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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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名古屋“八高”三年

求学与恋爱不可兼得

这一年,雷震二十三岁。这是一个人一生精力高度旺盛而又往往难以自控的阶段。

雷震等人当时寄居的宿舍其经营和管理,均由老板铃木一家承担:饭菜由老板娘亲自烹饪,老板端菜送饭犹如一跑堂伙计,两个女儿则在后厨房帮助母亲做一点杂活。大小姐姿色不俗,可惜是一个哑巴,花信之年尚无如意郎君,倒也在意料之中;二小姐这时仍在上学,放学后帮助家人端茶送水,分信发报,与中国学生接触的机会自然就多一些。在雷震眼中,“二小姐比日本一般女子身段转略微高些,修长个子,瓜子脸盘,肤色洁白,头发漆黑,两眼脉脉含情,见人笑口常开,芳龄约为十七八岁,而聪明活泼,体态窈窕,说话时莺声宛啭,娇羞自持,充分现出少女的美丽,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这是我们当时的评语)。” 从这一段描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认定当时雷震对二小姐亦不无好感。否则这般“花容月貌”不会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不过,“赏花”与“品花”毕竟是两回事,并没有妨碍雷震在学业上的突飞猛进。倒是二小姐在与理科学生蒋君一番“陈仓暗渡”之后,不久即生下一男婴,让雷震觉得不可思议……后来蒋君为了能与这位妙龄少女“多厮守一年”,心甘情愿地留级一年,以后就见到了他们俩人双宿双飞,俨若夫妇一般,那个混血男婴则被送到乡下让人领养去了。

无独有偶。不久又发生了中国学生与隔壁两位千斤小姐“三角恋爱”事件。

两位小姐都是小学教员,姿色虽一般,但毕竟二十年华,“……都有一股动人的少女美,而燕语莺歌,又都驾乎我们宿舍的二小姐之上。因为这两位小姐喜欢唱歌,在学校里教的‘歌遨’(即唱歌游戏)返寓后歌声缭绕不绝,一壁之隔,犹可欣赏余韵。因此,亦就成为我们宿舍中诸位男士追逐猎取之目标的了”。但两位小姐则又“架子摆得十足,对于我们‘支那’学生,是不肯随意假以颜色的……”惟有与雷震同在特别预科又同被分发至八高的中国学生周君,情窦洞开,“……朝夕相攻,不久遂入彀中,而成为邻居的座上宾了”。周君是长崎宁波华侨之子,其小学、中学在日本完成,日语十分流利,也深谙日俗之道,其言谈举止,一如日本少年。周君家道殷实,并不靠官费来维持学习和生活。初恋的周君如同入了魔一般,一下了课就直奔隔壁鬼混,有时连书包都来不及放下。隔壁人家不供饭,周君常常跑回来用开水泡饭,其狼吞虎咽之状,让人哭笑不得。“周君每晚流连忘返,恒至夜静更深,宿舍全室学生都睡了,他才蹑手蹑脚的返回寓所……,风雨冰雪无阻,天天如是,夜夜如是,习以为常。

假日还要侍奉小姐到市区看电影……因为每晚睡眠特迟,有时迟到半夜三更,故次晨头一堂课就常常迟到,而睡眼惛懵,听课时全不知道先生所讲的是什么,致常遭学校徒监之严厉谴责。”这时,同学们出于好意,遂让雷震以其老乡身份出言相劝,“希望他要以身体与学业为重”。周君没有当面拒绝雷震的一番劝告,相反表示“以后用功读书,保养身体,以符同学的关怀与雅爱”。实际上,周君口是心非,依然故我,照样夜半而归,不停地周旋于两位千斤小姐的情欲之间,同时还要应付她们父母的要求,看其脸色行事。

果然,未出众人之所料,周君的学习成绩直线滑落,考试恶劣不堪。未出一年光景,罹上了肺病,日夜咳嗽咯血不止,终力不能支,竟至卧床不起,而天不假年,待休学返回长崎家中治疗时已来不及了……雷震以此为鉴,大发感慨,这样说过:“学生时代之不可妄谈恋爱,除因谈情说爱浪费时间妨碍读书而外,这类麻烦的事情,亦足以妨碍求学而有余的。” 六年之后,也就是1926年春天,雷震在南京经友人介绍认识后来的夫人宋英,这时雷震已近三十岁(之前与刘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但不论在其文章、回忆录以及他人的记述中,似从未提及此事。作者注),两人在北京结婚则是1932年秋天的事情了。

“自夸狂”的日本教授

在雷震眼中,八高教授除少数堪称优秀之外,其一般水准均不可与东京一高同日而语。“八高三年”,所聆教过的教授不下二十人,但让雷震真正感到“心悦诚服”的老师少之又少。“数学一课教授解析几何和高等代数,照我当时的观察,先生自己尚未搞通,故讲解的时候结结巴巴,极不顺口,其结果是教者谆谆,听者藐藐”,这自然无法激起雷震的学习热情。这一年期中考试,雷震数学得了五十分。到了学年考试,雷震凭着强闻博记的本领,将定律和公式记了一大堆,居然考到了七十分。新开经济地理一课,由河村信一先生讲授。他本是植物学教师,校方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让他代为授课。河村先生自知不通,初次见面,就坦承自己不是这方面专家,完全是因为校方“拉夫”,不得已才来“滥竽充数”的。就当时日本的师资状况,雷震认为“东京系首善之区,人文荟萃,群贤毕至,所以好的教授特别多。……我曾在一高特别预科读过一年,那里的教师都是由一高的教授来兼任,故对于教师之优劣,具有特别的敏感。”

师资水准参差不齐,无可奈何。但某些日本教授因为看不起中国人,则让雷震更加“敏感”。栗田元次教授讲授日本史和东洋史,在他的讲义中,更多的就是中国历史或与此有关的历史。“他是特别的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民族是自私自利、散漫颓废、消极苟安、不求进取、有奶就是娘……等等,今日已经衰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雷震留学日本十年,无时不在思索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原因。在当时,其结论显然是有的,却又让他痛楚不堪:“第一,中国留日学生之良莠不齐,坏的学生不仅不用功读书、努力求知,而且到处闹事、玩女人。第二,中国在日本若干商人,一有机会就想法走私套汇,而知识水准之低落,不仅不明了世界的局势,即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事情,所知亦属有限。

第三,过去革命党人在日本私生活之靡乱荒唐,和穷极无聊时胡作非为等等,都是造成日人轻视中国人的原因。” 雷震当时读过一本署名“不肖生”所写的《留东外史》,其中有不少关于留学生和革命党人的逸事闲话。雷震认为这本书虽有“若干穿插和捏造,但大部分均系事实”,不过是“易名更姓”罢了;但那时“中国内部军阀混战、革命阴谋、政治腐败、官吏贪污、盗贼横行、民不聊生,更足加深了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和加速侵略中国的心理”,雷震的这种“反省自咎”,从客观上加深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某种认识,从而更坚定了自己将来投身政治、改造中国的信念。雷震还读到过一本名叫大谷光瑞的“政治和尚”写的《对支那议》,大光声称中国当时有“五匪”,即“土匪”、“学匪”、“兵匪”、“官匪”和“政匪”。雷震读后反感至极,曾经毫不客气地说:“其实若大谷光瑞这种流氓和尚,为军阀之走狗,天天鼓吹侵略中国,我们也可称之为‘匪僧’也。”

栗田教授还鼓吹“日本人之向大陆发展(侵略之意),乃势有必至,理所固然,正如水之就下,系一自然的趋势,一方面为日本自身谋发展计,同时亦系为世界求进步计,……这是日本在世界政治上应有的责任。”雷震深感其荒唐可笑,他觉得日本人如此狂妄自大,岂止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实际上更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鄙视……“栗田教授的这些说法,完全忽略了近代历史的演进中,酿成世界局势发生变动的最大因素,乃是普遍的民族觉醒的运动潮流所激荡,而中国民族的觉醒运动,也正是沿着这一方向而前进,就是要求中国民族之独立与平等” 。在八高,今井教授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夸狂”。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日本代表用日语在会上发表演说,这原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今井在课堂上竟手舞之足蹈之,大呼日本语已开始走上世界外交舞台,今后将成为国际会议的语言,“其欣喜欢愉的态度,好像着魔发疯似的”。当时日本的报刊杂志也喜欢整天煞有介事地“自夸自炫”,更是助长了一般日本国民自夸狂的心理。雷震后来指出:九一八事变也好,七七事变也好,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好,问题虽出在日本政府“穷兵黩武”的侵略政策,但“ 一般文人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不知天高地厚,而成天盲目的自吹自擂,殚精竭虑地制造自夸狂的根据和理由,陷一般无知国民于夜郎自大,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的心理,对军人侵略的野心更是火上浇油……”又说:“独裁政治都是患了自夸狂的毛病,而独裁者也就天天以‘领袖’、‘领导者’自居而恬不知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流,也就是被这种自夸狂毁灭掉的……” 在雷震看来,日本这个民族毕竟“根基太薄”,此时大有一种暴发户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