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重构
全球公民社会的经验发展推动了相应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对“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研究、对全球社会运动的研究、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对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政治及全球治理关系的研究、对全球公民社会与公民身份和全球伦理关系的研究、对全球公民社会与民主和全球民主关系的研究等等，共同构成了全球公民社会的理论视域。不但如此，作为一种现象和理论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同样是推动世纪末国家理论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恩（Edward S.Cohen）曾经指出，“围绕经济全球化的争论有一种特定的模式，（它）常常回到对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所处的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关系的争论……无论具体的问题是涉及贸易政策、金融市场的权力还是移民的影响，大多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讨论最终都转向在新的、经济全球化组织下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国家角色问题”。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描述围绕着全球公民社会的争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全球公民社会所代表的是一种对未来世界政治的勾画，其中国家不再独占主权的位置。在学术研究的具体取向上，无论是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还是对全球伦理、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无不是围绕着国家的新角色而展开的。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领域研究公民社会的学者们所探讨的是全球公民社会对国家主权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对全球公民社会作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学者们通常致力于追问：全球公民社会是否造成了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与新的道德和政治共同体身份之间的断裂，全球公民行动者是否是世界伦理行动的来源，它们与传统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关注全球公民社会与民主关系的学者所讨论的问题无不集中于全球公民社会之超越传统的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的意义以及实现这种超越的可能性，等等。可以说，对全球公民社会的讨论构成了复兴后的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生动地体现了复兴的国家理论更多的是对“社会性的复兴”与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主权受到挑战的反思这一鲜明特点。
正因此，像我们曾经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纳入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一样，我们对全球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也将在这一分析框架中进行。我们所要追问的问题主要是：（1）全球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转型存在何种联系；（2）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对国家主权带来了什么影响，该影响的限度在哪里，“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各自的解释力有多大；（3）全球公民社会对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否以及如何造成了冲击，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身份的关系是什么，它们对民族国家又意味着什么；（4）全球公民社会是否代表着对传统民主的超越，在追求全球民主的过程中，全球公民社会和国家应该分别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即试图为全球公民社会和国家定位角色、明确关系。
为此，本书不仅要说明国家虽然受到来自全球公民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但其程度却是相当有限的，这种状态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是在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资本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历史中不会消亡；不仅要说明在今天仍显羸弱的全球公民社会具有美好的发展前景，它必将成为与国家和资本相平等的全球治理的三大基础设施之一；本书更要说明的是，虽然在未来的全球政治中，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资本将成为与国家相平等的治理主体，但这仅仅是否定了目前存在的国家作为“唯一的”（only）治理主体的地位，而不是要否定国家作为“主导性的”（primary）治理主体的地位，国家虽然不再是“家长”，但它应该拥有“兄长”的身份。
具体而言，依据治理理论，国家的变革是政治和技术变革的结合，由此，合理定位自身的职能是国家变革的首要任务。众多的讨论大致给出了国家职能转换的三种方向：一是向下转移至地方政府；二是向外转移至市场和公民社会；三是向上转移至国际组织。其中，全球公民社会是国家职能转变的重要承接者。具体而言，在国家层面上，全球公民社会可以承担起部分公民教育的任务，促进民主和自治文化的形成；可以实施多种形式的社会救助，促进社会福利的发展；可以监督政府和市场行为，促进公共责任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可以联结政府和市场，促进两者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可以利用专业优势提供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促进公共服务的多元化。在全球层面上，全球公民社会有助于促进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抑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侵略；有助于平衡利益、缓解矛盾、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安全与和平；有助于培育全球公民意识，维护基本人权，实现全球自由和民主。总之，全球公民社会能够在政治体系外部弥补政府组织治理公共事务的不足，同时发挥自身灵活、精干、专业、高效的优势，并重新激活公共事务领域中被政府组织所遗漏的治理盲区。
全球公民社会（以及全球资本）分担国家的部分职能，看似导致了国家作用的削弱。然而，全球公民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关键还在于国家要给予公民社会一定的活动空间，借助制度安排明确双方的治理任务，确定各自在治理体系中的权责义。国家在此时的角色，正如一些论者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论时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既应是一种在“回缩”（rolling back）意义上的“最小国家”，又应是一种在提供规则意义上的“强国家”，全球治理要求国家瘦身，要求国家转换角色，同时又要求国家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这一点上，它与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可见，全球治理不是不要国家，而是要求国家不断地调整以回应挑战。具体到国家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著名治理理论家杰索普提出的“元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除上文所提到的全球公民社会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之外，杰索普的“元治理”理论还基于这样的事实：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正在形成，但它缺陷重重。首先，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的最基本的推动力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新自由主义迷信市场，其制度化的焦点也在于由国际金融机构、七国集团各国的财政部、私人性国际商业团体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等一些国际关系委员会所组成的网络。网络中各种不同的行动者，都“大力参与了对权力关系、法律规范、生活方式、劳动方式、全球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社会）的虚拟世界的塑造”，使得表面上是“后政治”的世界社会，实质上却是在摆脱了民族国家关系之后形成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世界。受此影响，全球治理很可能成为一件理想主义的外衣，下面隐藏着狡诈的经济自由主义与西方国家的意图和价值观，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全球治理的主流。其次，在全球治理中，不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地位是不平衡的，政治、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是不对等的，所谓的“全球民主”事实上并不存在，全球治理无法代表全球公民的真实意愿。另外，全球治理尚缺乏全球协调、管理和制裁的机制。世界统一的政治纲领和行为标准都没有确立起来，这“产生了相当的政策非理性、制度间的斗争、管辖权的重叠，以及竞争性政策网络的扩散”。最后，全球治理在战略上的管理不足也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和影响力，而缺乏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也使得全球治理中容易出现服从性的缺陷。
全球治理的种种不足提出了“治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考察治理的不同主体，可以说，只有国家拥有足够的资源为治理确定模式、实现其合法性并监督其实施。在杰索普的理论中，国家因此必须履行“元治理”的功能，平衡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层次的治理，协调它们的行动。赋予国家“元治理”的功能与赋予国家至高无上、控制一切治理安排的能力截然不同，相反，国家履行“元治理”的责任所要实现的是担当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从而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组织。具体地说，在“元治理”中，国家为治理和规章秩序提供基本规则，使治理伙伴通过这些规章秩序实现目的，确保不同治理机制和规制的兼容性或连贯性；充当政策共同体中对话的主要组织者；展开一种有组织的对情报和信息的相对垄断，从而塑造人们的认知期待；在治理内部有冲突和有争议时充当“上诉法庭”；为了系统的利益或社会凝聚，试图通过支持较弱的力量或系统来平衡权力差异；试图更改认同的自我理解、策略能力以及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在不同策略环境中的利益，并且由此改变它们对优先策略的影响等等。“元治理”并没有取消其他的协调形式，市场、等级制度和自组织依然存在，但是它们“通过谈判来进行决策”。由此，一方面，市场竞争被协作所平衡，“看不见的手”将和“看得见的手”连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国家不是最高权威，它不过是多元“制导”系统中众多成员之一，而且为谈判过程贡献自己的独特资源。随着网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的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的扩大，官方机构最多也不过是同辈中的居首位者。
然而，“元治理”理论仍然接近于一种理想形态，因为国家“元治理”作用的发挥仍然依赖于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资本的合作倾向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因此，正如杰索普特别告诫的，治理、“元治理”如同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一样，也可能遭遇失败，这或许根植于国家自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它是一种处于某种社会形成过程内部的、与其他的制度性整体并列存在的制度性整体；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具有总体性的、维护社会形成过程的凝聚力的责任专门赋予了它”。而这一治理、“元治理”的失败正是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危机的潜在根源。对此，杰索普认为，永久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协调的尝试总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采取一种追求最低限度满意的策略，它包含三个维度：“第一，反思在不能完全成功的情况下，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结果；第二，精心培育一整套灵活的应对措施，尽可能改变并选择那些最能成功的策略；第三，需要一个自我反思的‘反讽’，其作用在于相关的社会力量必须认识到失败的可能，但是仍然按照可能成功的方式坚持下去。”总之，在未来，国家将更加趋向于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它既是多层次合作网络中不可缺少的成员，也是联结全球与地方的不可绕过的中间环节，同时还是全球治理的监督员和裁判员；既是自由市场的建构者和守护者，也是公民社会的建构者和培育者，同时还是全球发展与正义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国家不但不会消亡，它还将获得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