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的历史学家们给我们描述了他向塔鲁季诺和小雅罗斯拉韦茨的巧妙的侧敌机动，还推测如果拿破仑能够进入富庶的南方各省将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但是且不说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拿破仑进入南方各省（因为俄军给他让开了路），历史学家们忘记了一点，即拿破仑的军队无论怎样都无法挽救，因为当时它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必然灭亡的条件。这只军队在莫斯科找到了丰富的粮草却没有保住它，而是任意糟踏于脚下，这只军队到了斯摩棱斯克不是征集粮草而是大肆抢劫，为什么这只军队到了卡卢加省就能够恢复元气呢？要知道这里像莫斯科一样居住着俄国人，火同样可以烧毁可以点燃的东西。
法军无论在哪里都无法恢复元气了。从波罗金诺会战和劫掠莫斯科起，它自身就已经具备了腐败的化学条件。
这只溃不成军的部队的人们和自己的头领们一起逃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跑，都只有一个愿望（拿破仑和每个士兵）：个人尽快摆脱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地，这种处境虽然还不甚清晰，但是他们人人都意识到了。
正因为如此，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会议上，当将军们装模作样发表各种意见商讨问题时，朴直忠厚的穆通1105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说现在应该尽快撤离，这个最后意见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任何人，甚至拿破仑都说不出话来反对这个大家都意识到了的真理。
1105即巴泰米勒将军（1779－1816），库图佐夫称其为穆通。
虽然大家都意识到应该撤离，却仍羞于承认应当逃跑。于是就需要外部的推动力来克服这种羞耻感。于是这种推动力便在需要的时候出现了。这就是法国人所谓的皇帝的乌拉1106。
1106俄国士兵冲锋时常常喊“皇帝，乌拉！”
会后的第二天清晨，拿破仑佯装想巡视军队以及过去和未来的战场，带着元帅们和卫队骑着马在部队驻地的中间走。在附近翻寻战利品的哥萨克们碰到了皇帝本人，还差点把他抓住。如果说哥萨克们这次没有捉住拿破仑，那么救了他、也是毁了法军的东西就是战利品，无论是在塔鲁季诺还是在这里，哥萨克总是扔下人而扑向战利品。他们没有注意到拿破仑而是扑向战利品，于是拿破仑得以脱身。
这些顿河之子们居然在军队中间差点捉住皇帝本人，这显然说明，除了沿着最近的、最熟悉的道路尽快逃走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拿破仑已经四十岁，大腹便便，在自己身上已经感觉不到从前的那种灵活和勇敢，他明白这其中的含义。由于受到了哥萨克人的惊吓，他立刻同意穆通的意见，并且像历史学家们说的那样，下达了向斯摩棱斯克大道后退的命令。
拿破仑同意穆通的意见以及军队向后撤退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但是说明影响全军、促使它沿莫扎伊斯克大道行进的力量，也同时影响了拿破仑。
十九
一个人在行走时，他总是给自己想出这样行走的目的。为了走上一千俄里，人就必定会想在一千俄里之外有某种好东西。为了获得行走的力量，就需要想象前面就是期望中的乐土。
法国人在进攻时期望的乐土就是莫斯科，而在撤退时的乐土则是祖国。但是祖国太遥远，而对于要走一千俄里的人，一定要忘掉最终的目的并对自己说：“今天我走四十俄里就能到休息和过夜的地方”，于是在第一天的行程中这个休息地就掩盖了最终目的，并且把所有的意志和希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在个别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图往往会在众人中扩散开来。
对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撤退的法国人来说，祖国这一终极目的地过于遥远，而最近的目的地就是斯摩棱斯克，于是去那里的愿望和希望在人群中成倍增长。并不是因为人们知道斯摩棱斯克有许多粮草和生力军，也不是因为对他们说了这些（恰恰相反，军队高级将领以及拿破仑本人都知道，那里粮草很少），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他们行进和忍受目前的艰难困苦的力量。他们当中无论是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的人，都在欺骗自己，像奔向乐土一样奔向斯摩棱斯克。
走上大道后，法军以惊人的力量和闻所未闻的速度向自己臆想中的目的地奔去。除了共同的意图把这群法国人集结为一个整体并赋予他们某些力量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这个原因就是他们人数众多。正如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一样，他们组成的这个庞大的群体把单个的人像原子那样都吸引过来。他们这个十万人的群体像整个国家那样向前移动着。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愿望——当俘虏，摆脱一切恐惧和不幸。但是，一方面，以斯摩棱斯克为目的地的共同意图生发出来的力量吸引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行进。另一方面——一个军不能向一个连投降，尽管法国人利用一切方便的机会相互脱离，一有什么微不足道的借口就投降，但是这样的借口并不常有。他们本身的数量和密集快速的运动使他们丧失了这种可能性，也使俄国人不仅很难，而且不可能阻止这种运动，因为数目众多的法国人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这上面。物体的机械断裂不可能超过一定限度地加速正在发生的腐败的过程。
一个雪团不可能瞬间融化。存在着一个时间限度，此前任何加温的努力都不能使其融化。相反，温度越高，残留的雪就越坚固。
俄国将领中，除了库图佐夫以外谁也不明白这一点。当法军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道方向逃跑一事得到证实以后，就出现了科诺夫尼岑十月十一日夜里预见到的那种情形。部队中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想立功，想去切断、拦截、俘虏和歼灭法军，于是所有人都要求进攻。
只有库图佐夫一个人把自己全部力量（每一个总司令这样的力量都很小）都用在了反对进攻上。
他不能对他们说我们现在说的那些话：何必再交战，何必去堵路，何必再损失自己人，何必惨无人道地去屠杀那些不幸的人们呢？既然从莫斯科到维亚济马没有打仗这只军队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何必再打呢？但是他以其老年人的智慧对他们说了些他们能理解的话，他对他们说关于金桥1107的道理，可是他们都嘲笑他，诽谤他，大发脾气，在已经被打死的野兽面前大显威风。
1107金桥是法国俗语，愿意为赠送某人以重金使其做某事，这里有给敌军让路的意思。据说这是库图佐夫喜爱的字眼。
在维亚济马附近，叶尔莫洛夫、米洛拉多维奇、普拉托夫以及其他人与法军离得很近，便无法遏制要切断和歼灭两个法军军团的愿望。他们给库图佐夫送来一封告知自己意图的信，可是信封里放的不是报告而是一张白纸。
不管库图佐夫怎样尽力阻止军队行动，我们的军队还是发起了进攻，竭力阻截法军的退路。据说，几个步兵团奏着乐、敲着鼓发动进攻，打死了几千人，自己也损失了几千人。
但是说到切断，没有任何人被切断后路和歼灭。法国军队遇到危险凝集得更加紧密，虽然人数在不断减少，但继续走着那条通往斯摩棱斯克的灭亡之路。
§§§第三部
一
波罗金诺会战以及紧随其后的莫斯科的被占领和法国人的不战而逃，是最值得借鉴的历史现象之一。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赞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外事活动在他们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时是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军事上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和民族政治力量的增强或者减弱。
史书常常记载，某某国王或者皇帝与另外一个国王或者皇帝发生争吵后，召集部队同仇敌的军队作战，他获得了胜利，打死三千人、五千人或者一万人，从而征服了那个国家和拥有几百万人的整个民族，不管这种记载多么奇怪，不管为什么只占一个民族百分之一的力量的军队战败会迫使这个民族屈服是多么不可理解，但是所有历史事实（据我们所知）都证明以下说法是正确的，即一个民族的军队对抗另一个民族的军队取得的或大或小的胜利，是这些民族力量增强或者消减的原因，或者至少也是重要的标志。军队赢得了胜利，战胜民族的权利立刻增加，而战败者的权利则受到损害。军队打了败仗，这个民族根据失败的程度会丧失一些权利，而在军队彻底战败的情况下，就完全被征服了。
从远古直至现代向来如此（据史书记载）。拿破仑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这一法则的明证。根据奥地利军队战败的程度，奥地利失去了一些权利，法国则增加了一些权利和力量。而法国人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附近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丧失了独立。
但是一八一二年突然发生了变化，法国人在莫斯科近郊取得胜利，占领了莫斯科，此后在没有再战的情况下并非俄罗斯不复存在，不复存在的是拿破仑的六十万大军，然后是拿破仑的法国。硬给历史规则拼凑事实，说波罗金诺战场仍在俄国人手中，说莫斯科被占后又打了几场毁灭拿破仑军队的战斗，这是不行的。
在法国人取得波罗金诺会战的胜利后，不仅没打过一次重大战役，就连一次多少有点意义的战斗也没打过，可是法军却不复存在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如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现象并不具有历史意义（这是当某事不符合历史学家们的评价尺度时他们摆脱困境的手段）；如果涉及的是只有少量部队参与的短暂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现象看作是例外；但是这一事件发生在我们父辈眼前，对他们而言要解决的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这场战争是所有著名战争中最伟大的战争……
一八一二年战争中，从波罗金诺会战至法国人被驱逐出境这一时期表明，打赢一场战役不仅不是征服他人的理由，甚至也不是征服他人的固定标志；表明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力量并不在征服者那里，甚至不在各个军队和各场战役中，而在别的什么东西上。
法国历史学家在记述法军撤离莫斯科前的状况时断言，这支伟大的军队一切都完好无损，只有骑兵、炮兵和辎重车辆例外，因为他们没有粮草喂马和牛。这个灾难是无法解决的，因为郊区的农夫们烧掉自己的干草，不给法国人。
打赢了一场战役却没有带来常见的结果，因为在法国人撤离后赶着大车进入莫斯科劫掠城市、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个人的英雄气概的农夫卡尔普和弗拉斯以及无以计数的这样的农民，并没有把干草运到莫斯科卖许诺给他们的好价钱，而是把它烧掉了。
我们设想有这样两个人，他们按照剑术的全部规则进行决斗：击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突然其中一个对手觉得自己受了伤——他明白伤得不轻，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丢开剑，顺手抄起身边的大棒子挥舞起来。我们再设想，这个对手为了达到了目的理智地使用了最好最简单的手段，与此同时，他受骑士传统的影响想要掩盖事情的实质，坚持说他是按照剑术的所有规则在击剑中取得胜利的。可以想象，如果如此描述这场决斗的过程是多么混乱和含糊不清。
要求按照剑术规则进行决斗的剑客就是法国人，扔下剑而拿起大棒子的对手是俄国人，极力按照剑术规则来解释这一切的，则是记述该事件的历史学家们。
从斯摩棱斯克发生大火时起，一场不符合任何以往战争传统的战争就开始了。焚烧城市和乡村，交战后退却，波罗金诺给予沉重一击后又撤退，放弃和烧毁莫斯科，抓捕抢劫者，阻截各种运输工具，开展游击战——所有这些都不符合规则。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以击剑者的正确姿态停留在莫斯科，看到悬在他头上的是大棒而不是对手的剑，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停地抱怨库图佐夫和亚历山大皇帝，说战争违背了一切规则（似乎存在着一些杀人的规则似的）。尽管法国人抱怨不遵守规则，尽管俄国高层人士不知为何觉得用大棒打仗可耻，想按照一切规则摆好第四种姿势、第三种姿势，以第一种姿势做出巧妙的攻击等等——但是人民战争的大棒以其令人生畏而又威严的力量举了起来，不过问任何人的喜好和规则，虽然粗鲁简单，但却目标明确、毫无顾忌地举起来、落下去，痛打法国人，直到法国人停止侵略为止。
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它没有像法国人在一八一三年那样按照所有规则行过礼、掉转剑柄后优雅虔敬地把剑递给宽厚仁慈的胜利者；这个民族是幸运的，它在经受考验的时刻不管别人在类似情形下如何按照规则行事，都不假思索而又敏捷地顺手抄起大棒，用这根大棒痛打，直到心中的屈辱和复仇的感情被蔑视和怜悯所取代。
二
以分散的兵员对抗挤成一团的兵员，是对所谓的战争规则的最明显、最有利的一种背离。这类行动常常在具有人民性质的战争中表现出来。这些行动的方式不是一群人对抗一群人，而是分散开，单独出击，遭到大部队进攻就立刻逃跑，然后有机会时再出击。西班牙的游击队员这样做过1108，高加索的山民这样做过，俄国人在一八一二年也这样做了。
1108西班牙游击队员曾经于1808－1814年采用游击战方法反对拿破仑的军队，当时的俄国报刊常常提及他们的爱国主义运动。
人们把这类战争称为游击战争，并且以为这样称呼就说明了它的意义。但是，这类战争不仅不符合任何规则，而且还与众所周知的、公认为绝对正确的战术原则直接对立。这种原则规定，进攻者应该集中自己的部队，以便在交战时兵力强于对手。
游击战争（历史证明，它常常能够获胜）与这种原则直接对立。
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军事科学把军队的力量与其人数等同起来。军事科学认为，军队人数越多，力量就越大。权力通常掌握在人数较多的军队手里。
军事科学持有这种观点，就类似于那种只考察力与其质量的关系的力学，会认为各种力量之间相等或者不等是因为它们的质量相等或者不等。
力（运动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所得之积。1109
1109这里指的是牛顿于1687年发现的第二定律。
在军事上，军队的力量也是质量乘以某种东西、某一未知数X所得积。
军事科学看到历史上有无数军队人数与力量不相符的例子，看到一些小部队战胜大部队的事实，便含糊地承认存在这种未知的乘数，并且竭力要么在军队布阵的几何图形中、要么在武器装备中、要么在——最常见的做法——统帅们的天才中寻找。但是带入乘数的所有这些值，都没有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果。
其实，只要摒弃那种为讨好英雄们而对最高当局在战争期间下达的指令的效力所持的固定的虚伪看法，就能找到这个未知数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