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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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苦

雷震说母亲一生受尽人世间的所有之苦——辛苦、劳苦、艰苦、痛苦。陈氏有子女五人,先后四人病殁,惟有雷震一人尚在,就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最可亲、最可靠、最可依念”的亲人。母以子贵,每次相见,陈氏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心中的缱绻情愫和寂寞之苦一吐为快。陈氏晚年最大的夙愿,就是希望自己身后也能安葬在苏州吴县太湖洞庭山。她觉得那里“风水好”,不仅九泉之下可心安理得,且“存殁均安”和“子孙高发”,这也是她后来之所以将雷锦贵和原配范氏夫人移葬在那里的缘故。陈氏每次与雷震谈及此事时,态度十分坚决。雷震表示:一定遵命办理,绝不食言。抗战八年中,雷震开始进入权力核心,在国民党内部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抗战胜利,雷震参与筹备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同年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被记者们公认为“南京第一忙人”(陆铿语),无暇顾及母亲陈氏的下葬之事。及至后来行政院改组,雷震出任政务委员,此时并无固定职责,这才得以抽身前往苏州东山数次,为陈氏踏勘墓地。在表叔丁鹤人的协助之下,总算在父亲雷锦贵墓地东面较高的一处坡地上,为母亲选定了最后的墓址。此处藏风聚气,温暖异常;枇杷树、杨梅树成林;伫立远眺,但见太湖浩瀚,水天一色,风帆上下,鸥鸟群飞,且与雷锦贵之墓遥相对望,完全符合陈氏遗命中的各种条件。1947年秋天,陈氏正式下葬于此,其墓碑由雷震老友于右任先生所书。1978年6月9日,八十二岁高龄的雷震在给老友立法委员王新衡 的一封信中,谈及母亲之惨死仍悲愤不已:

我母亲三十四岁守寡,茹苦含辛,抚养我们弟兄成人,后来兄与弟相继去世。而日寇侵华时,常到我乡骚扰,说她帮助地方上的游击队。平时敌人来时,我母亲和家人逃到后面山上自建茅屋内暂避。这一次我母亲患病不能走动,遂卧在小船中停在对面汊港里。敌人来我家搜索时,看到对面河港里有几只小船停泊着,遂发射硫磺弹烧船,家人避到田沟里,母亲不能走动因而烧死。时为民国二十七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我在武汉获此凶耗,曾至黄鹤楼上恸哭一场。

民国三十七年(应为三十六年,作者注)回家葬母,因见厝在石坛上的棺木业已腐朽,另换一口棺材时,看到母亲的尸体烧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使我又大哭了一场,因而恨透了日本人残忍成性,以杀人来满足其征服的欲望。来台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刊出,本拟分作八期刊毕,不料被诬陷坐牢,《自由中国》半月刊也因而停刊。兹将已刊出的一段奉阅,请兄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

实际上,《我的母亲》是一部近二十万字的书稿,前后共八章,书名原为《对母亲的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雷震将书稿请胡适先生审阅,胡适建议书名似可改为《我的母亲》,雷震后来照办了。1960年5月14日,胡适给雷震回信说“……《对母亲的回忆》,我匆匆读了,很感兴趣。长兴与我家乡相去不过一百多公里,竟完全是两个世界,我竟不知道这个太湖、苕溪区域的情形。你的记载很有历史意味——如河南移民的一类问题。我也觉得此中记你自己的事情太多(例如第(一)章的大部分可删除)……文字似须仔细删削。

如原第一页的第一个句子,长到200多字……” 1977年9月,雷震深感生命来日无多,遂将《我的母亲》一书自费印出两百本,并注明“非卖品”,准备分送给子侄及至友作为最后的纪念。不料书印好后,尚在装订之中,即被台湾警备司令部连同原稿全部没收,印刷厂老板刘某也遭到拘留。雷震怒不可遏,当即给过去的“老朋友”蒋经国写信,责问道:你可以写《我的父亲》,三个月内卖了八版之多,我为什么不能写《我的母亲》,而且还是“非卖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蒋经国将此信转至国民党中央党部,警备司令部自知理亏,忙将原稿和预付的一万五千元印刷费全部退回,雷震这才罢休。

1989年3月,在纪念雷震逝世十周年之际,傅正 主编的四十七册《雷震全集》经由台湾桂冠图书正式出版(原丛书计划出版47册,实际出版43册,缺第7册《雷案平反记》及第24-26册《中华民国制宪史》,作者注),《我的母亲》一书作为第八册收入全集之中,雷夫人宋英女士为全集写了序言,其中有“如愿以偿”之句,而其子雷德宁也说,父亲“一生受祖母的影响最大” 。

1912年,雷震考入湖州“浙江省立第三中学”。

不久,则因“莼菜荡事件”而与校方发生冲突,这一年他十六岁。“莼菜”是湖州一带生长于乡间池塘或河汊浅水之中的一种野生植物,当地人称之为“董董秧”,被视为浮萍的一种。“莼菜”叶子椭圆形,茎上和叶的背面多有黏液,花开暗红色。乡下人从不拿它当菜吃,只是城里人好奇,当春季长出嫩叶时,乡下人就摘来卖给他们做汤吃。这种菜在当时很便宜,初吃时尚觉清香可口,但连日吃下来则“淡而无味”。

校方食堂的小伙夫,每逢这种“莼菜”上市,几乎三天两头就做这种“莼菜汤”,同学们吃得实在是倒胃口了,不得已找到庶务(旧指专做杂项事务的人,作者注)钱胖子进行交涉。钱胖子滑头,见人多势众,苗头不对,便满口允诺,说一定转告食堂不再做这样的菜汤。并声称:如若食堂再这样应付大家,同学们尽可以将汤碗敲掉就是了。可过了三天,食堂还是照样“莼菜汤”不误。同学们大呼上当受骗,一时群情激愤,自发地鼓噪起来,非让食堂换了汤之后再吃饭,并嚷着要钱胖子出面解释清楚。钱胖子避而不见,众人便怀疑他在伙食上必有好处,或揩油,或朋分,否则何以如此出尔反尔,不负责任?校长潘起凤平时不在学校用餐,由舍监罗先生出面代为解释。罗先生口才笨拙,结结巴巴说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同学们饥肠辘辘,实在忍受不了了,喊声、嘘声顿时连成一片,食堂里乱作一团。这时有人突然想起,应当根据三天前同学们与钱胖子达成的“君子协定”,将汤碗都敲掉才是。话音甫落,就有人乒乒乓乓地打碎了五只汤碗,事态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

潘校长闻讯赶来,见同学们仍在与罗舍监争论不休,不分青红皂白,雷霆大发,责问道:究竟是何人打掉了这些汤碗?甚至说:如此嚣张胡为,无异于暴徒之行……

同学们一下子被震住了!刚才将汤碗打掉的同学,此时竟无一人敢站出来承认。雷震深感校长有失偏颇,只见敲碗,不论菜汤,遂走上前去与校长理论。他说,同学们之所以将汤碗打掉,是与钱庶务事先达成的“君子协定”;食堂对同学们的正当要求漠然置之,食言背信,钱胖子又不肯见人,同学们无计可施,才出此下策;那些不负责任的轻诺寡行者,有亏于自己的职守,校长理应严查究办这些人才是……

此言一出,满堂喝彩。潘校长没想到竟有人胆敢顶撞自己,更加气急败坏,除当场训斥一通,随即在校内贴出一张布告,略谓:“查得‘雷渊’等敲破菜碗,殊属非是,除责令赔偿外,当照章严予处分……”这时雷震尚未改名,“雷渊”是他的学名。雷震事后说:“我并未打过一只碗,我之讲话是出于‘正义感’,乃是‘打抱不平’的态度。所以我看到这张布告后,十分生气,因为布告上仅我一人的名字,下面是‘等等’,等等者表示学校当局并未查出敲碗人的名字。校长既未查出菜碗究系何人所敲,只因我出头争辩了一番,竟把敲碗责任全部放在我的身上,等于诬陷好人,心中实有未甘。”

此时有人正在酝酿罢学之事。校方意气用事,意欲开除雷震。雷震觉得受到了莫大侮辱,心想索性也跟着罢学风潮而动,卷起铺盖,打起箱笼,一走了之。尽管在路上自己编了一大堆理由,可又觉得“总不能自圆其说”。当雷震突然出现在家中时,母亲陈氏大吃一惊,她不知道儿子究竟“在学校里闯下了什么滔天大祸”,以至于非要回家不可。陈氏是一位精明、沉稳的女人,以她对儿子的了解,知道雷震在学校是不会惹什么祸的,此次归来,其中必有道理,只是没有明说而已。而这样的事情,陈氏又不便去校方直接查询,免得伤及雷震的自尊心。陈氏只有静观其变,以等待校方的最后说法。

果然不久,校方即来一公函,声称已开除“罢学闹事”的学生共十七人,雷震不在其列,同时希望家长敦促未被开除的学生立即返校,可见此次罢学风潮已然见效。雷震事后获悉,此次真正参与打碗的人实际上并未被全部开除,相反平时里一些敢于直言批评校方的同学,却藉机被除名了。“安吉的章廷坤已被开除了,但他已有二十多岁,办过学校,有经验,对校务讲过几次话,都是一针见血之谈,今竟被开除了,我深感不平……” 雷震从此对潘校长心存芥蒂,认为校方此举是“杀鸡给猴看”,只求“校内安定”而不思改进。1927年,雷震从日本归国治病时,被浙江省教育厅直接任命为其母校“浙江省立第三中学”的校长。为教学之事,雷震曾去潘校长家中请教,老校长早已忘了十几年前的“莼菜汤事件”,只知道自己的学生现在出人头地,乐不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