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是经过雷震、黄中和我三人先在社中仔细一校再校；在出刊前几天，我们三个人又一同去印刷厂作最后一次校对。首先我们要仔细校对错字，一字之误，就可惹出大祸。……十年之中，我们换了七个印刷厂，就因为特务找麻烦，老板怕坐牢。除了校对错字外，我们还得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在国民党的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地审查过了。一字一句，我们三个人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每次出刊前，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常常在我们低头默默校对的时候，雷震会自顾自笑了起来，乐得像个孩子，把文章中一句俏皮的讽刺话指点给我们看；或是向我们讲他如何愚弄跟踪的特务的趣事，一面讲一面笑，好像小孩子讲捉迷藏一样。每次校对完毕，天已经黑了，我们三人就挤上公共汽车，一道去沅陵街的新陶芳吃盐局鸡；吃完雷震就跳上公共汽车回木栅。他挤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子开走了，我还可从车窗里看到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1962年至1964年，聂华苓应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之邀，在现代文学写作班教授小说创作；徐复观也邀请她去东海大学讲授创作。之后，应邀为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从此定居在美国……1971年，聂华苓与美国诗人安格尔（Paul Engle）结婚，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聂华苓于1964年离开台湾，在美国曾收到雷震从狱中给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雷震对聂华苓的母亲在前年去世表达了自己的沉痛心情，并对聂华苓能够赴美深造感到欣慰，这封信聂华苓一直珍藏着。1971年1月9日，出狱后的雷震第二次给聂华苓写信，以言谢她透过台湾《联合报》送来的四千元台币。雷震说“承赐四千元，感激之至，对我一家生活帮助很大。我下狱十年，收入全无，一切全赖在美子女养活。我未坐牢时有国大薪津等等，一个月约有八千至一万元收入。后国大加薪，收入每月有一万四千元。
故十年坐牢，我个人损失约达两百万元，即五万美金。……可见从事民主运动之不易，无怪一般人趋避也。” 1971年，聂华苓与安格尔结婚，雷震夫妇特意托人为他们带去一只鼎，作为贺礼，“鼎者重也，盛也”。1974年春天，聂华苓夫妇决定返台专程看望出狱后的雷震。当抵达台北后，聂华苓立刻就想去雷震家，却被朋友们拦住了。聂华苓回忆说：“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沉默是金；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之后也很不错嘛，现在也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招麻烦了；有的人说，他们非常了解我要看雷震的心情，我当然应当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我们走的那天去，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怕人攻击，要是什么党棍作家给你在报上打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和保罗兄在这几天就不好受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聂华苓决定在离开台北的那一天前去看望雷震。
雷震这时已知道聂华苓夫妇要来，有人打电话通知了他。聂华苓夫妇在台北停留了五天。在最后一天如何去雷震家，却颇费一番周折。雷震这时家住台北郊区，妹夫的朋友本来想开车直接送过去。可转念一想，雷震家对门的房子里住着十几个特务，时刻监视着雷震的一举一动。如果开车过去，车牌号码必被抄下无疑。后来这位朋友先将聂华苓夫妇送到景美，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时，让他们再转乘出租车前往木栅雷震的家。安格尔对此大惑不解，一再追问：为什么？为什么？聂华苓与他说不清，对他说：“很复杂的，到了台湾，你跟我走就是了。”整整十四年之后，聂华苓终于见到了这位《自由中国》社的“老板”，当他们下车走进大门时，雷震夫妇迎了出来。聂华苓紧紧握着老人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雷震不停地问：“眼镜呢？眼镜呢？我的眼镜呢？我眼睛不行了！”戴上眼镜，雷震仔细端详着聂华苓，说“还是老样子。十四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1960年9月3号，星期六。
”顿时一阵酸楚涌来，聂华苓感叹雷震对这一天记得太清楚了，可雷震又怎能忘记呢？第二天他就被捕了……安格尔见到雷震格外激动：“我一直想见到你。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的许多事，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物。”雷震只笑了笑。聂华苓问先生在牢里情况，雷震告诉她：“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发疯，因为我写回忆录。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前被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抢走了，还有信件和诗稿。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要丧尽民心的。”……时间很快过去，雷震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十年铁窗，痴心未改。
聂华苓也有许多话想对先生说，无奈与安格尔赶飞机的时间不多了，只好起身告辞。这时安格尔突然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一个问题，假如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情？”雷震大笑，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这大概出乎这位美国诗人的意料，他对中国人的事情了解得实在太少了。雷震夫妇将聂华苓、安格尔一直送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和安格尔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两位老人仍然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阳光中”，这是聂华苓对雷震最后的记忆，此时她的心一直在流泪：
这次我去看雷先生，走的是旧时路，看的是旧时人，却不是旧时的心情。五十年代，我是雷家常客。雷先生有时在他家开《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胡适、殷海光、毛子水、戴杜衡……一些最好的中国头脑曾在那儿论文议事。我是编辑委员会中最年轻的一员，也是惟一的女性。我对现实政治一向低能。但是，我从他们那儿悟到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政治风云变化无常；人的风骨可是一辈子的事。雷先生雷夫人也常在木栅家中宴请为《自由中国》写稿的作家们。台湾文坛许多朋友就曾在雷家酒酣耳热，欢笑满庭。十四年后，我再到雷家时，寂寞萧条，人情冷漠。雷先生呢？他已坐了十年牢。再见时，他依旧意气轩昂，依旧赤子之心，依旧忧国忧民，依旧坚持他对民主的理想。我们见面都很激动，他一股劲儿找眼镜，我竭力忍住眼泪……
又是一个十四年。1988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再次来到台湾。
她没有忘记雷先生，也无法忘记。这时，雷震已安息在南港“自由墓园”中，与他永远作伴的是同窗罗鸿诏、至友殷海光，还有他最心疼的爱子。这次，聂华苓与一些朋友是带着鲜花浩浩荡荡地去看雷震先生，当车子沿着弯曲的山路缓缓向上时，纷纷细雨，蒙蒙山雾，聂华苓一下子竟似幻似真，“……我又走向雷家，我又去开《自由中国》编辑会议，我又可听到雷先生和殷海光激烈辩论，我又看到多年寄居雷家的罗鸿诏先生捧着茶在一旁呵呵笑，我又可和坐在轮椅里残废的德成（雷震的儿子，作者注）聊天。他们全在自由‘家’园，一点儿也不错，他们的‘家’就在那高高的山坡上。”在雷震与儿子德成之间有一块空地，是预留给与雷震患难了大半个世纪的妻子宋英女士的。在下面的一块小园地，躺着雷震心爱的小狗。聂华苓向先生行礼时，热泪涔涔，她觉得雷先生并没有死，而是站在那高高的山岭上，一只手向岛上一挥，铿锵有力地对聂华苓说：你看，我当年拼命鼓吹的意见是对的吧！台湾不正是朝着那个方向走吗？我冤枉坐了十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