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宋璟有严明高洁的操守，有知人善任的能力，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璟在为相期间也犯了两大错误，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第一个错误是在治理经济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政策的失败。
唐朝的货币流通领域从立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始终不足。由于当时的货币以铜铸为主，不像我们今天的纸币想印多少就有多少，而铜矿的开采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铜钱长期无法满足市场和贸易的需要。
唐朝的货币发行始于高祖武德四年，称为“开元通宝”，规定每个铜钱的直径为0.8寸，重二铢四分（约5克）。在官铸货币发行的同时，政府明文规定：民间不得盗铸，违者处以死刑，家属籍没为奴。
然而，随着唐朝立国日久，经济逐渐繁荣，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政府发行的货币完全不能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开始出现私人的盗铸，当时称为“恶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币。既然是民间私铸的假币，在成色和份量上当然与官铸货币不可同日而语，但它却可以极大地缓解市场需求，因而禁止盗铸的法令变成形同虚设。到了高宗显庆、乾封年间，恶钱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通，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政府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温和的干预手段，下令用官铸一钱兑换五恶钱，再将恶钱回收销毁。
但是，这个措施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道理很简单，官府以一抵五，意味着老百姓手头的钱就要贬值80%，哪个傻瓜愿意乖乖地把钱拿去兑换呢？于是民间大多把恶钱藏起来，等禁令松弛了，再把钱拿出来花。不仅持有者不换，铸造者更是加大了盗铸的规模。为了躲避官府追查，很多盗铸者甚至把铸币工场设在了船上，然后把船划到江心，让你鞭长莫及。所以高宗政府虽一度想要推行新货币“乾封泉宝”（其尺寸和重量都比“开元通宝”略大），到最后还是归于失败。用现代经济学的话说，这就叫“劣币驱逐良币”。
到了武周时期，恶钱的成色和质量越来越差，连铁和锡都掺进了铜钱里。也就是说，盗铸的成本越来越低，利润越来越高，于是恶钱更是泛滥成灾。江淮一带的百姓纷纷以铸钱为业，假币制造商们要么把工场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要么设在船上，直接划船出海，让官府的缉捕人员要么高山仰止，要么望洋兴叹。
及至开元初年，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长安和洛阳两京，恶钱已经满天飞了。有的假币制造商干脆不用铜，而全部用价值低，熔点也更低的锡来铸造，片刻工夫就能铸造数十上百个锡钱，在市场上也同样大行其道。
恶钱的大量制造和普遍流通固然弥补了政府货币供应的不足，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会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其次，致使百姓“皆弃农而竞利”，破坏农业生产；最后，利入私门，使国家财政受到私铸货币的左右，严重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
这种现象当然引起了宋璟极大的关注和忧虑。开元六年春，在宋璟的主持下，唐朝廷再度下令禁止恶钱，规定只有重二铢四分的标准铜钱才能继续流通。此次禁令在两京得到了比较严格的执行，长安和洛阳市面上的恶钱迅速被大量回收销毁。
然而问题却接踵而至，民间的货币流通量骤减，直接造成了贸易萎缩和市场萧条，于是两京舆情哗然，百姓怨声载道。宋璟当即采取补救措施，在征得玄宗的同意后，动用国库存款二万缗，以市场价格购入百姓手中滞销而官府可用的商品，同时让两京的各级政府官员预支薪俸，以便让官铸货币迅速占领流通领域。
开元七年二月，宋璟又采取了一项强力措施，将国家粮食储备库（太府）和州县储备的十万石粟米出售给百姓，借此吸收民间恶钱，然后全部予以销毁。稍后，宋璟又派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私铸恶钱的重灾区——江淮流域，负责恶钱的禁止和收缴。
应该说，宋璟的上述举措都是对的，于国家也是有利的。可问题是，对的不见得是好的，于国家有利的也不见得是于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萧隐之前往江淮以后，为了急于搞出政绩，动用了极为严厉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仅挨家挨户收缴恶钱，而且“捕责甚峻”。（《新唐书·食货志》）如此一来，不但为数众多的假币制造商破产、坐牢，并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的萧条乃至瘫痪。
到了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个江淮地区已经被萧隐之搞得民怨沸腾，百业凋零，原本甚为合理的经济政策到头来变成了彻底的扰民之政。有鉴于此，玄宗不得不罢免了萧隐之的官职，随后禁令取消，恶钱复行。而宋璟作为这项政策的制订者和负责人，当然也被玄宗记了一大过。
就在禁止恶钱的政策遭到挫败的同时，宋璟在司法领域又犯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可以称为“旱魃（bá）事件”。
由于宋璟性格刚正，嫉恶如仇，所以对于犯罪的人极其痛恨，尤其是对那些不服判决而不断上诉的在押犯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便交代负责审理上诉案件的御史：“凡是服从判决，诚心悔过的，可以酌情减刑甚至释放；而那些上诉不已的冥顽之徒，就一直把他们关着，让他们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惨了。本来蒙冤入狱还有上诉的机会，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话，就把他们申冤昭雪的希望彻底粉碎了，一时间群情汹涌，喊冤的呼声比平日更高。
当时又正巧碰上关中大旱，有人便借题发挥，搞出了一个旱魃事件。所谓旱魃，意思是制造旱灾的妖魅。古时候每逢天旱，人们总是认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举行仪式驱魅。由于很多人对宋璟这项政令不满，包括一些宫中优伶，也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犯人非常同情，于是就专门编了一出讽刺小品，准备在宫中举行驱魅仪式的时候向皇帝献演，借此发泄对宋璟的不满。
当玄宗来观看演出时，一个优伶扮演旱魃，另一个就问他：“你为何出来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状，问他何故。旱魃说：“如今含冤入狱的人足足有三百余个，可宰相大人却不让人申冤，这些人怨气冲天，我就不得不出来了。”
玄宗听着这几句台词，脸上顿时阴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
开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罢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职，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将另一个宰相苏颋也罢为礼部尚书；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入朝为相。
和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只有三年多。
毫无疑问，尽管宋璟罢相的表面原因是在经济政策上遇到挫败，并且在司法领域犯了错误，但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和姚崇如出一辙，同样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则——专任而不久任。
在离开相位后的好几年里，玄宗仍然对宋璟甚为倚重，曾当面对他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犯言直谏”的刚正风范，对朝政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旧唐书·宋璟传》）
姚崇、宋璟为相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帝国政治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卓越贡献，从而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唐朝人郑綮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玄宗）励精治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郑綮所谓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期。由此可见，说姚、宋二人是开元之治的奠基人，应该是不为过的。
对于姚崇和宋璟的历史功绩，司马光曾经在《资治通鉴》中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张说：一个全能型宰相
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张嘉贞继任宰相。就像前面两届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辅、一刚一柔一样，这次唱主角的人是张嘉贞；而源乾曜虽说是二次拜相，资格比张嘉贞老得多，但由于为人宽厚，所以还是像从前那样甘当配角，凡事皆推让之，不敢与其争权。
张嘉贞为人精明强干，早在武周时期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历任中书舍人、秦州都督、并州长史等职，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史称其“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旧唐书·张嘉贞传》）。如果单纯从治理政务的能力来看，张嘉贞可以说是一个能臣，与姚崇有几分相似之处。然而，他却没有姚崇善变圆滑的一面，而是极为刚愎自用。拜相没多久，他就毫不避讳地提拔了几个朝臣作为心腹，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尽管时人对此颇有微词，他却不以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内，始终只有一个源乾曜给他当绿叶的话，那张嘉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顺风顺水的。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个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从地方上飘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这一届领导班子中的第三号人物。
让张嘉贞颇有些懊恼的是——这个人的资历比源乾曜还要老，与前两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并且更要命的是，这个人的性格绝不像源乾曜那样温良敦厚，唯唯诺诺，而是跟他张嘉贞一样精明自负，不肯让人。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张说。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张说从并州长史、天兵节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作为数年前被玄宗罢黜的功臣，张说能够有机会回朝，并且还能官复宰相，委实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在当初那么多被罢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个东山再起，梅开二度的。
那么，张说凭什么能梅开二度呢？
其实，只要细究玄宗此时的心态，张说的复相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此一时彼一时也。玄宗亲政之初，最大的担心是皇权受到功臣的威胁，所以必须把功臣们逐出权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现在，经过姚崇、宋璟两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轨，国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权更是稳如泰山，再也不用担心有人篡位夺权了。在这个时候，如果玄宗觉得某个昔日功臣的身上还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有什么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随着开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励精图治，时至开元九年，一个太平治世已经初具规模。如果说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这样的能臣贤相来奠定治世基业的话，那么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有一个文学宰相来替他粉饰太平，铺排盛世风光。
而张说，恰恰是这方面独一无二的最佳人选。
因为在当时，张说是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被誉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时期，张说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赏识，曾奉命参与大型古诗集《三教珠英》的编纂。当时参加编纂的还有著名诗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杜甫的祖父）等，皆为一时才俊。睿宗时期，张说还曾供职东宫，担任李隆基的文学侍从，“深见亲敬”。后来张说拜相，又奉诏监修国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罢黜之后，在北方边境担任军职的那几年里，张说仍奉朝廷之命，“赍史本随军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军务之余，始终兼着国史的编撰工作，从来没有间断。由此可见，玄宗对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为倚重的。
史称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旧唐书·张说传》）。可想而知，由这样一位政坛元老兼文章圣手来为玄宗描摹盛世画卷，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也是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张说不仅是一代文宗，同时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复合型人才。而此时的大唐帝国通过将近十年的积累，国力已经日渐雄厚，所以当初姚崇“不幸边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抛诸脑后，其开边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抬头。在此情况下，让文武兼资，熟悉军队和边防事务的张说复相，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张说在军事上的才干和胆略，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
开元八年，张说担任天兵军节度使，驻扎在并州，与驻扎在朔方（今宁夏灵武市）的王晙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这个王晙，就是当初救了刘幽求一命的那个桂州都督，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由于地处胡汉交界地带，所以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都住着许多归降的突厥部落。这些突厥人虽然已经降唐，表面上似乎没什么威胁，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随时有可能复叛，所以无论对张说还是对王晙来讲，这些突厥降众始终是他们眼皮底下的定时炸弹，一点也不让人省心。
这一年秋天，王晙就收到了一份情报，称他辖区内的突厥部落有可能与北方的突厥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朔方城。王晙当即奏报朝廷，准备设计除掉这颗定时炸弹。在得到朝廷的批准后，王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辖区内的各部落酋长出席，然后设置伏兵，在席上把他们全部砍杀，随后又率部血洗了这些部落的余众。
诱杀事件发生后，整个北方地区的突厥降众大为震恐，包括张说辖区内的拔曳固、同罗等部落也是人心惶惶，惟恐遭到唐军的屠杀。张说知道，如果不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必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叛乱。于是他随即带上一支骑兵，直奔这两个部落而去。
他带了多少人？
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二十个。
因为他不是去打仗的，所以人多不但没用，反而会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