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是什么？”他想，“爱是不让人死。爱就是生。一切，一切我都理解，我理解只是因为我爱。一切都存在，一切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爱。一切都通过只爱联系起来。爱是上帝，而死则意味着我这个爱的微粒要回到共同的永恒的源头去。”这些想法在他看来是让人感到安慰的。但这仅仅是一些想法而已。其中缺少某种东西，某种偏重于个人的、理性的东西——没有明确的东西。有的只是不安和迷惘。他睡着了。
他梦见他就躺在现实中他躺着的那个房间里，但是没有受伤，而是十分健康。许多各种各样的人物，微不足道的、漠不关心的人物，出现在安德烈公爵面前。他和他们交谈，争论着某个不必要的问题。他们打算到某个地方去。安德烈公爵模糊地记起，这一切都微不足道，而他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却仍然说着一些让大家感到惊奇的空洞的俏皮话。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所有这些人开始消失，一切都被与关门有关的问题取代了。他站起来，朝门走去，想插上门闩并把门它锁上。一切都取决于他能不能来得及锁上门。他朝门走，急着赶过去，可他的两条腿却迈不动，于是他知道来不及锁上门了，但仍然拼命使出全身的力气。于是折磨人的恐惧向他袭来。这种恐惧也就是死亡的恐惧：它就站在门外。但是在他软弱无力而又笨拙地爬向门口的时候，这种可怕的东西已经从外面使劲地压过来，就要破门而入。那种非人的东西——死——要破门而入了，要挡住它。他抓住门，集中最后的力量——锁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哪怕顶住它也好；但是他的力量微弱、动作笨拙，被那个可怕的东西推过来的门打开了，然后又关上。
它又从外面推，最后的超自然的努力也无济于事，于是两扇门都无声地打开了。它走进来，而它就是死亡。于是安德烈公爵死了。
就在他死去的那一瞬间，安德烈公爵想起来他是在睡觉，于是他就在死的那一瞬间挣扎了一下，然后醒了过来。
“是啊，这就是死亡。我死了——我就醒了。是啊，死亡就是觉醒！”突然他心里豁然开朗，此前一直遮掩着未知世界的帏幕在他心灵的目光前揭开了。他似乎感觉到，他身上从前被束缚的力量获得了解放，有一种特别的轻松感，这种感觉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当他浑身冷汗地醒来并且在沙发上微微地动了动的时候，娜塔莎走到他跟前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她，就像不明白她说什么似的用奇异的目光看着她。
这就是玛丽娅公爵小姐来的前两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从这天起，正如医生所说，消耗体力的寒热病的状况恶化，可娜塔莎并未在意医生所说的话：因为她看到了这些可怕的、在她看来更加确信无疑的精神上的征兆。
从这天起，对安德烈公爵来说在梦醒的同时也开始了生命的觉醒。相对于整个一生来说，他觉得它来得并不比梦醒相对于睡梦来说更慢。
在这种相对缓慢的觉醒中，没有任何可怕的、激烈的东西。
他最后的日子和时刻过得过得平淡而简单。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她们没有哭，没有发抖，她们自己觉得最后的日子里已经不是在看护他（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离她们而去），而是在看护对他的最亲切的回忆——他的躯体。两个人的感觉如此强烈，死亡那外在的可怕的一面对她们已经产生不了影响，她们也认为没有必要去触动自己的伤痛。她们在他面前没有哭，在他背后也没有哭，而且两个人彼此之间从不谈论他。她们感到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她们理解的东西。
她们两个人都看到，他越来越深地、缓慢平静地离开她们，下沉到什么地方去了，两个人也知道想必就该这样，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给他举行了忏悔仪式和领圣餐礼；大家都来和他告别。当把儿子领到他面前时，他用嘴唇贴了贴他，然后就转过脸去，不是因为他感到难过和伤心（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明白这一点），而只是因为他认为对他的要求就是这些了；当人们让他为儿子祝福的时候，他也照要求做了，还回头看了一下，似乎在问，是否还需要做别的事情。
当灵魂就要离开躯体、躯体出现最后的颤抖时，玛丽娅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场。
“都结束了？！”玛丽娅公爵小姐在他的躯体已经好几分钟一动不动地、慢慢变冷地躺在她们面前的时候说。娜塔莎走到他跟前，看了看已经毫无生气的眼睛，急忙把它们合上。她合上它们，但是没有去吻它们，而是把身体贴在那个成为对他的最亲切的回忆的躯体上。
“他到哪里去了？他现在在哪儿？……”
当洗干净的遗体穿好衣服安放在桌子上的棺材里的时候，大家都过来告别，所有的人都哭了。
尼古卢什卡在哭，一种痛苦的困惑撕裂了他的心。公爵夫人和索妮娅在哭，他们怜惜娜塔莎，因为他已不在人世。老公爵在哭，感到自己也很快就会面临这可怕的一步。
娜塔莎和玛丽娅公爵小姐现在也在哭，但是她们不是因个人的伤痛而哭；她们哭，是因为意识到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死亡的奥秘简单和庄严而产生的那种虔敬的感情充盈着她们内心。
§§§第二部
一
人的智力难以理解各种现象发生的全部原因。然而寻找各种原因的需求却又深入人的内心。于是人的智力在还没有弄清产生各种现象的条件为数众多而又复杂、其中每一个单独拿来都可以看作是原因的情况下，抓住最先看到的、最容易理解的近似条件并且说：这就是原因。在历史事件中（那里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行动），最先被看作近似条件的是神的意志，然后才是那些居于最显要的历史地位的人的意志——历史英雄的意志。但是只要深入了解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实质，也就是参与事件的所有人的活动，那么就会相信，历史英雄的意志不仅仅不能支配群众的行动，而且其自身也常常是被支配的。似乎不管怎样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都一样。但是，在那些认为西方各国人民向东方进军是因为拿破仑想这样做的人与那些认为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必定要发生的人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就如同那些断定地球稳固地纹丝不动地停在某处而行星绕着它转的人们与那些认为他们虽然不知道地球靠什么支撑、但是他们知道存在着操纵着它以及行星的运动的规律1053的人们之间的差别。除了各种原因这个唯一的原因外，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但是存在着一些支配事件的规律，其中一些是未知的，一些是被我们逐渐摸索到的。只有当我们完全摒弃在某一个人的意志中寻找原因的时候，才能够揭示这些规律，就像只有人们放弃地球固定不动的看法才能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一样。
1053托尔斯泰指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还存在着的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玫的地心说，另外一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托尔斯泰在《尾声》当中写了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
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波罗金诺会战、敌军占领莫斯科、莫斯科被烧毁以后，一八一二年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俄军从梁赞大道向卡卢加大道和塔鲁季诺营地1054运动，即所谓的朝红帕赫拉1055方向的侧敌行军。历史学家们把想出这个绝妙招数的荣耀归到不同的人的名下并且争论它到底该属于谁1056。甚至国外的历史学家，甚至法国的历史学家在谈到这一侧敌行军时也承认俄国统帅高明。可是为什么那些军事作家及其所有追随者都认为这次侧敌行军是某一个人深思熟虑的、挽救俄国而击溃拿破仑的创举——这实在令人费解。第一，难以理解这次侧进的深谋远虑和高明在于何处；因为要想猜想到一支军队的最佳位置（当它未受到攻击时）就是在粮草更多的地方——这无需太动脑筋。每一个人，甚至一个十三岁的笨孩子也不难想到，俄军在1812年放弃莫斯科以后最有利的位置就在卡卢加大道。因此，令人不解的是，第一，历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推理方法在这次行动中看到了深谋远虑的东西。第二，更难以理解的是，历史学家们何以看到这次行动对俄国人来说是拯救性的，而对法国人来说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次侧敌行军若在此前、同时和此后发生了其他情况，那么就可能对俄军来说是毁灭性的，而对法军来说是拯救性的。即便自从这次行军完成以后俄国军队的处境开始改善，那么无论如何从中也得不出结论说，这次行动是其中的原因。
1054塔鲁季诺是卡卢加省茹科夫卡区的一个村镇，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塔鲁季诺附近设有塔鲁季诺营地。在放弃莫斯科以后，9－10月俄国军队集结在这个营地准备进攻，10月中旬在塔鲁季诺以北俄国军队给拿破仑的先头部队以重创。——译者注
1055红帕赫拉位于莫斯科河的支流帕赫拉河河岸，属莫斯科省。——译者注
1056叶尔莫洛夫认为侧进的想法是贝尼格森提出来的；波戈丹诺维奇则认为可能是托尔提出的。苏联历史学家认为侧进的计划是库图佐夫亲自制定的。
这次侧敌行军如果不是与其他一些情况巧合，那么不但带不来任何好处，可能还会毁了俄国军队。要是莫斯科没有烧毁，要是缪拉没有失去俄军行踪的确切消息1057，要是拿破仑不是按兵不动，要是按照贝尼格森和巴克莱的建议俄军在红帕赫拉附近打一仗，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军在俄军渡过帕赫拉河以后法军发起进攻，会怎么样呢？如果拿破仑后来在行至塔鲁季诺的时候，哪怕用他在斯摩棱斯克进攻时的十分之一的兵力攻打俄国军队，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法国人进军彼得堡，会怎么样呢？……在所有这些假设成立的情况下，侧敌行军的拯救性就会变为毁灭性。
1057库图佐夫离开莫斯科后，先沿梁赞大道退却，1812年9月5日转移到图拉大道，只留下两个哥萨克军团继续沿着梁赞大道撤退，这种给人以假象的机动未被缪拉察觉，拿破仑到了九月中旬才确切知道俄国军队的位置。缪拉（1767-1815），法国军事家，拿破仑一世的元帅（1804年起）。在1812年对俄国的远征中，缪拉指挥一个骑兵军进行前卫作战。拿破仑溃败之后，他负责指挥被拿破仑抛弃的法军残余部队。——译者注
第三，也是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研究历史的人们故意不愿意承认，这次侧敌行军不应该归功于任何个人，从未有人对它有所预见，这次行动就像在菲利1058的撤退一样，事实上从未有人想象出它的全貌，而是一步一步地、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地、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地由无数各类条件促合而成的必然结果，只有当它已经完成并成为过去的时候才完完全全地呈现出来。
1058菲利是当时莫斯科南面的一个小镇，1812年9月俄军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库图佐夫作出了放弃莫斯科的决定。当时召开军事会议的房舍于1868年被烧毁，1887年重新修建，从1962年起成为波罗金诺会战博物馆的分馆。——译者注
在菲利的军事会议上，俄军将领大多认为理当直接向后撤退，即沿着下城大路向后撤。对此以下事实可以为证，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持这种想法，而最重要的则是会后总司令与主管军需食品的兰斯科依1059之间的那场著名的谈话。兰斯科依向总司令报告说，军队给养主要集中在奥卡河沿岸的图拉省和卡卢加省，如果朝下城方向撤退，那么储备的军需品与部队之间将会被宽阔的奥卡河隔断，而初冬时要运送过河是不可能的。这是表明必须放弃原先认为的自然要直接朝下城撤退的想法的第一个征兆。于是军队就取道下城以南，沿着梁赞大道行进，这样就更接近军需储备。后来，不知俄军行踪的法军的按兵不动、对保护图拉兵工厂的考虑、更主要的是靠近自己的军需储备地的好处促使部队更向南面、向图拉大道偏移。在不顾一切地渡过帕赫拉河走上图拉大道以后，俄国军队的将领们想要在波多利斯克停下来1060，没有想过要在塔鲁季诺构筑阵地；但是众多的情况、先前不知俄军踪迹的法国军队的再次出现、作战计划，而重要的还是卡卢加的军需品充足，促使我军进一步向南偏移，取军需品运送路线的中间道路，从图拉大道走上卡卢加大道，前往塔鲁季诺。就像无法回答何时放弃莫斯科这个问题一样，也无法回答何时何人决定转移到塔鲁季诺这个问题。直到部队在不同力量的作用下到达塔鲁季诺以后，那时人们才开始让自己相信他们本来就想这样做，并且早就预见到了。
1059瓦·谢·兰斯科依（1754－1831），参政员，1812年战争中主管俄国军队的军需食品部门。
1060库图佐夫的部队曾于9月8－9日以波多利斯克为中心构筑防御阵地，最初打算在这里进行一场战斗。
二
这场著名的侧敌行军只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俄国军队沿着与法军进攻相反的方向径直向后撤退，而当法国人的进攻停止以后，就偏离最初采取的径直后退的方向，见到后面没有追击，自然就朝着充足的给养吸引着它的方向前进了。
假设俄国军队不是由英明的统帅来指挥，而仅仅是一支没有指挥官的队伍，那么这支队伍除了从给养较多和物产丰富的地区以弧形路线向莫斯科迂回以外，不会有别的做法。
俄军从下城大道向梁赞大道、图拉大道、卡卢加大道转移是十分自然的事，就连俄国军队的兵痞们都朝着这个方向逃跑，而且彼得堡1061也要求库图佐夫率领部队朝这个方向转移。在塔鲁季诺库图佐夫收到了皇上的一封近乎申斥的信函，责备他把部队带上梁赞大道，指令他转移到卡卢加对面的阵地，而收到皇上的信时他已经到了那里。
1061俄军还停驻在红帕赫拉的时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使——侍从武官上校切尔内绍夫就于1812年9月7日给库图佐夫送来了彼得堡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实质在于让目前进行侧敌行军的俄国军队转入攻势。
俄国军队这个沿着整个战争和波罗金诺战役期间对它产生的推动力的方向滚动的球体，在这种推动力已经消失而又没有获得新的推动力时，就停在它理当停下的位置上。
库图佐夫的功绩不在于他采取了所谓的某种天才的战略机动，而在于只有他一个人懂得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当时就已经懂得法军无所作为的意义，只有他一个人一直断言波罗金诺战役是一场胜利；只有他一个人——那个以自己总司令的身份似乎应该倡议发起进攻的人——然而却只有他一个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阻止俄军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