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图佐夫在距多罗戈米洛夫城门六俄里的俯首山下了车，坐在了路边的长凳上。一大群将军聚在他周围。拉斯托普钦伯爵刚好从莫斯科出来，也加入到他们当中。这群精英分成几堆在谈论着阵地的利弊、军队的状况、提出的方案、莫斯科的局势，总而言之，在谈论军事问题。大家都觉得，尽管他们不是被召集来开会的，也没有正式的会议名称，但这就是军事会议。他们一直在讨论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谁讲述或打听私人消息，声音都是很低的，然后马上又转到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上，这些人既没开玩笑，也没纵声大笑，甚至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看来大家都努力使自己的举止与地位相称。每一堆说话的人都尽量离总司令近些（他的凳子是这几堆人的中心），以便使他听到他们谈的话。总司令在听着，偶尔会再问一遍周围说话的人说过的话，但他不参加谈话也不表达任何意见。多数情况下，听完了某一堆人的谈话后，他会面带失望的表情转过脸去，好像他们说的话根本不是他想听的。一些人在谈论所选定的阵地，与其说是在批评阵地本身，还不如说是在批评选择阵地的人脑子不够用；另一些人在证明，失误早已发生，本该在两天前就迎战；第三堆人在谈论萨拉曼卡战斗，一名刚刚到来的、穿着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810讲了战斗的经过。（这名法国人正同一名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一起分析萨拉戈萨811城的被围，他们认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保卫莫斯科。）；第四堆人在听拉斯托普钦伯爵讲话，他说准备同莫斯科民团一起战死在首都城下，然而他还是对没告知他实情而感到遗憾，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情况就会大不相同……第五堆人要展示自己战略设想的深度，他们在谈论部队应往哪个方向开拔；第六堆人说的全是废话。库图佐夫越来越愁容满面，越来越忧心忡忡。从所有的谈话中库图佐夫只看到了一点：这些话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保卫莫斯科从实力上来说已没有丝毫可能性了，也就是说确实没有可能性了，假如一个发疯的总司令下了开战的命令，就会发生混乱，反正仗是无法打的；仗无法打，是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不仅承认这个阵地不行，而且他们只讨论必然要放弃这个阵地之后情形会是怎样。将领怎能把部队带到一个他们认为是不可能作战的战场？下级军官，甚至连士兵（他们也在议论）都承认这儿不可能作战场，所以他们不能怀着必败的心情去打仗。假如贝尼格森坚持要守住这个阵地，而别人还在讨论这个阵地，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毫无意义，如果说它有意义，那也只是挑起争论和施展阴谋诡计的借口。这一点库图佐夫是明白的。
810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克罗萨移居奥地利，参加军职，后来在西班牙一方参加了战争，1812年8月来到俄国。
811 1808年，西班牙城堡萨拉戈萨英勇抵抗法军入侵。围困持续了二个多月，城堡于1809年2月20日沦陷。法国人被迫一点一点拿下城市，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进攻。
贝尼格森选好了阵地后，极力要展示自己的俄罗斯爱国热情（一听到说这些，库图佐夫便不得不皱起眉头），他坚持要保卫莫斯科。库图佐夫对贝尼格森的目的一清二楚：假如坚守失败，责任就推到库图佐夫身上，因为是他命令部队不战而退到麻雀山；而一旦成功，功劳就是他的；假如他的建议遭到拒绝，他就为自己洗清了放弃莫斯科的责任。但现在库图佐夫已不去考虑这个阴谋算计了。他正在考虑另一个可怕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没听到任何人给过答案。现在他一心想着的问题是：“难道是我把拿破仑放进了莫斯科？我是什么时候这样做的？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难道是昨天我向普拉托夫下达撤退的命令时？还是前天晚上我在打瞌睡而让贝尼格森指挥军队时？抑或是更早？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决定了这样可怕的事情？莫斯科就应该放弃、部队就应该撤退，这个命令就应该下达”。他觉得下达这个命令就等于放弃军队的指挥权。然而他喜欢权力、习惯用权（他曾在土耳其当过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的部下，公爵受到的敬重令他羡慕不已），他坚信，他注定要担负起拯救俄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违背皇上旨意的情况下，按照人民的意愿被选为总司令。他深信，在这种危难时刻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统帅军队，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毫不畏惧地把不可战胜的拿破仑当作自己的敌人；他一想到将要下达的命令便不寒而栗。但该下决心了，该中止周围的那些谈论了，那些谈论已变得过分随便起来。
他把几位职务高的将军叫到身边。
“不管我的头脑好用还是不好用，现在只能指望它了812。”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骑马向菲利赶去，他的马车停在那儿。
812原文系法文。
四
下午两点钟，在农民安德烈·萨瓦斯齐扬诺夫家最好的一间宽敞的木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这个农家的一大家人，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挤到了过道对面的黑屋813里。只有安德烈的一个六岁小孙女玛拉莎待在大屋的火炕上，公爵殿下最喜爱她，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玛拉莎从火炕上羞怯而又兴奋地看着一个接一个进来，在圣像下面上座的宽凳上坐下来的将军们，瞧着他们的面孔、军服和十字勋章。而老爷爷，玛拉莎在心是这样称呼库图佐夫的，独自坐在火炕后面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整个身体都陷进折椅里，不断呼哧呼哧地喘气，把已经敞开的礼服领子抻直，好像领子紧得让他难受。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都往元帅跟前去一下，他跟一些人握握手，对一些人点点头。副官凯萨罗夫本想把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拉开，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向他摆了摆手，凯萨罗夫明白了，公爵殿下不希望人们看见他的脸。
813以前俄国农村有一些没有烟囱的农舍，生火时烟会弥漫整个房间，再从出烟孔排出。
农民家的杉木桌子上摆满了地图、计划、铅笔、纸张，桌子旁围的人太多了，勤务兵不得不再搬来一张凳子放在桌边。叶尔莫洛夫、凯萨罗夫和托尔在这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在圣像正下方的上座上坐的是巴克莱·德·托利，他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苍白的脸上显着病容，高高的前额与谢了顶的秃头连在一起。从昨天开始他就得了疟疾，此时他浑身发冷、酸痛。与他并排坐的是乌瓦罗夫，他正小声（当时大家都这样说话）对巴克莱说着什么，飞快地打着手势。又矮又胖的多赫图罗夫眉毛上扬，双手重叠放在肚子上，他在侧耳倾听。另一面坐的是奥斯捷尔曼－托尔斯泰伯爵，他宽脸盘，五官英俊、双目炯炯有神，他把头拄在一只手上，似乎在想心事。拉耶夫斯基面带急不可耐的表情，习惯地把鬓角的黑发向前卷着，他时而看看库图佐夫，时而看看门口。科诺夫尼岑那刚毅、秀气、和善的脸上露出温柔而机敏的微笑。他遇到玛拉莎的目光，便对她挤眉弄眼，逗得小姑娘忍不住笑起来。
大家都在等贝尼格森，他借口再巡视一遍阵地，其实是在享用美味午餐。大家从四点等到六点，这段时间没有开会，都在小声地谈论别的。
贝尼格森一进屋，库图佐夫就从他坐的角落向桌子挪了挪，但还是没让桌子上的蜡烛照到他的脸。
贝尼格森提出一个问题，会议就开始了。这个问题是：“是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还是坚守莫斯科？”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所有人都眉头紧皱，在寂静中只听到库图佐夫气呼呼的喘息和咳嗽声。所有的目光都对着他。玛拉莎也看着老爷爷。她离他最近，看到他的脸皱皱起来好像要哭的样子。但这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俄国神圣的古都！”他突然用气哼哼的语调把贝尼格森的话重复了一遍，以此戳穿这句话是多么虚伪。“大人，恕我直言，这个问题对俄国人来说毫无意义。（他把笨重的身体向前移了移）这个问题是不应该提的，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请诸位先生来这里是要探讨军事问题。这个问题是：‘俄国只能靠军队拯救。冒着失去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去迎战，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哪个更划算？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向后一抑，靠在了椅背上。）
辩论开始了。贝尼格森并不认为这局棋输定了。他虽然接受巴克莱等人的意见，认为不可能在菲利城下进行防御战，但他满怀俄罗斯的爱国主义和对莫斯科的热爱，建议在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然后第二天攻击法军的右翼。这时意见产生了分歧。大家围绕着这个提议的利弊得失进行了争论。叶尔莫洛夫、多赫图罗夫和拉耶夫斯基同意贝尼格森的意见。这些将军们或许是觉得在放弃莫斯科前必须做出些牺牲，或许出于个人考虑，他们好像并不理解，这次会议已无法改变不可逆转的事态的进程，其实莫斯科已经被放弃了。其余的将军明白这一点，于是把莫斯科的问题撇到一边，只讨论部队应该朝哪个方向撤退。玛拉莎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她对这次会议的意义做了不同的理解。她认为这是“老爷爷”和“长衣襟”之间的个人争斗，她把贝尼格森称为“长衣襟”。她看到，他们在说话时都怒气冲冲，她从心里是站在老爷爷一边的。她发现老爷爷在谈话当中对贝尼格森飞快地使了个调皮的眼色，随后让她很高兴的是，看见老爷爷对长衣襟说了什么，就把他制住了。贝尼格森突然面红耳赤，生气地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让贝尼格森如此激动的话，是库图佐夫分析了对方所提建议，即他提出的夜间把部队从右翼调到左翼来进攻法军右翼的利和弊，平心静气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诸位，”库图佐夫说：“我不敢苟同伯爵的计划。在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调动军队一般来说是很危险的，军事史也证实了这一观点。比如说……（库图佐夫好像陷入了沉思，在寻找例证，他用明亮而天真的目光注视着贝尼格森）就拿弗里德兰战役814来说吧，我想伯爵肯定记忆犹新，那……不完全成功，就是因为我军是在与敌军非常近的距离重新部署……”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但大家都觉得好漫长。
814弗里德兰战役1807年6月发生于东普鲁士，俄军司令本尼格森阵地选择不当，为拿破仑所利用，结果俄军大败。
辩论又开始了，但经常中断，大家再也无话可说了。
在一次这样的谈话间歇，库图佐夫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要说话。于是大家都朝他看去。
“好吧，诸位！那么就由我来承担后果吧815。”他说着，慢慢起身，向桌子走去。“诸位，我听了你们的意见，一些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他停了一下）凭皇上和祖国赋予我的权力宣布，我命令撤退。”
815原文系法文。
随后，将军们像葬礼结束那样，神情庄重、默默无语、小心翼翼地开始散去。
几个将军低声地、用与开会时说话完全不同的语调对总司令说了些什么。
家人早在等着玛拉莎去吃饭，这时她的两只光脚丫踩着火炕的高板床，屁股朝外小心地爬下来，她在将军们的腿中间左挤右挤，很快溜出门外。
库图佐夫让将军们离开之后，自己拄着桌子坐了很久，他还在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是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这是谁的过错？”
“这一点，这一点是我没料到的，”他对深夜进来找他的副官施奈德说，“这一点我没料到！这一点我没想到啊！”
“您该休息了，殿下。”施奈德说。
“绝对不行！他们得像土耳其人一样吃马肉，”库图佐夫没有搭施奈德的腔，他那肉鼓鼓的拳头捶着桌子，大声喊道：“他们也会有如此的下场，只要……”
五
当时，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这个比军队不战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中，拉斯托普钦采取的是与库图佐夫完全相反的做法，我们都认为他是这个事件的领导者。
放弃并烧毁莫斯科不可避免，就像波罗金诺会战后军队不战而退离莫斯科以外一样。
每个俄罗斯人，不必以逻辑推理为根据，仅凭我们和我们祖先内心的感情出发，就可以预料到所要发生的一切。
从斯摩棱斯克开始，俄国所有的城市和村庄，即便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那里也发生了。人们漠然地等待敌人的到来，没有骚动，没有惶恐，更没有把谁撕成碎片，人们若无其事地等待敌人的到来，若无其事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他们有能力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出路。敌人即将到来时，最富有的一部分居民就抛下财产，独自离开了；而穷人则留了下来，把剩下的东西烧掉、毁坏。
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种意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罗斯人心中，尤其是比预感到莫斯科将被敌人占领更深深地存在于一八一二年俄国莫斯科上流社会人们的心中。有些人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搬出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人们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抛下房屋和一半家产，仅带了些便于携带的东西离开，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热情这样做的，这种爱国热情既不是以华丽的辞藻、也不是以献子救国等不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国热情的表达是不知不觉的、无意的、本能的，因此它总能造成最震撼人心的结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会离开莫斯科，”有人这样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宣传，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担个懦夫的骂名，羞于离开首都，然而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们为什么离开？不要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国家的恐怖行动吓坏了他们。离开的都是些文化人，尤其第一批离开的是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当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时，当地居民与那些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俄国男人，尤其是女士们对那些魅力无穷的法国人也是崇拜有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