的农场，或者是一个钓鱼人用的木屋。他只需要有钱宁为伴，因为此要求不多。 “我大部分时间感觉一个人舒服得多，”他在《华尔腾湖上》曾这么说过。“如果有人在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我很快便会厌倦起来，心绪不宁。我喜欢一个人独处。”他很有自制力，到了听起来有些自私的程度，人们会觉得，如果逼急了，梭罗有可能会说，大部分人的行为都跟傻瓜似的。他不喜欢在有人居住的地方行走，“但是，一旦到了一处荒凉和孤寂的野处，我便立即开心起来。”科得角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那里人很少，但是，就连那少数的一些人，他也很有看法。“科得角的有些居民认为，科得角是他们自己的，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占用，”他在1857年的一次访问过后在日记里写道，“但是，在我看来，与其说科得角是他们的，还不如说科得角是黑鸟的。”
他完全因为好奇而去了科得角，但是，在旅行途中，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梭罗，这位生活在林中的人，这位旱鸭子，他在这里发现了大海。“希望看到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更好的大海的景色”就是他所说的直奔科得角的目的。这是一个不太过分的要求，但是，满足了这个要求就使他的这本书产生了无穷的力量，这也是这么一本书如此有狂想意味，也如此让人开心的原因。梭罗发现，大海是真正的荒原，了解大海惟一的方法便是从岸上看。在一段叙述内容里面，他看来把海滩拾荒抬高到了当牧师传道的程度。
这也是他的科得角体验之后所写的一首诗的主题：
我的一生如同海滩上的一次闲逛，
费尽力气尽量接近这大海的边上；
我迟缓的脚步时常伸进浪花里面，
或干脆原地不动，任由海水流淌。
海滩上四顾无伴，看不到人的身影，
大海航行的人们嘲笑岸上的搁浅；
但我时常会想，他们航行经过的大海，
比这搁浅的让我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大海中央并没有这猩红色的红皮藻，
它更深的浪涛并不涌现可见的珍珠；
漫步海岸，我的手把住大海的脉搏，
还时常寒暄那众多遭了船难的水手。
这是一首极沉闷的诗，但是，要表达的意思还是可以从那惊呼不止的叙述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确切口气中清楚地看出来的：站在岸上的人对深海有着最隐秘的理解。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按梭罗的话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他并不是指表面上的事情，不是水手对风暴、狂风和急流的关注，而是内在的状态，还有深度。那就是大海的底部。诗的最后一句的确是真的，因为《科得角》的第一章到处散布着遭遇船难者的尸体。
在对科得角的风景进行了一番枯燥的描述以后，梭罗让他的旅行叙述者更接近一点水面，并开始对着海岸写了一首颂歌。他一定已经知道，从旅行的角度来看，这一定是一片处女地，而且他的洞见是极有创造力和令人震惊的。“海滩上的一些物件，不管是人还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物体，看上去不仅仅令人毛骨悚然，而且比它们实际的样子大得多，也更惊人得多。”远处的石灰岩看上去像悬崖，人类的骨头被放大，而且突兀地摆在那里，尤其是他见到的一些尸体“占据了海滩，在那里主宰着一切，而任何一种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可能摆出那么吓人的架势。”
还有其他一些令人惊悚的场面：在“诺塞特的平原”中，他发现朝香祖辈的神学十分可笑，在“威尔弗利特的牡蛎捕捉者”当中，有可笑的流浪者和怪诞不经的东西（他们就像他在海滩看到的被潮汐涌上来的废弃物品一样），在“又是海滩”中，还有对一条鱼的冗长的描述，说那条鱼刚刚吞下了一张教会成员证书。看来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的角度在描述情景，人们也可以想像，他的很大一部分热情都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这样奇怪的事物竟然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这一类的景象使他的《普特南姆月刊》编辑乔治·威廉·寇迪斯甚是不安，他感觉梭罗是在小看科得角的人民。他发现梭罗的宗教方面的谈话有“异教徒的”意思。梭罗于1852年将这些文章寄给寇迪斯，但是，后者明显被这些文章惹恼了，因为他要求梭罗做一些删节，而且还犹豫不决，直到1855年以后才开始出版。当梭罗明白寇迪斯在他自己删节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删节后，他做出了急躁的反应，抽回了这些文章后续的部分。只出了三部分。但是，他已经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他的科得角讲座是他最有趣的部分，也是最受欢迎的部分。这一点我们有爱默生的话为证：“康科德的这位先生不停地大笑，直到人们哭起来为止。”
不可能看出，三次旅行当中的哪一次给了梭罗以灵感，让他觉得自己是在写大海而不是陆地。这本书统一了他的印象。这些文章开始系列登载以后，他就给他的朋友布雷克写信，“请无论如何要过来（到北特鲁罗），因为那是这些州里面看海的最佳地点。”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放弃了植物采集和观鸟活动，成了一个漫步海滩者，一个观察大海的人。他以果决的态度将自己的后背转向了陆地。这是相当具有科得角风范的一个姿势，就是这种站在海岸上看海的恒久姿态。当人们说科得角很小，也没有什么看头的时候，科得角的这位先生会大笑，因为他知道科得角很大，它包含围绕它的全部大海。
从这本书的差不多第一页起，梭罗看来就是在思考一个主题。因此，他让自己对一切都感兴趣。爱尔兰移民遭了海难的船只让他产生了一个动机，但是，他继而思考到了其他的一些事情：旅游书中无用的一些事实、有组织的宗教里面固有的矛盾、一些词语的派生（虽然他在“gulled”这个词的考究上犯了错误）、海藻和海藻灰的形成。一开始，他强迫自己去搜罗一些耸人听闻的材料，但他很走运，一下子就碰到了船难，还有幸见到了一些捉牡蛎的人。但是，人并不是他的主题。他看来是要寻找某种奇怪得多的东西。
通过“又是海滩，”梭罗开始沉思起来。他被大海的魔力所吸引，也被大海与海岸之间的关系所震撼。这就是他伟大的发现：海滩是理解大海的惟一途径——不是在怒海之上的航行，而是站在沙子里散步。在那里，一切都可以显现出来。“大海虽然广大无边，一片荒芜，但是，大海也将人类艺术的废料和垃圾带到了最遥远的海岸。根本无法猜透还有什么东西是大海不能呕吐出来的。大海不让任何东西躺下来。”
仔细一看，他明白大海不是蓝色的，而是别的所有颜色——紫色的、绿色的、黑色的，甚至还是“葡萄酒色的，”这是他最喜欢的编辑所说的一句话。陆地很是粗俗，但大海却很精细；它激发人们对于遥远地区的幻想，而且梭罗也成了一位抒情诗人。大海有深度。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梭罗赋予了一个细致的含义，他使其与《华尔腾湖上》联系起来（“深达一百多英尺”），他还作出结论说：“海洋只是更大的一座湖，”这让人回想起《华尔腾湖上》最后的一句话：“太阳不过是一颗启明星。”
科得角上有什么样的陆地都是理想的，因为那是中性的，荒凉的，而且看来能刺激人的沉思。有时候，看起来就好像科得角并不是一处实际的风景，最多不过是一个颤抖不止的海市蜃楼。在这里，在这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一个人能够站立起来，看到大海的精微之处。他并不是直接这样说的，而是在这本书结尾的地方，梭罗才暗示说，科得角只不过是一处海滩。那是它最主要的荣耀，是它惟一的重要之处。
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人们读《科得角》这本书，是希望确证他们自己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希望跟着旅行者的眼光看，希望比较今日的科得角与一百年前的科得角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梭罗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海浪在海滩上拍打，海草和一些尸体：浮渣。只要将自己的背对着科得角，他才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主题，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失去的是一大堆读者，因为他已经不再去描述自己看到的地形了。
但是，因为集中在海上，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解释了从海滩上观海的迷人之处。海滩就是一个有着无尽活动的地方，一个让人突然惊讶的地方，一个有戏剧发生的地方。“哪怕这里久坐不动的人也能欣赏到广阔的风景，而这样的风景几乎就等于运动。”
大海对梭罗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这一点无可置疑。他在“大海与沙漠”一章里把一点解释得明明白白的，而这一章也是他这本书的高潮所在。最后一章是“普罗文斯镇，”内容平泛一些，最多也只能算一个冗长的尾声。梭罗是一只脚踏进了天堂的人。他喜欢荒野，他喜欢没有人踩踏过的风景，喜欢处女林。使这本书在游记当中出类拔萃，在梭罗自己的作品中也别具一格的启示就是，它的主题是大海，因为大海就是一处荒原。正是荒原才是梭罗在他的任何一次旅行中都无法比较的，因此也使得他修改了自己对于荒原到底是什么的看法。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大海）任何一个时候都没有现在这样荒凉。我们一般不会把天荒地老的概念跟大海联系在一起，也不会奇怪它在一千年以前是个什么样子的，不像我们会对陆地在一千年以前是个什么样子那样奇怪，因为大海实际就是同样荒凉的，它总是同样叫人摸着底的……海洋是遍及全球的一个荒原，比孟加拉的丛林更荒凉，而且里面藏满了怪兽。”
主题、视角、比喻，甚至是意象，都使这次靠近家乡的旅行与众不同，而且使梭罗更接近正好与他的同时代的麦尔维尔。不仅仅是大海的黑暗和奇怪刺激了梭罗的思想，而且还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在以这样的简陋和天真在写大海。这是《白鲸记》里面的伊什米尔的声音，那是另一个孤独的人。到本书的结尾处，梭罗谈到了科得角：“一个人也许能站在这里，把全美国都扔在脑后，”他在表达伊什米尔的渴望。这种极不符合梭罗情调的话，就是一个渴望逃走的人发出的声明。在这一次旅行当中，梭罗发现了自由的意义，这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旅行的意义。对他来说，科得角并不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领域，而只是一个视点而已。
《秘密特工：危险的伦敦人》
最开始，约瑟夫·康拉德不敢称自己的书为小说。1906年2月，他带着自己的小家去蒙特佩利亚旅行，他只是对自己说，那是准备构思一本短篇小说，名字就叫《维尔洛克》，是小说里面的主要人物。跟平常一样，约瑟夫·康拉德写得很慢，他总处在热望与不确定的顽固状态里，用一种外国语言吃力地写，吭哧吭哧的。
等他偷偷坐下来真正开始写作的时候，约瑟夫·康拉德已经是四十八岁的人了。很久以前，他一直在法国一家商船上。他现在生活在英国，讲的是英语，他跟约茜结了婚，已经有九年光景了，可以说搭配不当，因为约茜是个无趣和迟钝的英国妇女（他在约茜母亲开的寄宿处寄宿期间认识了她）。他是一位小说家，以前还当过船长，因此不太可能成为持家守业的家庭男子。他有个多病的儿子，对这个儿子来说，约瑟夫·康拉德是个身在远处，也不太有耐心的父亲。
维尔洛克是一个“四十大几的男子”，鬼头鬼脑，一口外国话。很久以前，他是一名法国炮兵。他现在住在英国，讲的是英语，结婚有七年，跟妻子温妮不算是佳配，因为温妮是一个漠不关心和总不出声的英国妇女因为是个坐探，而且以前还坐过牢，因此，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持家守业的人。对于他妻子那个过度敏感的小弟弟来说，他是个身在远处，也不太有耐心的继父。
这个假想的维尔洛克是个多情的人，行为****，他多情的天性使他有过不止一次诱奸行为。他经常去法国。约瑟夫·康拉德也是一样，他也去了法国，是去写东西，而就在出门进行这次特别的旅行之前，约茜告诉他说，她已经怀孕了。她的消息让他感到困惑（“在我这样一个经不起大事的年纪”），就好像他的****当中的一个秘密已经透露出来了一样。
短篇小说《维尔洛克》发展成了一个长篇故事，一本恐怖小说，变成了系列情节，扩大到了某种类似长篇小说的规模，并且取名为《特工》，1906年开始在杂志上连载，之后又慢慢发展到了如今这本书的样子。在这本书的发展过程当中，不仅仅书越来越厚，而且变得越来越畸形了。1907年，这个故事作为一本书出版了。书里讲到的情节是，有人阴谋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就在伦敦南部，而且故事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发展来的，那个事件发生在1894年，当时，约瑟夫·康拉德就生活在伦敦，而且在写《阿梅亚的傻话》。约瑟夫·康拉德在《时报》和《晨报导读》上看到了那个故事。评论家对这本书的评价褒贬不一，销售不旺。约瑟夫·康拉德称那本书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失败”。
在故事发展到相当晚的一个时候，一个人物说：“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幕家庭戏剧。”
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在当时，那实际是世界上第一部政治恐怖书，讲到了间谍、阴谋家、老谋深算的警察、杀人犯、爆炸，而且事情就发生在披着很适合这些不良行为发生的阴郁气氛的伦敦，但是，约瑟夫·康拉德竟然在这样一本书里艺术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家庭焦虑：他过度肥胖的妻子和有毛病的孩子，他缺钱，他活动不自如，他在伦敦不愉快，他在英国社会的不习惯，他的流放感，当一个外乡人的内心不安。这本书也是对俄国不良行为的一个描述，而这对约瑟夫·康拉德也容易产生个人的反响。他有理由觉得俄国人是撒旦。
“强调和记住康拉德早年生活中最关键的一些事实是必不可少的，”杰弗雷·梅亚斯在他的传记《约瑟夫·康拉德》中写道，他这是在讲约瑟夫·康拉德永久离开波兰并投身大海的原因。那是1874年，波兰还在俄国的统治之下。“俄国人奴役了他的国家，不准他讲自己的语言，没收了他的遗产，拿他当罪犯看待，杀死了他的父母，还强迫他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