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郁的表哥李佳毅和我分在同一个系念书。他猜测因为已经到了十二月，政委在这一年家中并无大事，没怎么回石家庄，要是再不抓紧请几个星期假的话，那这一年的探亲假期就白白废掉了。十二月一日，政委对我们最后一次点名后就钻进送他回去的军车。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在科防院突然出现，但如果他的归来算是宣判一些学生死期将近的话，我们则像几个乐观的癌症晚期病人，享受着为数不多的明媚阳光。
星期一，十二月三日，我们宿舍有三人出了早操，剩下的三人还在睡梦中便被查房的队长逮到。
我说肚子痛，“疼得要死，从得天晚上一直疼到现在。”
“我发烧了，队长。”李佳毅睡眼惺忪地说。
“你呢？”队长过去拍了拍依然沉睡的黄教授，“没看见我进来？”
“外面冷啊，队长，我没睡好。”这是个不给面子的理由。
“我不管了，”年轻的队长将三人不能出操的原因记在本子上，“还是等政委回来看他怎么说吧。”
“我是真发烧了，队长。”李佳毅从床上坐起来叫道。但这没能挽留住队长出去的脚步。
星期二，只有小武一个人出了早操，五个人心安地睡着。编五个各不相同的理由不算容易。我们说，大家被宿舍散播的流感病毒击挎了。
“真巧啊，”队长感慨道，“政委一走人人都病了。”
“想政委想的。”黄教授眼都没睁就凑了一句。
队长依旧记在本上，绝望地挥了挥手。三个月前他刚刚从军队退伍，在科防院实习。据说他若管理不佳会被政委扫地出门的。
由于臆想中的流行性感冒，我们躺在床上偷看了十二集连放的电视剧。星期二，起床哨一响，小武在下铺穿起了军服。虽然他和大家一样，也不喜欢这里的制度，但是他不会犯错，就是这么简单。
“小武？”李佳毅叫他，“你没发烧吗？”
“没呀，”他穿上皮鞋，在地上跳了几下提裤子。
“五个人都病了，就不传染你，你什么意思啊？”黄教授问。
“玩我们呢，等政委回来装兔子是不是？”
小武没说话，脱掉鞋子，穿着衣服就钻进了被子里。
队长来的时候禁不住乐了：“最后一个铁人倒下啦。”
他没应声。要是惭愧也可以衍生气味，那么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闻到了。
“他病了。”李佳毅冷冷地回答。
“让我走人你们就直说，这都什么事呀？”队长背着手走了出去。
流感继续蔓延，我们上午在宿舍看了几场球。尽管不情愿，小武还是在球迷的助威声中默读着英语。
星期四之后是星期五，一周就要过去了。听说别的男生宿舍也是如此。整个宿舍楼就像睡满了冬眠期的小动物。队长原以为等政委回来拿出那个记满无数病症可以充当医疗手册的小本子多少也是这一周工作的交待。但是他没有料到棘手的事情远不只此。星期五夜里到星期六凌晨，一位不速之客莅临女寝407室。
出乎石云睫的意料，那一声的尖叫并没使谁马上醒来。虽然有些不愿意，可她还得再喊一次，我还要再跟着复述一次：“有人，闯进来了……”这次的声音更加轻微，将谁叫起来都是那么不切实际的事情，她转身看看门上挂历。十二月七日，她盘算着，到了一月二十四日就要放假回家了，四十八天，一晃就会过去的。她在犹豫自己是不是回去睡觉，当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彭倩回想那天的情形说她是除石云睫外第一个醒来的，躺在上铺看见灯亮了让她以为自己睡到了上午，所以她踩着梯子下来看到门旁的石云睫还问她几点了。
“刚才，”石云睫背对着她打开门锁，像钉在门上的版画一般随着门打开，“有人从这跑了出去。”
“哦，”彭倩没能理解她在说什么，挠着头皮走出宿舍。走到水房她看到外面还处在大雾之中，天没有亮，一片片白霜贴在玻璃上。她倒退出水房看到周围的宿舍都关着灯。于是她急匆匆地跑回宿舍。“谁？”她问，“你说什么？”
石云睫对她打了几个手势，说：“我一睁眼他就出去了。”
“都醒来！”彭倩跳上去摇醒了熟睡的两个人，“有贼闯进来了。”
醒后的杨柳郁显然更为激动：“多大年纪？长什么样？”
“一个男的。”彭倩说。
“他穿军大衣，”石云睫低声说，“一眨眼就没了，我以为是你……”
“他都干嘛了？”
“不知道，我一睁眼他坐我旁边来着。”
“他碰你了？”杨柳郁问。
“没有吧？”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没有。”
“变态！”杨柳郁跳下床抄起扫把要冲出去，“一起出去找，他应该还没跑。”
有人哭了出来。
“怎么了？”她放下扫把问马裴阳，“你怕什么呀？”
“别哭呀，说话呀。”彭倩劝道。
“那……”马裴阳噙着泪花看着大家说，“咱今天去不成香山了？”
十二月七日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在七街曾撞到过从超市回来的马裴阳和石云睫。那时我与李佳毅正被还在膨胀的胃折磨。这痛苦来自李佳毅的鬼主意。吃饭前，为了让两上人都能吃得饱，他建议我们彼此请对方。现在想想，这主意差点把我俩送到仁合医院去开刀。
马裴阳说她们刚刚买好准备明天带去香山的零食。“一起去吗？”她问。
我说周六要去见一位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朋友。
“不提时差，单说从那么热的地方来北京受得了吗？”马裴阳说。
“两地没时差，再说她是北方人。”
“明天我也有几个约会，”李佳毅从石云睫的袋子里掏出一包薯片夹入怀中，说，“不过都可以推掉。哎，为了陪你们。”
“你用后脑想想，我们能牵只熊上香山吗？”
“以前没人跟她开过玩笑怎么着？句句都带刺。”坐在黄村公园的长椅上李佳毅还在抱怨石云睫的刻薄，“再这样下去我祝她早日成为老处女。”
“不过我倒是觉得老处女也比老处男要强那么点。”
他侧身看看我，像是回味我说的话，转回去看着浮着白雪的湖面。“我说杜总，你这湖水扩一扩呀，弄得这么寒酸，一下雪湖都没了。”
“没资金啊，国务院也不批钱下来，上次那点都造地铁六号线了。”
“那你看我那北海建的，已经开始赢利了。”几个划船的年青人开心地撞击着水上的冰块，一阵阵笑声在四周散开。“靠，”他说，“现在开这种玩笑都没意思了，回去再想个有创意的。”
“是，李先生教训得对。”
他点起一支烟，连吸了几口，一股股白气从鼻下冒出来。
“元旦跟我去天津，回来我肯定破。”
“你给我拿车钱？再说你那不还有四个免费的吗？”
“那不一样，妓女能缠我一辈子？”
“你去问问那四个姑娘，哪个打算等你娶呢。”
我们那时上大学才三个月，整个学校的女生也不满二百个，短短一百天的时间里他骗到手四个女朋友，而且功用各异。第一个能够帮他洗衣服，对我，李佳毅称她为小天鹅；第二个是课代表，从不会收他作业；第三个能陪他在课余打网球，李佳毅叫他番茄；只有最后一个，看上去不能帮他做任何事情，但被李佳毅形容也可以终身受用的，那便是长得好看，似乎是美得令人无法接近，李佳毅从不敢给她起什么绰号，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真名——杨杨。李佳毅的内心隐藏着一个巨细无遗的谎言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一切细节都可以清晰得和真实生活相比，正由于此，他可游刃有余地在四个女孩间周旋而不被任何一位察色。“反正不一样。”他长吸一口烟说。
“什么？”
当时一些轻雪从眼前飘过。北京的冬天总是这样，常常没由头地落些细雪，等你张望四周看这雪是从天而降还是由树顶的枝条抖落下来时，那些雪花已经不见了。
李佳毅将烟头重重碾灭在地上，忽然严肃地说：“我的意思是，我想跟女人做爱不是错，因为我要渡过这么一个阶段；我有多少个女朋友骗她们感情也不是错，因为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不丑，我这人还有些吸引力；但我要是跟她们哪个做爱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样会说明我对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