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突厥人的营地后，张说就住在这些部落酋长的牙帐里面，跟他们同吃同睡，然后耐心讲解唐朝的少数民族政策，让他们不必恐慌，安心过日子。
本来张说带着那么少人出去，留在并州看家的副使就担心得要死，如今听说他居然跟那些突厥人同寝共食，更是吓坏了，赶紧修书一封，命快马送到张说手上，告诉他胡人无信，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没想到张说给他的回信却说：“吾肉非黄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马，必不畏刺。士见危致命，此吾效死之秋也。”（《资治通鉴》卷二一二）意思是：我的肉不是羊肉，不怕人吃；我的血不是马血，不怕人喝。何况大丈夫理应直面危难无惧死亡，今日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你不必再劝。
张说的勇气和诚意最终感动了突厥人，也让他们的疑虑和恐惧一扫而光。
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张说成功安抚了辖区内的突厥降众，把一场可能发生的叛乱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比之王晙的暴力镇压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开元九年四月。
这一次，真的有一场叛乱爆发了。为首的是一个叫康待宾的胡人，他纠集了七万突厥降众，迅速攻陷了六胡州（高宗调露年间，唐朝在河套地区为归降的突厥人设置的六个羁縻州，分别是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不久，叛军又策动党项人（在今陕西北部）加入了叛乱，然后兵分两路，一路与党项联手，向东攻击银城（今陕西神木县南）、连谷（神木县北），准备越过黄河，威胁唐朝的龙兴之地并州；另一路由康待宾亲率主力南下，攻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兵锋直指长安。
形势异常危急，玄宗亟命王晙的朔方军、郭知运的陇右军和张说的天兵军共同讨伐叛军。
张说驻扎在并州，其当面之敌就是党项与突厥的联兵。接到命令后，张说立刻率步骑一万多人向西进发，出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裴家川口），与叛军展开遭遇战，结果一战便将叛军击溃。叛军余众向西逃窜，逃到骆驼堰（神木县西北）的时候，党项人不跑了。
因为他们后悔了。
悔不该听信突厥人的蛊惑之言，冒冒失失地起来造反，结果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被人在屁股后面追着打，真他娘的鬼迷了心窍！
他们一边后悔一边苦思自保之计，最后灵机一动，索性来个阵前倒戈，掉过头来打突厥人，希望以此戴罪立功，取得朝廷的宽恕。
突厥叛军没想到党项人会突然把矛头指向他们，猝不及防中被砍杀了一大片，残部仓惶北窜，逃往铁建山（铁山，属阴山山脉）。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张说召集党项部众，一番安抚之后，命他们回到原住地，恢复从前的正常生活。有部将表示强烈反对，说党项人反覆无常，应该全部诛杀。张说大怒，说：“王者之师，理当讨伐叛逆，安抚忠顺，岂能随便杀降？”
随后，张说奏请朝廷，在党项人的游牧区域设置了麟州（今陕西神木县），以此镇抚党项余众。
张说回朝复相之后，帝国的权利核心就有了三个宰相。
自玄宗亲政以来，宰相班子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原本一正一辅、一刚一柔的格局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张说与张嘉贞两强相争的态势。
作为二次拜相的政坛元老张说，当然没有把一年多以前刚刚入相的张嘉贞放在眼里；而作为现任中书令、首席宰相的张嘉贞，自然也不把排名第三的张说当一回事。
一山难容二虎。这两个同样姓张的政治强人碰到一块，注定会有一场较量，也注定要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十一月，原本一直暗中较劲的二张终于在一次廷议中当着皇帝的面发生了争执。争执的起因是广州都督裴伷先因罪下狱，玄宗召集宰相们廷议，讨论对裴伷先的处置办法。
张嘉贞建议对其实施廷杖之责。所谓廷杖，说白了就是当众打屁股。张嘉贞话音刚落，张说立刻反驳：“臣听说，古人主张‘刑不上大夫’，目的是为了培养他们的自尊心和廉耻心。更何况，士可杀不可辱！如果有罪，该死刑就死刑，该流放就流放。据臣看来，裴伷先的罪状理应判处流放，何苦要以廷杖相辱？”
张说一番话说得有理有节，大义凛然，张嘉贞一时语塞，竟不知如何应对。
玄宗深以为然，决定按张说说的办。
张嘉贞被一顿抢白，又在皇帝跟前丢了面子，心里大为恼怒。退出大殿后，他忍不住质问张说：“也就讨论个芝麻大点的事儿，你何必上纲上线？”
张说悠长地看了他一眼，冷笑着说：“宰相这个位子，运气来了就坐上去，运气走了就乖乖下台，岂能坐一辈子？要是今天可以随意对大臣施以廷杖之辱，谁敢保证明天不会轮到你我头上？我刚刚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为了区区一个裴伷先，而是为了普天下的所有士君子。”
张嘉贞气得脸红脖子粗，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张说向他拱了拱手，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扬长而去。
很显然，姜还是老的辣。
在官场斗争方面，张嘉贞比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张说嫩多了，压根就不是他的对手。
也是张嘉贞自己流年不利，就在廷杖事件发生后没多久，也就是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二月，张嘉贞自家的后院起火了。
问题出在张嘉贞的弟弟，时任金吾将军的张嘉祐身上。
本来，在张说没有回朝之前，张氏兄弟在朝中是很拉风的，哥哥贵为宰相，弟弟又是皇帝的御前侍卫将领，兄弟俩“并居将相之位，甚为时人之所畏惮”。（《旧唐书·张嘉贞传》）可张说来了之后，张氏兄弟的幸福生活就戛然而止了。先是哥哥在皇帝跟前被张说抢了风头，继而弟弟张嘉祐又突然被人检举揭发，说他贪污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
这下麻烦大了。弟弟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身为宰相的哥哥自然逃不了干系。
就在张嘉贞忧心忡忡的时候，张说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告诉张嘉贞，你也不用太着急，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而今之计，你最好先不要上朝，而是换上素服在家里待罪，让皇上觉得你诚心悔过，也许事情还有转机，结果也不至于太坏。
尽管张嘉贞明知道张说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可人在倒霉的时候，脑袋往往也不太清楚。彷徨无措的张嘉贞想来想去，觉得张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于是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此后一连几天都没去上朝，而是躲在家里闭门思过，专心忏悔。
张嘉贞没有想到，他这么做，其实是在自我毁灭。
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上朝，还能当面向玄宗表明清白，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君臣面对面把事情说开了，或许玄宗还会网开一面，饶他这一回；可现在他躲着不上朝，其结果并不会让玄宗觉得他是在悔过，而只会让人觉得：他这是做贼心虚，所以没脸见人。
这一年二月十三日，一道贬谪令就递到了张嘉贞手上——他被罢免了宰相之职，贬为幽州（今北京）刺史。
直到这一刻，张嘉贞才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被张说那老狐狸算计了。
可事已至此，无由挽回，张嘉贞只有怀着满腔悔恨打点行囊，黯然离开朝廷。
短短十几天后，张说就顺理成章地顶了张嘉贞的缺，荣升中书令，成了首席宰相。张嘉贞气得咬牙切齿，逢人便说：“中书令的名额有两个，他张说何必非得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言下之意是双方大可以平分秋色，相安无事，不一定非要斗个你死我活。
可这显然是失败以后才会有的言论。在他没下台之前，就算张说想和他平起平坐，他张嘉贞肯干吗？
当然不肯。
所以说，人在台上和台下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其实，为官的道理大致跟挤公交类似。还没挤上去的时候会拼命嚷嚷，说上面还有位子，大伙再挤一挤。可一挤上去，就会冲后面的人吹胡子瞪眼，大骂别人眼睛瞎了，明明没位子了还挤，甚至恨不得踹下面的人两脚。
张嘉贞前后不同的心态，大抵如此。
张说与张嘉贞的二虎相争，就这样以张嘉贞的落败告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隔一年多之后，二张之间又当面发生了一次摩擦。准确地说，是上演了一幕小小的闹剧。
张嘉贞罢相的第二年，又被玄宗征召回朝，就任户部尚书。玄宗为了化解他和张说的矛盾，特意命中书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尽管张说很不情愿，可天子之命又不能违抗，只好硬着头皮出面作陪。两人一见面就大眼瞪小眼，现场气氛十分尴尬。勉强喝过几杯之后，张嘉贞突然借着酒劲发飙，冲到张说的面前破口大骂，甚至挽起袖子准备揍他，还好被源乾曜和王晙等人死死拦住，才没出什么大事。
堂堂宰相因权力之争而结仇，到最后甚至搞到当众打架，委实有辱斯文。满朝文武听说之后，都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此时的大唐百官们并不知道，张说和张嘉贞的矛盾斗争其实只是一个引子，在未来的帝国政坛上，宰相之间的纷争还将一次又一次地频繁上演。换言之，以张说复相，张嘉贞罢相为标志，开元初期那种宰相班子同心同德的良性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对玄宗而言，让张说取代张嘉贞，并不是他的决策失误，而恰恰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张嘉贞虽说是一个挺能干的大臣，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入相后也以“断决敏速，善于敷奏”著称，但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事务型宰相，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更不能满足玄宗对宰相的需要。
正如前文所说，此时的玄宗，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制定方向，统揽全局，渲染文治武功，铺排盛世风光的全能型宰相。而除了张说，还有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呢？
没有了。所以，历史注定要在这一刻，把文武双全的张说推上帝国政坛的巅峰，而张说也注定要在这一刻，把玄宗治下的大唐帝国推向历史的巅峰。
套一句很俗的话说，这就叫时势造英雄，也叫英雄造时势。
封禅泰山：走向历史之巅
其实也怪不得玄宗会大力提拔张说，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有才。
张说开元九年年底回朝，第二年就在军事上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这两项改革最终都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第三年上半年，又在文化建设、政治宣传方面开创了崭新局面，下半年，又对宰相制度进行了改革；第四年，又“首建封禅之议”，并且积极筹划，一手操办，终于在次年成功举行了泰山封禅。
在有唐一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张说的上述举措几乎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首倡和筹划下，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举行的泰山封禅，更是大唐全盛时代来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地看一看，作为一个文武兼济的全能型宰相，张说是如何从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帮玄宗打造一个巍巍煌煌的太平盛世的……
由于张说在边疆任职多年，对帝国的边防事务了如指掌，对其中存在的积弊更是洞若观火，所以他复相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对冗员充斥的边防部队实施了大规模裁员，让裁撤下来的这些人员全部返乡务农。
此次裁军人数说出来令人咋舌——足足有二十多万！
当时唐朝的边防军总数不过六十几万，这一裁等于裁掉了三分之一。乍一看，这对于一个边境线漫长、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帝国而言，实在是有点伤筋动骨的危险。自从高宗末年，武曌当政以来，帝国在军事上就频频失利，几乎同时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西线有吐蕃王国的强势崛起，北方有东突厥第二汗国的死灰复燃和急速扩张，东北有奚和契丹的叛乱，在西域又与西突厥反复争夺，连年征战……尽管到了开元时代，大唐帝国与各条战线上的对手们基本上都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是强敌环伺、边患频仍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因此，当张说向玄宗提出这项裁军建议的时候，玄宗心里顿时充满了疑虑。
二十多万？
一下子裁这么多人，是不是有点伤筋动骨了？
然而，在张说看来，这二十多万边防戍卒既非筋，也非骨，只能说是一堆可有可无的烂肉。
为什么这么说？
张说向玄宗道出了实情。他说：“陛下，臣久在疆场，十分清楚边防军的情况。那么多边防戍卒，其实并不都是在捍卫边疆的，而是将帅们用以自保的私人武装和任意驱使的工具罢了。而且，兵贵精不贵多，真的要御敌制胜，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与其白白浪费这些劳动力，妨碍农业生产，还不如让他们回家种田。陛下如果不放心，臣愿意以阖家一百多口人作担保！”（《旧唐书·张说传》）
玄宗经过慎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了张说的裁军计划。
就这样，张说这个“朝廷大手笔”振臂一挥，二十多万人就卸甲归田了。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二十多万青壮劳力返乡务农，无疑可以成为农业生产的一支生力军。所以，尽管裁军举措表面上是属于国防政策，但实际上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却是体现在经济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说新官上任烧的这第一把火，其实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元时代的经济发展，影响殊为深远。
紧继裁军行动之后，张说在军事上推行的第二项根本性的改革就是——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完善于北周，是宇文泰创立的一项“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被隋、唐沿用，至玄宗开元年间，这项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七十余年。按府兵制规定，凡二十至六十岁的农民，平时在家务农，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战时奉调出征，每年还须轮番宿卫京师，并轮流到边疆镇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