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含辛茹苦的家产，不仅遭族人垂涎，竟也被一帮江湖大盗所觊觎。
雷锦贵病故这一年，就是宣统元年阴历的九月初一，这一天正好是陈氏生日。午夜时分，夜风飕飕，伸手不见五指。尚未入睡的陈氏突然听到门外一片喧嚣声，且火把通天，亮如白昼。陈氏小心翼翼地起身爬到厢房瓦上窥望，但见十多名江湖大盗手执钢刀，花布裹头，面目狰狞，正蠢蠢欲动。家中虽藏有防范的枪支和马刀，但无奈于势单力薄，无法抵御。陈氏急中生智，快速折回楼上，将通往阁楼的小门打开，那里有一架木梯可通向院外。
陈氏之所以做出从这里外逃的假象，其目的是为避免盗匪捉到“当家人”，否则将被恣意勒索。这些盗匪诛求无厌，欲壑难填，但对于像雷震这样十几岁的“小把戏” 顶多是施以恐吓威胁罢了，不致有更大的生命危险（雷震后来说，幸亏当时盗匪不懂“绑票”手法）。陈氏布置妥当后，又退回厢房的瓦上伏身不动，以观其变。这帮江湖大盗冲进屋后，将熟睡中的兄弟三人惊醒。三兄弟乘乱而逃，大哥用邦和三弟用国侥幸逃脱，雷震却被捉住。这时未满周岁的小妹在床上大哭，雷震赶上前紧紧地将她搂在怀中。
盗匪用马刀架在雷震的脖子上，威逼他说出“婆子”（指陈氏）哪里去了？洋钱放在哪里？雷震一概不予搭理，直顾狂呼救命，盗匪闻之惶恐不已，急忙制止。就这样，十二岁的少年雷震目睹了一次江湖大盗疯狂打劫的场面：“……毫无人性和理性可言。他们找东西，不止是倾箱倒箧，但凡遇到箱笼柜子，不论有无上锁，立用刀斧或木棍来劈开，柜子从背后，箱子则从底面，因为背面和底面的木板比较薄些，开劈较为容易。遇到皮箱之类，即用刀子在上面划破，再从划破的裂缝中把里面所藏的东西倒出来，从不愿意花点功夫去开箱子……
强盗恣意搜索完毕，大包小包捆好背在身上，一齐集合在大门口稻场上，由强盗头子点名，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恰好数到一百为止。这不过表示强盗人数众多，虚张声势而已。随即鸣枪数响，说明是来借军粮，然后蜂拥由房屋左边往吴山渡一条路走去……”
这时精明的陈氏伏在厢房瓦上“察言观色”，辨析盗匪口音，又尾随其后，将他们的去向通报给了小溪口镇防守军，之后又数次告到县衙门。数月后，这帮盗匪有七人被捉，少年雷震上堂一一指认。最后这帮人终于供出共有十七人参与了这次打劫，为首者是一个绰号叫“张大霸子”的人。
这些人均为“清帮”的职业强盗，专以打家劫舍为生。这次之所以盯上雷家，乃风闻陈氏刚刚卖了百担大米，其米款就藏在家中。这些盗匪一直被关到辛亥革命那一年才得以获释，其中一人瘦死狱中。此番险恶之后，乡里人无不敬佩陈氏有胆有识，认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能够像陈氏这样镇定自若者，即便在男子汉中，亦不可多得也。雷震经历了少年时代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其临危不乱、死不足惧的性格，与母亲陈氏颇为相似。等到盗匪走后，雷震才感到自己的颈部疼痛不堪，“辣烘烘犹如火烙一般”。陈氏撩衣细察，发现道道血条子，原来是这帮盗匪威逼时将快刀搁在雷震脖子上留下的刀痕，陈氏心如刀绞，泪如泉涌。
在熬过最初的十年之后，陈氏在族人中的处境大为改观。这种不屈不挠的天然秉性，对雷震的成长影响很大。陈氏一生只关心两件事，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勤劳致富。她常对雷震说起“贫在路边无人问，富住高山有远亲”、“人死得，穷不得”、“毛毛细雨湿衣裳，豆腐小菜吃家当，坐吃大山也要空……”等乡间俗语。她自己也说：“乡下人只有起五更，摸半夜，勤俭刻苦，自然会有饭吃，不必依靠别人。大家都这样做，天下就会太平了！”在陈氏看来，惟有读书可以“振兴门楣”，惟凭勤劳才能“自立致富”，她一生最怕一个“穷”字，“等到向人家借钱过活，倒不如死了干净，免看人家的白眼。”“子女教育”和“勤劳致富”这两件大事，始终贯穿于陈氏事必躬亲的一生，也成了她的“人生观”。六十寿辰时，她不让雷震为自己铺张做寿，而是命其筹办一所小学校，以求造福于乡间邻里的穷苦子弟。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陈氏更是坚守原则，苛刻无比，从不姑息。自长子用邦也过继给雷锦贵的胞兄之后，她对雷震的学业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雷震始终记得这样一件事：
不料到塾后，我心血来潮，坐立不安，无论如何不想念书，不管他们怎样哄骗，我均置之不理，坚持要回家一行。姑丈不得已，嘱用书二哥陪我回家。路上既滑踬，我又走不动，二哥几乎背了我走了一半。到家后，天色已暮，父亲疼爱儿子（父亲此时已有四十七岁），心中虽不高兴，但未怎样责备。而母亲见此情状，则勃然大怒，认为竖子逃学，不堪教诲，在痛骂之后，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立命用书二哥连夜带我返塾，不稍姑息。此时天已漆黑，雨又未停，还是父亲百般讲情，始准我在家中留宿一晚……我自此之后，再未逃过学，且深知读书的重要。以后多多少少读了一点书，乃是母亲此次教训之力。
陈氏虽一度受到浙江豫籍移民的歧视，在家中却与长于自己二十岁的丈夫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其主妇的中心地位不容忽视。与她缄默、憨厚、性温的夫君相比，陈氏机智过人，善于言表，这个身世并不复杂、不识之无的女人，与当时一般地位卑下的妇女相比倒是一个例外。雷震说自己体格像父亲，高大魁梧，性格则与母亲相像，虽也豁达、健谈，有时也深感自愧弗如。丈夫病逝后，陈氏一人独撑门户，艰辛备尝，雷夫人宋英女士十分敬重陈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婆婆：
儆寰不幸在十二岁时丧父，全靠寡母掌理门户。而乡间欺侮孤儿寡母的恶俗歪风，对他母亲的冲击很大，所幸他的母亲个性倔强，从不认命，更不向恶势力低头，虽是文盲，又是妇道人家，仍敢于到省政府打官司，而且获得胜诉。所以，他的母亲早以雷四奶奶的大名而传闻乡里，大家都尊称为一乡之长的乡长。地方上要兴办公益事业，固然要与她商量，甚至请她出面倡导。而地方上的大小纠纷，也常需要请她主持公道，乃至不惜专门抬轿子或雇船只请她出面处理。僭寰后来之热心于为人排难解纷，例如到台湾以后，对于民、青两党的家务纠纷，他也愿意挺身介入，多少就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1938年2月20日，陈氏在家乡被侵略日军的硫磺弹击中而罹难，终年六十四岁。两个月之后，雷震才在武昌惊悉这一噩耗。其时，他已随王世杰 离开教育部，受聘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这是一个闲职，相当于顾问性质。除两周例会之外，平时不用到会办公。雷震当时居住汉口，其办公地点在武昌。四月底某一天，雷震过江去设计委员会时，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未贴邮票、显然不是从邮局寄来的信。折阅之后，才知两个月前母亲陈氏已在家乡不幸遇难。写信人是浙江安吉县的杨哲夫先生。雷震知道此人，却素无来往。此信没有留下地址，雷震因此判断杨先生大概是从家乡逃至后方途经武汉时特意给他留下的。雷震悲伤欲绝，心如乱麻，含着泪水跑到不远处的黄鹤楼上大哭一场。若干年后，他借用《三国志》中徐庶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心境：“今失老母，方寸乱矣！”
雷震与母亲陈氏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就在时候，陈氏不顾大战在即，执意赶往南京看望雷震。其时正是南京政府各机关紧急疏散的关键时刻，雷震身为教育部中坚人物要职在身，四处奔波，至重且繁，席不暇暖，终未能有时间与母亲长谈一次。8月6日，其妻宋英率全家撤离南京，陈氏则独自一人留在云南路西桥五号寓中，终日枯坐。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之战开始，陈氏闻之决定立即返乡。她当时对雷震说，将把地方上零散的枪支搜集起来，组织青年壮丁担任地方上的防卫工作。雷震担心战事之中交通线恐被切断，且自己公务缠身，无法更好地照料母亲，也就未作最后的挽留。当时陈氏身体已十分虚弱，经常大咳不止，雷震放心不下。他拟调用教育部小车送母返乡，以减少旅途劳顿。
陈氏闻之坚拒，对雷震说：对日一战，关乎国家盛衰和民族存亡，在这个时候怎能动用国家物资，一个老人坐坐长途汽车又算得了什么……第二天，雷震将母亲送至白下路江南汽车公司长途车站，母子俩动情相别，依依不舍。陈氏对雷震说了不少勉励的话，特别嘱咐他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以往也有过这样母子相别的场面，陈氏从未掉一滴眼泪。这一次，竟泪水涟涟，神情恍惚，仿佛冥冥中的天意，早有预知。雷震这时也感到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人心惶惶，“大家前途茫茫，吉凶祸福未卜，恐怕以后不容易见到面……我也不知不觉的眼红流泪了。当汽车开行的一瞬间，我看到她在车上的背影，瘦削的两肩，斑白依稀的头发，和以巾擦泪的凄凉样子，我的泪水益发涌溢不止，很想痛哭一场才好。万未料到这次车站一别，竟成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