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是当年《自由中国》社年轻的“老人”。
1949年，她从中央大学毕业后，与母亲弟妹一家人到了台湾。当时急于要找工作养家糊口，当她听说《自由中国》社需要一个管文稿的人时，便在友人李直中的介绍下，见到了刚刚开张不久的《自由中国》社“老板”雷震。雷震只看了她一眼，未多说一句话，只是点点头，说：“好吧！”从此，聂华苓就成了《自由中国》社的一员，直至1960年9月雷震被捕时，也从未离开一步。进社不久，聂华苓怀孕了，挺着一个渐隆的肚子坚持上班，雷震浑然不觉。有一天，李直中发笑地告诉聂华苓，说雷先生想为她介绍一个男朋友。那一年，聂华苓二十五岁，再有一两个月就要分娩，“就凭我日渐膨胀的笨重样子，认识的人全知道，只有粗枝大叶的雷震没看出来”。开始一两年，聂华苓觉得在《自由中国》社不快活。当时家庭负担很重，既要上班管文稿，又要写文章，还要挤出时间翻译一点作品赚些稿费以维持生计。
当时办公室里气压太低，常让人透不气来。“雷震的老部属刘子英作威作福，俨然一副主子面孔。他只是个会计，但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的名字上打了个问号，同事全讨厌他，叫他‘奴才’。” 直至有一天，聂华苓突然被雷震喊去，人生一下子改变了。刚一进门，雷震就对她说：“聂小姐，我还不知道你写文章呢，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特别负责文艺稿。”这时，聂华苓发现雷震手中正拿着她那篇已发表的文章。她兴奋至极，顿时觉得此时的雷先生“站在小木屋里显得更高大了”。从此，聂华苓步入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发展时期，初而一般编辑，进而文艺编委，日后更成为《自由中国》社中最年轻的挑大梁的人物。聂华苓一生感激雷震当年对自己的关爱与提携，她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在雷震垂暮之年，聂华苓不仅在经济上对先生多有支持，也是雷震晚年最想见到的一个人。
《自由中国》半月刊并非一本纯粹的政论性刊物，只是在当时，由于《自由中国》发表大量的极具分量针砭时局、坐而论道的檄文，人们的视线很容易集中在这本刊物的政治和经济等内容上，包括后来的史家也是这样。就其这本杂志的整体来说，如果忽略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润物细无声”的文学部分，仍不能窥得它的全貌。《自由中国》半月刊“征稿简则”第六条，即为“其它反极权的论文、谈话、小说、木刻、照片等”之稿约。在《自由中国》出刊十年二百六十期中，有关文学方面的内容，占总发稿量的百分之三十 ，共刊出“三百篇文学作品，包括八部长篇小说，三部剧本，及其它新诗、短篇小说、抒情散文、文学理论、书评等不同文学类别的文本，隐然呈现出五十年代台湾一个文化层次的风貌、文学历史的缩影。
” 在这十年中，其重要的作者有：陈纪滢、金溟若、朱西宁、司马桑敦、林海音、聂华苓、吴鲁芹、陈之藩、余光中、于梨华、周策纵等人；其重要的作品有：《城南旧事》（林海音）、《荻村传》（陈纪滢）、《落月》（彭歌）、《歧路》（金溟若）、《火炬的爱》（朱西宁）、《我的父亲》（段永兰）等。这些作者和作品虽然大部分于我们很陌生，也很遥远，非一两句话就可说尽，但作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另一部分”，似乎又不能不提。聂华苓为《自由中国》文艺专栏的实际负责人，为推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文学作品的发展，功不可没。
当年郭衣洞（即柏杨，作者注）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就是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发表的。聂华苓回忆说：“那时的台湾有人叫做‘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没有开始摸索，成熟的文艺作品很难得。有时收到清新可喜但有瑕疵的作品，我就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饰注销，目前台湾有几位有名的作家就是那样子开始发表作品的。” 《自由中国》社黄中先生后来也说，“《自由中国》对台湾早期文艺的贡献，为写实文艺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把文艺带出‘八股’以外。……大概是一九五二或一九五三年起，《自由中国》文艺作家，每月有聚餐会，被官方讥讽为‘天下座谈会’。……聚会由文艺主编聂华苓主持。”
1960年9月4日，这是一个星期天。上午九点多钟，聂华苓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拍打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后，只见几个便衣闯了进来。他们先是来到聂华苓这边，看了一眼，说“走错了”，然后转身去敲隔壁傅正的房门。聂华苓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她与母亲互相望了一眼，没有说话。她这时让九岁的女儿蓝蓝 弹起小钢琴，试图分散一下注意力。但还是感到十分害怕，“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着吧！蓝蓝停住了。‘别停。蓝蓝，弹下去吧！’我对她说。……傅正突然在他的房里叫了起来：‘你们凭什么拿这个？’接着一阵争吵声，听不清他们争什么。接着是一片沉默。”聂华苓原以为自己也会被抓，但实际上她并不在这份“黑名单”上。
傅正被捕时显得镇静自若，他本是蒋经国手下的人，进《自由中国》社才两年多时间，只因他的那几篇文章太“辣”，也被当局视为“肉中刺”。当傅正被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走出房门时，还冲着聂华苓和她的母亲说了一句：“我跟他们去了！”不一会，《自由中国》社的程济宽来了，冲着聂华苓的窗子大喊：雷先生、马之骕，还有刘子英都被抓走了！“殷海光呢？”聂华苓急问。“还不知道。”“傅正也给抓走了！”聂华苓说。程济宽一下子愣住了，站在院子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接下来，就是聂华苓与其他编委被隔离开来，特务对他们进行日夜监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不能互通消息”。聂华苓眼见着自己的恩师就这样遭到诬陷而被关入了大牢，脑海中曾不止一次浮现出十年来自己与雷震、黄中等人在《自由中国》社工作时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