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观察
雷震是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这一点，对他的将来十分重要。
此时正是日本行宪三十多年，“可说是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已渐渐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雷震语）的关键时期。日本许多信仰民主自由、醉心于民主政治的政治人物、文化人、大学教授等，正在集中精力和力量向着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这个目标突进，以期制止嚣张跋扈的“萨摩”和“长州”两派军阀残余势力，以及日见抬头的“少壮派军人”的政治野心，“并进而希望打破乃至铲除日本七百年来、甚至千余年的‘武家政治’和‘军人政治’的局面”。雷震对军人执政始终耿耿于怀，就当时日本的状况而言，他认为“军人执政或掌握实际政治，对内一定采取高压政策，使人民没有言论及讲学的自由，对外很容易和英美列强发生正面的冲突，挑起国际间的战争……”
在八高，其教学基本上仍以训练语言为主，就文科而言，除英语、德语、汉语、修身、体操和军事训练等为三年中必须所教授的之外，其中只教一个学年的诸如数学、物理、化学、日本史等，实际上只是中学教育的一种延伸，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预科教育。根据当时日本政府的“高等学校令”，学生应以完成男子高等普通教育为目的，其中特别强调要致力于国民素质方面的培养。所以，在课余，校方尽量使学生们能够参加各种运动和活动，如柔道、剑术、射击、游泳、骑马等，有专人教授；校园内还有学生们自己组织的各种团体，如登山会、远足会、骑马会、诗歌社、绘画会等。不过，雷震对于这类活动的兴趣，远不如他对校内日本学生自发举行的“议会演习”的关注，他认为这是八高三年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成长最具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每年举行“议会演习”一次。由学生自己组成若干政党或政团，有的在朝，有的在野，开会的时候，俨然是一个议会活动的雏形：有政府的施政报告，也有议员的质询，复有政府主管机关的答复，最后有提案的讨论。惟上午下午的角色，须换班扮演，即上午在朝的团体，下午就立于在野的地位。其未参加团体的学生，有的做新闻记者，有的坐在旁听的席上做旁听人。大家兴趣十足，搞得井井有条，殊可佩也。
此间日本报刊杂志上，流行这样一句政治术语：“宪政常道”。经过实际观察，雷震对此的理解是，“宪法政治的正常轨道，必须是由人民经由普通选举而产生的代议士（议员）所组成的议会来决定政府政策的政治”。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是在议会里握有多数议席之政党首领出来组阁，而天皇的任命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例行手续而已。” 由于受其影响，“宪政常道”之风也开始吹进了校园，新潮教授们在课堂上经常提及这句话，“议会演习”则成了校园内自发演练时一种最好的模拟形式。对于高等学校的学生来说，这种“模拟”将有助于他们提高对民主政治中“议会政治”的莫大兴趣。有趣的是，校方一般并不介入，只需事先通报一下就可以了。毫无疑义，观察“议会演习”成为雷震在八高期间最不容忽视的一段经历，使他日后认识到“议会政治”之运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雷震本人也在亲历自己早期的“政治实践”，先后出任“华工共济会”名古屋分会副会长和夜校校长等职，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王希天 、王兆澄 等人交往甚密。
华工共济会
1920年前后，日本各地突然出现了不少中国劳工和行商的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大发战争财而净赚十六亿日圆。许多新工厂需要兴建和开工，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时散落在日本的一些浙江青田劳工就成了这种“实际需求”的牺牲品。之后又有许多中国人纷纷赶往日本各地企图“大发其财”。此间，中日两国无需办理护照、签证，从上海到日本长崎、门司和神户等地客货船三等舱的票价，也不过十几块钱。中国劳工以东京与名古屋两地为最多。东京市区正在扩充，名古屋也在开路筑港、建厂造屋。中国劳工只能干一些挖泥、挑土、筑路、开矿等之类的简单粗活，工资往往仅为日本同类工人的一半。
所谓“行商”，就是那些携带货物沿家挨户叫卖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文房四宝以及青田石刻、石雕之类的小玩艺，以毛笔、笔筒、笔架、松烟墨居多。由于在日中国劳工的急剧增加，导致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是语言不通而多有不便之外，尚有住宿、卫生和赌博问题，其中以住宿问题最为突出严重。这些人往往合住在远离闹市区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房屋简陋不堪，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挤上十几个人。为防止警察取缔，夜间不敢打开窗门，空气郁塞，导致一些身体虚弱的人或患病者在夜间猝然死去。中国劳工过于廉价，这时的劳务市场基本上被他们所占据，日本人抱怨中国人抢走了自己的饭碗，便与警察勾结在一起，滋事挑衅和欺凌中国劳工，动辄拘留或罚款，以此进行报复。中国驻日使、领馆对此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叫“华工共济会”的组织在日本出现了。
这是由日本“救世军” 和东京中国青年会共同发起组织的。
这两个组织都是信奉基督教的社会事业团体，有着共同的目标——助人济世、服务社会。为了能够帮助在日中国劳工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正式成立了“华工共济会”，总部设在东京，负责人为吉林人王希天。名古屋也成立了分会，由王希天的至友、八高理科学生王兆澄出任分会会长。开始时，雷震并没有介入此事，因为还有一年就要报考东京帝国大学。但王兆澄是一个忠厚老实、热心有余而计划不周的人，他与雷震同住“庆亲馆”，经常跑来找到雷震商量分会具体工作，后来就干脆请求雷震协助主持。雷震说：“我当年离开东京来到乡间（指名古屋郊区，作者注）的目的，原为想多读一点书，故不欲为外务而分去读书之心，起初数度拒绝其请，无奈他一再诚意相邀，情不可却，而我有一天和工人谈过一次零落不接气的话，使我觉到工人的境遇，确实可怜而令人同情；……在这种周围情势相逼而来之情形下，我遂决定出任华工共济会名古屋分会副会长兼夜校校长。”
在名古屋，“华工共济会”分会有自己的两所宿舍及一所夜校。
开办夜校的目的很明确，一方面教中国劳工学习常用的日语，另一方面让他们由此而熟悉日本的习俗，使他们能够在日本继续生活下去，不致因种种冲突而受到日本人的轻蔑和欺侮。雷震亲自授课，因人手不够，又请来八高同学刘楚青、朱得安二人协助教学。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劳工不情愿上夜校，白天做工耗尽了所有体力，到了晚上已是疲惫不堪，实在打不起这个精神。此事后来让雷震意识到开办夜校的动机虽好，却未从中国劳工的实际处境出发，事半功倍，得不偿失。在个人卫生方面，“华工共济会”要求每一位华工起床后必须洗脸、刷牙；夏季每晚洗浴一次，冬季三日洗浴一次；在染坊、漆布店打工或挑泥、挖土、挑煤者，无论寒暑每晚都必须洗浴一次。这些看起来都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开始时还是不能做到，后来虽有改观，也不特别理想。相比之下，对其内部打架、吵嘴者一律处以“罚日金一圆”的规定，尚行之有效。当时中国劳工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对当事人处以罚金乃出于下策，不得已而为之，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抓赌则成了雷震等人经常性的工作，由于这些赌博的中国劳工会指派专人“望风”，未待雷震他们敲门入室，就已先行收场，往往是扑了一个空……
当时经费特别困难，1922年寒假期间，经总部负责人王希天提议，雷震等人前往神户富裕华侨家中进行募捐，同去的还有共济会成员王家桢，此人后来成了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雷震等人当时学生的身份，人微言轻，加上对神户商埠的华侨人家极为不熟，只募集到了五千多日金，对于庞大的中国劳工群体来说，不啻于杯水车薪。有一宁波巨商名叫吴觐堂，家住神户海滨，宅邸宽大，院内花草树木茂密，雷震等人敲门时连人都不愿见。后几经托人游说，总算才捐了一点钱；驻神户领事馆总领事亦不复如此，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官僚，总是闪烁其词，毫无诚意。1924年初冬，孙中山途经神户准备返国时，经由戴季陶引见约雷震等人前往交谈，这位神户总领事也在场，当时“看见他对孙中山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让雷震暗自发笑，心想这位总领事大概已预感到国民党可能就要得势了，立马又换了一副嘴脸。
1923年春天，雷震与王兆澄二人从八高毕业，分别进入京都和东京的帝国大学就读，“华工共济会”名古屋分会的工作转交刘楚青、朱得安二人负责。刘、朱二人十分热心，接办后工作开展得也颇为顺利。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在东京、横滨、千叶、相洲湾一带。当天下午，总部负责人王希天不顾个人安危，舍命寻访幸存的中国劳工；9月8日，他只身骑车再次前往灾区查访华工下落时，途中被日本宪兵伺机逮捕；9月12日凌晨三时，被日本宪兵杀害，尸体被剁碎，抛入竖川河，年仅二十七岁。“华工共济会”总部的工作因此而陷于瘫痪，分会工作也无法继续下去。不久，日本政府即开始大规模地遣返中国劳工，“华工共济会”的历史使命也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