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家出门的左边，外出必须经过周老板开的一家小水果店。房屋极小，除放水果摊之外，只能在墙边放上两张椅子，特务竟坐在靠窗门一张椅子，手中拿张报纸。我走过，特务装着看报，把自己的脸遮住而暗中窥我。来买水果的顾客，一看到那些厌恶的特务坐在那里，立即不买水果而退出来了。以致周老板损失很大。半年后，周老板就不准特务再坐在那里，不然就要关门。
我出监狱这一年阴历九月二十三日，是我内子七十岁生日，家中贺客盈门，我家用广州街中心诊所附属的中心餐厅自助餐招待。……不料特务则大为紧张，不知我家有什么大集会。后来我的邻居魏怡庭先生告诉特务，说今日是雷太太生日，叫他们不要这样紧张……
大约国民六十年，我同内子和本家侄儿至台北县树林镇访问我家乡长兴县小同乡夫妇。……我们夫妇未到过树林镇，出门看看风景，其目的之一乃是打发时间。而这里有座新建庙宇，系由大陆来台的苏北人的和尚建立（造）的，庙名海明寺，和尚则系悟明禅师。……悟明禅师招待我们喝茶，并拿出一盘饼干。不料我们出门后，跟着我们的特务就去问悟明和尚和我有什么关系。那位和尚很不客气地对特务说：“我们做和尚的人是吃四方的，任何施主来我们都会招待，我和雷先生不认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次晚间，友人在南京东路国鼎川菜馆邀我的内子去吃饭。我一进菜馆，看到牌子上某君在某号房间，我们即刻进入该号，而跟踪的特务车子在后面。由于迟进门一步，就不知我进入了哪一间，各个房间的门都关着。特务进来后，不晓我在哪一间，于是遍问那些女服务生：“雷老先生在哪一间？”这些女侍也不知道我姓雷，于是特务就问遍了女侍，而特务后来问到我这一间，女侍始知我姓雷。……我这桌主人李荪芳本来善饮，今天多喝了一点酒，就对我开玩笑地说：“雷老先生兴致不浅，还和服务小姐亲热得很啊！”我们这一间的女服务生脸就发红了，始将特务到处询问雷老先生之事说了出来，大家听后则摇头叹息。特务这种作法，明明是告诉老百姓，台湾是个“警察国家”，特务遍地皆是，扰民害民，弄得社会不安。
民国六十四年阴历五月，是我七十九岁生日。……我一生反对“过生日”，故生日不愿待在家中，于是决定去台中日月潭游览一次。……此时跟踪我的特务车子则为“市四——三九六六号”，车顶上悬有“计程汽车”的牌子。……我们在台中沁园春餐馆吃过午饭后，一直开往日月潭涵碧楼旅馆。……我们夫妇一间，两个女儿一间，德宁儿一人一间。德宁儿隔壁这一间，另外住有客人，特务老爷硬要住这一间，管事的人不肯，不料特务老爷竟将“特务证”拿出来，表示他们的身份不同凡响。管事人不得已，知道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那是要遭殃的，只有央请客人另迁，让特务老爷住进去。
特务还有许多特权，街上靠店家的门前画有黄线者，无论自备汽车或计程汽车不准停车，而特务的车子则可以停在那里。我去林森北路枫亭小馆吃饭，跟我的特务车子就停在门口，现在跟踪的汽车是蓝色轿车，上面没有计程车的牌子，号码为“省五——二八六零”。……我出狱已快满七年了，为什么门前还派特务监视着，出门还派汽车跟着？而跟我的汽车，该是浪费了多少汽油？这些都是民脂民膏。
我出狱后，每年要去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胡适先生的墓上致敬两次，一次为胡适先生生日，阳历为十二月十七日；一为胡适先生的忌日，阳历为二月二十四日。特务的车子都是跟着去的。……六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友人立法委员罗贡华夫人姜若木女士“五七”之期，在台北市忠孝东路善导寺诵经超渡，我与宋英同去祭悼，并在那里午饭，而国民党特务跟的汽车，又换了一部，车身和原来那个车子差不多，上无计程车字样，车牌子则为“市七——五六八二”。……十六日晨我出外散步时，看到这部车子仍停在原来的地方。我今年已是八十有一，身体又不好，非必要时绝对不出门，国民党特务车子何必跟着我呢？蒋经国院长说台湾有人权保障，难道这是有人权吗？
对特务四处跟踪造成的不断骚扰，雷震深恶痛绝，也无可奈何。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台湾特务还是如此对我，使这里的人感到不安，这样只有给国家增加不名誉的” 。他想起在坐牢前，有一次在大街上偶遇桂系首领白崇禧，白对雷震说：“我随政府来台后，……什么事情也不去过问。虽然也给我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义，可是特务一直对我监视着，来我家的生人，常常出门后受到盘问，而家中的电话则有人窃听并录音。”白崇禧嘱咐雷震一定要特别小心。此时白崇禧住在台北松江路省政府配给的房子里，距《自由中国》社职员宿舍（傅正、聂华苓等人的住所，作者注）很近，白崇禧还是关照雷震千万不要去他家，以免节外生枝 。如今雷震的境遇比当年白崇禧还要险恶。不过，雷震并非怯懦之人，用雷夫人宋英的话说“儆寰还是儆寰”，“面对访客，他一如往昔侃侃而谈，并不因为牢狱折磨而气馁，令听者为之起敬。
他对异议人士亦颇关心，如对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等后辈多所关怀，对于《台湾政论》的鼓励等均为显例，而他追寻民主自由的勇气，也获得后辈的敬重。” 1972年10月25日，雷震收到一封台湾嘉义县警察局人事室主任樊迪光的来信，表达了他个人对雷震的“一份无比虔诚的敬爱”。樊在信中说：“对于您的遭遇，在过去我是恨董狐不生今世，如今我恨我不具他的地位与立场，否则，史乘上少不了您。我现在所企盼的：未来历史上对这段公案有公正的交代……一般看法，您是傻子，不是吗？凭您的资历，凭您的才能，只要您的血凉些，高官厚禄少得了您吗？谁叫您‘神志昏迷’，以心许国去把国家的事当自己的事，甚至不顾自己安危去尽什么爱国救国之责，落得如此局面，咎由自取。……独您所遭，以一介书生，秉一介孤忠，挽一腔孤愤，心所谓危，本民主认识，仗言论自由，尽一己爱国救国之责，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情操格调，实在是前无古人。
……我常冷眼侧观，我们这儿，说爱国，在情操上够格和您相提并论的实在不多。……举金、马、台、澎上下，谁不‘爱’国？可是他们为何爱，如何爱，尽管口头上说得冠冕堂皇，实质上前者不是‘不得已’，就是为既得利益的保有；后者则教条一番而已……” 另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书赠雷震诗一首，其中有“霸者一日，仁者千年”之句。1978年6月9日，雷震在给王新衡的一封信中谦逊地说：“我不敢自称仁者，但我一生行事总以‘正大光明’、‘问心无愧’而自勉，否则我在牢狱里也难过十年不少一天的牢狱之苦。” 雷震写此信时已是八十有二的残烛老人，那位让他一言难尽的“蒋总裁”已去世三年。查1975年4月6日雷震的日记，其中只短短数言：“今日报载蒋中正于四月五日下午十一时二十分死亡。今日报头均不准用红字，电视停止娱乐节目。完全是一些挽祭的节目，报载停止娱乐一个月，实在太长了。”字里行间，透露出雷震对这位曾经的老上司、老朋友的几多轻蔑和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