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德宗李适一连下了好几道命令，却始终不见一名禁军前来护驾。负责传令的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跑了好几趟，最后都是哭丧着脸回来禀报——皇上，根本无兵可调啊！
李适傻眼了。
怎么回事？朝廷长年累月供着这帮养尊处优的禁军，如今大难临头，居然无兵可调？
其实李适不必惊讶，因为他确实拥有画在纸上、每月按时领取薪饷的禁军名额，但并不拥有真正在职的禁军兵员。
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很简单：神策军使白志贞并不是德宗想象中的能臣干吏，而是一个渎职贪贿的庸才！
由于深刻认识到肃、代两朝宦官执掌禁军所带来的种种危害，所以德宗李适刚刚即位，就把禁军兵权从宦官手上收了回来，交给了他认为更值得信任的白志贞。德宗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完全掌控禁军，从而不会再受到宦官的操纵和胁迫。
然而，德宗万万没想到，白志贞固然没有把禁军变成胁迫天子的工具，但他却把禁军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
这些年来，白志贞一方面隐瞒了神策军东征的阵亡人数，另一方面又收受富家子弟的贿赂，用他们的名字替补。这些市井子弟虽然名列军籍，每月照常领取薪饷和各种补贴，但人却天天待在长安的商埠坊间做生意，一天也没进过军营，所以事到临头，天子根本无兵可调。
司农卿段秀实曾经察觉到白志贞的渎职行为，也曾向德宗进谏：“禁军不精，兵员严重不足，万一有变，朝廷将无法应对。”可德宗始终信任白志贞，对此谏言置若罔闻。
如今，德宗李适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上（德宗）召禁兵以御贼，竟无一人至者。”（《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就在德宗茫然无措之际，乱兵已经撞开宫门，蜂拥而入，呐喊声惊天动地。窦文场和霍仙鸣匆忙召集一百多名宦官，拥着德宗、太子、贵妃、诸王等人，从禁苑北门仓皇出逃。
此时此刻，天子李适的心头蓦然涌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慨——危难之际，还是宦官最贴心啊！
当这样的感慨发自于天子肺腑，我们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后，李唐王朝的中央禁军必将重新回到宦官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新一轮的宦官擅权，而相同的历史也将再一次循环上演！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
也许从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已注定无法摆脱这样的宿命。
德宗一行由普王李谊为前驱，由太子李诵殿后，途经禁苑时，正好碰上郭子仪的儿子郭曙带着几十名家丁在此打猎。郭曙一看见天子的狼狈之状，赶紧上前护驾；与此同时，正在军营中教练射箭的右龙武军使令狐建闻讯，也带着四百多名士兵前来追随。
德宗李适就在这些人的簇拥下逃出了长安。
他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唐朝历史上第三个被迫逃离帝京的天子。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泾师之变，则是德宗李适即位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也是他帝王生涯中最难以忘却的一个耻辱。
暮色徐徐笼罩了前方的大地，也渐渐覆盖了身后的长安。德宗李适策马狂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全身弥漫着一种痛彻骨髓的沮丧。
这是一个有志中兴却无力回天的天子灵魂深处的沮丧。
这种沮丧注定将弥漫他的一生。
德宗等人仓促逃离后，京师的大部分官员和皇室的大部分亲王、公主都没来得及逃走。只有宰相卢杞和关播、翰林学士陆贽、京兆尹王翃、神策军使白志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相继逃出，在咸阳追上了天子一行。
随后，长安城开始了一场大暴乱。
哗变士兵欢呼着冲上含元殿，大喊：“天子逃跑了，我们可以自求富贵了！”随即争先恐后地冲进府库，大肆劫掠。部分乱民也趁机冲进皇宫抢夺财物，那些没能冲进宫中的，就在大街上公开抢劫，整个长安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各坊居民只好成立自卫队自保。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皇宫的金银财宝全部被洗劫一空。
抢完府库后，乱兵们一个个都钵满盆满、心满意足。可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一下子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接下来该如何善后？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为此大为头疼。
他本来压根就不想造反，却在乱兵胁迫下参与了整个兵变行动，说起来实在是很冤枉。可他也知道，既然事情已经闹到了这一步，他身为节度使也难辞其咎，就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所以，他现在唯一的保命办法只有一个——将错就错！
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怎么才叫一条道走到黑？
很简单，找一个人出来当皇帝——另立新朝！
姚令言随后找到的这个人，就是当时正被软禁在家中的太尉朱泚。
朱泚是幽州节度使朱滔之兄，历任幽州、陇右、泾原节度使，也算是姚令言等人的老上级。本来，朱泚在朝中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可自从朱滔与田悦、王武俊等人联合发动叛乱后，朱泚便被朝廷剥夺了职权，并遣归私邸，形同软禁。
朱泚原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完了，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最郁闷、最失落的时候，这些泾原的老部下竟然跑到长安发动了一场兵变，然后又找上门来拥立他当皇帝！
这真是否极泰来、喜从天降啊！
那一刻，朱泚的心脏狂跳不止，全身不由自主地滚过一阵战栗。
这辈子能过一回皇帝瘾，那就不虚此生、死而无憾了！
当天深夜，朱泚就在乱兵的拥护下进入大明宫，登上含元殿，当夜宿于殿中，自称“权知六军”。
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料到朱泚会篡位称尊。就在这一天白天，也就是德宗仓皇出逃之际，翰林学士姜公辅就曾跪在德宗马前极力劝谏，说：“朱泚曾担任泾原节度使，后因朱滔叛乱废弃在家，心中早有反意。臣以前劝过陛下，若终究信不过这个朱泚，不如早点把他除掉，以绝后患。如今陛下离京，乱兵一旦拥立他，其势力必将难以遏制，望陛下当机立断！”
然而，德宗只顾着逃命，根本听不进姜公辅的谏言。
十月初四，德宗一行从咸阳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初五，部分文武官员陆续到达，左金吾大将军浑瑊也率部赶到奉天。浑瑊骁勇善战，随着他的到来，德宗和流亡朝廷的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与此同时，长安城里也开始了一场篡位登基的闹剧表演。以光禄卿源休为首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向朱泚劝进，怂恿他称帝。随后，又有凤翔和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率兵前来投靠。朱泚自以为众望所归，便开始对百官发号施令，并设置六军宿卫，一切仿照天子之制，篡唐之心已昭然若揭。
十月初七，陆续逃到奉天的大臣们都劝德宗加强奉天守备，以防朱泚派兵来攻。卢杞闻言，居然义愤填膺地说：“朱泚的忠贞，满朝文武无人能及！我愿以阖家百口性命担保，朱泚绝不会造反！”
德宗深以为然。
可是，就在卢杞信誓旦旦替朱泚担保的第二天，野心勃勃的朱泚就用他的实际行动狠狠扇了卢杞一记耳光。
建中四年十月初八，朱泚进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翌日，朱泚任命姚令言为侍中、关内元帅，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其余附庸他的朝臣亦各有任命。
此外，朱泚又封朱滔为皇太弟，并派人送信给朱滔，说：“三秦地区（陕西中部）不日即可平定，黄河以北，就靠你剿灭残敌了，当择期在洛阳与你会面。”朱滔接信，欣喜若狂，立即将信在军府中传阅，同时复制多份通牒诸道，毫不掩饰他的志得意满之情。
伪朝既立，李唐宗室的灭顶之灾就降临了。
源休劝朱泚，把滞留在京师的李唐宗室全部翦除，以绝天下之望，同时杀戮立威。朱泚觉得很有道理，遂下令屠杀了李唐的郡王、王子、王孙共七十七人。
就在长安沦陷的同时，被围达数月之久的襄城也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哥舒曜迫不得已，只好放弃襄城，撤至洛阳。李希烈旋即占领襄城。稍后，在河北与叛乱诸镇对峙的李怀光、马燧等人也接到了德宗从奉天发出的勤王诏书。诸节度使遽然听到长安沦陷、天子流亡的消息，无不仰天恸哭。数日后，诸节度使相继撤离战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与神策都知兵马使李晟率部驰援奉天，河东节度使马燧率部退防太原，河阳节度使李艽率部退防河阳（今河南孟州市），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亦率本部退防临洺（今河北永年县）。
突遭此重大变故，唐朝政府军不得不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御。
十月十三日，朱泚亲率大军直取奉天，准备一举消灭德宗皇帝和他的流亡朝廷。
德宗李适万万没想到，自己抱着澄清宇内、重振河山的雄心壮志继承了李唐社稷，可即位才短短几年，天下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叛乱的烽火不仅燃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而且直接烧到了他的眼皮底下！
李适苦笑着对自己说：现在，就连你自己的性命都朝不保夕了，还奢谈什么澄清宇内、重振河山呢？
朱泚叛军倾尽全力猛攻奉天，浑瑊等人率众死守、昼夜力战，唐军大将吕希倩、高重捷等人先后战死，奉天城危在旦夕……
自从安史之乱平定以来，大唐王朝还从未遭遇如此严重的危机。
帝国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吗？
德宗李适能逃过这场从天而降的劫难吗？
奉天保卫战
奉天只是一座中小规模的城市，其兵力、粮草、物资、装备都极为有限，被朱泚强攻半个多月之后，消耗巨大，形势万分危急。如果四方勤王之师迟迟不来的话，奉天随时可能被朱泚攻破。
建中四年十一月初，第一支援兵终于出现了。
这支援兵有一万余人，由灵武留后杜希全、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刺史戴休颜、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刺史时常春、渭北（治所在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建徽四路勤王之师集结而成。这支援兵虽然兵力不多，但毕竟是一支生力军，对于鏖战已久、伤亡惨重的奉天守军来讲，它就是一根救命稻草，就算不能解奉天之围，至少能帮奉天多守一段时间，以待后续援军。
然而，此刻奉天城的外围全是朱泚的军队，援军入城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距离奉天北面十二里的漠谷，二是距奉天西北四里的乾陵（唐高宗李治陵寝）。
援军到底该走哪条路？
德宗的临时朝廷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浑瑊和关播都认为，绝对不能让援军走漠谷，因为此地既险又窄，一旦遭到叛军伏击，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乾陵。援军可以利用茂密的树林隐蔽行军，在树林东北面的鸡子堆扎营，与奉天守军里应外合，分散敌军兵力，减轻奉天的正面压力。
可是，此议却遭到了卢杞的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走漠谷的行军速度更快，就算遭到伏击，奉天也能立刻出兵接应，万万不可走乾陵，因为这会惊动先帝陵寝。
惊动先帝陵寝？
这真是一个愚蠢透顶的理由，可它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