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厘金创办于咸丰三年（1853），在同治、光绪年间逐渐在各省推行，是一种内地货物税。内容错综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通过地厘金、销售地厘金、出产地厘金。原先各省的厘税约1％-2％，有些地方后来高到20％以上；通行的法定税率约在4％-10％之间，但实际的征收额都较高。厘金的课税对象既细又广，以广西为例，就分29类税，内含1942项货品。此外，重复课税（在原料、成品、销售时都课征）是另一项困商病民的缺点。若要有效课征，就必须在各地广设关卡，以1904年为例，内地12省共计有总局23处，主要分局790处，附属分局有1446处，相关税务人员至少2.5万人。
在这种“流刺网”型的税制下，可想见民间商家所受的骚扰、各地商品税源所受的侵蚀。厘金可以说是各省壮大自身财源的重要税制，此制度的复杂内容，详见罗玉东（1936）的专书分析（此书第3章有诸多图表解析，简明扼要）。
第三，鸦片税。国产鸦片称为“土药”（课厘税，基本上属地方），进口者为“洋药”（课海关税，属中央）。1905-1906年，土药每年的产销量约14万担，各省的税率不一（江西每百斤课43两，广西每百斤课12两）；税项也不同（福建与陕西按亩征税）；此外，各省又征落地税（出产税）、过境税、贩运税，时而出现争执的局面。1908年协调土药税银拨还各省，各省所分得的具体数额，状况复杂，难以一一解说。开办一年后，中央政府从930万两的土药税中，取得其中的三成左右。
第四，截留国税。各省的财政收入，额定支出后的余款应缴解中央，若不缴解此项余额，或是各省自行动用有特定用途的国税（例如关税），称为各省的“截留”款。但从1906年起各省逐渐自行截留，朝廷严禁：“……倘不俟部覆擅自动解，除将所动之款照数提还外，仍由臣部指名严参，以重库储。”但两广总督提出异议，朝廷也无力约束。到了1909年，度支部还奏谕电知各省：“各省应解款项……关系紧要，无论何项用款不得挪移，嗣后凡动拨款项，应统由度支部奏咨核定。”（转引自彭雨新，1947：96-97）从这里可以看出各省截留的严重性，这种状况延续到民国初期还都未能解决。
近年来研究晚清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的文章渐多，其中以何汉威（2001）的百页长文最完整深入。他认为甲午战争后到清亡前夕：
（1）清政府与各省之间，借着硬性摊派措施，还是能从各省抽提到为数不菲的收入；摊派的运作有赖列强的支持，因为大多数的解款被指定用作偿付洋债和赔款；中央对各省因而仍能维持若干程度的掌控。
（2）列强也帮助清政府掌控省财政，例如1898年英德续借款，议定以江苏等五省部分区域的盐、货厘为海关接管，江苏等五省因失去为数可观的财源而陷于困窘。
（3）拨解省份因而尽先解送财税到中央，边远而税入不足的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及新疆等，遂遭受打击，破坏了“区域间补偿”及“超区域整合”的原则。
（4）过去在分析中央和各省财政关系时，大多强调在督抚主导下新生财政机构所出现的脱序，而对各方所作的整合努力则甚忽略。事实上，在宣统元年之前，不单中央对省的财政机构有所整合，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省政府与州县的互动，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同而成绩高下有别。
（5）清政府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对税制（特别是田赋）整顿，省当局只好采取阻力较少的方式，诸如盐斤加价、成色低下银铜币的滥铸，杂税中酒税和契税的课征，以至鸦片稽征来开辟税源。但因种种因素的掣肘，仿如强弩之末难以为继。
（6）清末中央和各省的财政关系错综复杂：省当局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专擅自主，并没有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然而也未受中央有效的行政掌控；督抚也大大失去监督管理省财政的能力，财权大受其属吏所制约。[以上六点引自何汉威（2001）长文的摘要]
3.2财政改革
有了上述的历史背景，现在来看梁所提的改革方案。《中国改革财政私案》（8：1-59）内分10节，纵论10大改革方向与目标：改正田赋，整顿盐课，应增之新税目，应裁之旧税目，租税以外的国家收入，改革后岁入预算之大概，举办公债之法，货币政策，银行政策，改革财务行政。此外有两项附录：地方财政，八旗生计问题。综观此长文，梁所论的事项大体能掌握要点，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各项题材的弊端有清晰地理解，但对改革的效果过度乐观。若真的要落实这些方间案，必然会遇到许多阻碍。以下析述梁的改革方案要点，以及他所议论事项的特性。
3.2.1改正田赋
田赋是中国财政最大宗的税入来源，历代所产生的问题很多，梁的用意是要“如何乘预备立宪之始，为一劳永逸之计乎”。他对田赋问题的特质说得很好：“改正田赋，其事最繁难，且办理稍有失宜，动招人民怨谤，此诚今日所未易轻言者也。……且负担太不公平，其病农亦甚。故为国家财政起见，为国民生计起见，无论迟早总需经一次之大改革。”（8：2）这种改革田赋的主张，让人联想到明代张居正时期的清丈田亩。历代隐报田亩面积逃税是众所共知的事，根据何炳棣（1995：125-127）的研究：“清代开国主要战役结束之后，即以万历末丈量前的额田为原额。……乾隆（1753）到咸丰（1851）这百年间的土地数字完全不能反映国史上空前的人口爆炸、长期的超省际的移民和大量的开山垦荒。”所以在概念上梁是对的：“然苟能综核而厘析之，则不必增加赋率，而所入可数倍于今日。”（8：2）
梁所建议的新办法，是日本的“土地台账法”：“先调查全国之土地，推算各地一亩所获之米麦等能得若干，复合以数年来米麦平均之价所得银若干，然后在此数内除去牛种、肥料及人工之费若干，以其余为土地所出之利益，而征其百分之若干。其立法最详密周备者，莫如普鲁士国。我国若欲实行，可译取以为模范。”他举日本在台湾省实施此制度的成效为例：“查日本初得台湾时，其田赋不过八十六万余圆。后经一次调查，制成台账。其各地税率，视前此我国所收有增有减，然什九皆仍其旧，而所收之税，已增至二百九十余万元，盖缘前此匿税之地实过半也。”（8：3）
梁的信息很清楚：（1）清丈土地和重订税率，是改正田赋的基本方法。（2）日本的土地台账法可仿行，且在台湾省已有成效。中国历史上一向不缺乏改革田赋的建议，但几乎都是因为地方势力的阻挡而失败。以张居正当国时的威势，尚且遇到强力抵抗，新立宪国政府若能扫除此项障碍，梁的改正田赋之议才有意义。日本在台湾省施行有成效，原因之一，是因为日本对殖民地有武力上的优势，但这一点在清末的中国却不同：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足以掌控各地，地方的割据性强，再好的建议恐怕也无法免除“每丈必反”的噩梦。后来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也只能在江苏等少数省份短暂施行，基本的困难从明朝到民国大致类同。
梁也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的积弊，他的解决方式是：“人民向来耕种之田以多报少者，前事悉不追究，仍归旧业主掌管；惟将前此匿税之部分，令其从新印契。”（8：5）梁推算田赋改正的结果：“苟办理得宜，……则全国田赋每年收入当在三万万两以上”（8：5-6），而“考现在全国田赋，……实收银又不过二千八百余万两”（8：2）。若推行梁的新法成功，中国田赋可增十倍以上：“以我国之地大物博，得此巨额殊不为奇。”（8：6）
若果真有此神效，则先从调查全国土地（即清丈）开始。日本调查台湾省土地，约费500万圆，梁估算中国18省面积约20倍于台湾（其实应不止），约需费1亿两。以晚清赔款和外债的压力，如何筹此巨款？梁说放心，“即印契税一项所入，已偿此数而有余乎。况充公地之卖价，且数倍于此也。而此后年年国库之增加，又无论矣”（8：6）。以晚清财源之枯竭，诸项税收已无所不用其极，怎会有如此肥沃的税源而尚未榨取？梁对调查土地所需之巨款，若不能详细说明来源，必难说服此事的可行性。就算可得巨款进行此事，以历史上每丈必反的经验看来，除非中央的行政实力坚强，可以扫除各地障碍，否则梁的建议恐怕仍是画饼。
3.2.2整顿盐课
1910年3月，梁在《国风报》第1年第5、6两号连载《改盐法议》。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一大半和《改革财政私案》的第2节“整顿盐课之法”（8：7-15）相同（第5号页17-19， 第6号页9-20），所以此文未再重复收入文集内是对的。以下讨论此问题时，也把《国风报》那篇文章的内容一并析述。
盐税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岁入的一大宗，从西汉的盐铁会议（桓宽整理记录成《盐铁论》）就可见一斑。梁提议整顿盐法的目的，是要“能使民间盐价视今日不加腾，而国帑所入视今日且数倍。……欲奏此效，必须将现在制度改弦而更张之”（8：7）。他说中国各省的盐税总和一年不出2000万两，以中国人口之众，盐税的收入竟然只和德法意诸国相差不多。这样的对比其实并无多大意义：一因各国物价水平不同；二因中国盐贵（相对于一般民生必需品），私盐泛滥，税收不实；三因各国的食盐税率不同。
中国盐税总收入应该有多少才恰当？梁说意大利每百斤税17元，法国税3元，日本税1.5元，德国最轻，每千斤税4元。（8：8）“我国若折其中，每百斤约税一两五钱，最为适当。若依此推算，每年盐税可至八千四百余万两。”（8：8）我们可以从几点来评论上列的叙述：
首先，西欧诸国的盐税真的差异这么大？梁的数据可靠吗？币值的换算正确吗？到底各国的盐税率多高？为何不以百分比直接表明？中国若百斤税一两五钱，是抽百分之多少的税？为何最为恰当？这种模糊的诸国相对比较，并无明确的经济意义。其次，各省长官都知道盐税甚肥，一再压榨也只抽到2000万两，梁何以有把握可得8400余万两？
他认为这6000万两的落差，“皆为私盐所蚀，尽人知之”（8：8）。
有三项因素造成私盐过盛：（1）税率太高，苛捐太多，以致官盐成本太重。（2）行盐地各分疆界，助私盐流行之势。（3）盐商垄断权，贩盐不能普及。梁对这三大弊端提出八项改革要点，主要的精神在第一项（要把全国的盐收归政府专卖），其余七项都是业务性的说明。（8：10-11）盐专卖后，全国制盐者皆有执照，贩卖权全归国家。
这项原则是好，但不知何以清政府不如此做？新国家建设之后，如何才能从盐商手中收回贩卖权，以及如何打破根深蒂固的诸多旧制？这几项要点梁都未触及。
国家专卖的观点简单明确，不需细谈，梁另有一项搭配性的建议。过去盐商以现金作保证来向官赊盐，梁希望将来能发行公债以丰富国家财政，但恐民间不应，他因而提议：盐商若以公债作为保证金者，可赊同值的盐三个月或半年，届期才缴现金。如此，盐商一方面可以有半年的周转期，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公债得到利息收入；对政府而言，这也是推销公债的好管道。此计听来甚妙，从前行盐权在民间时，此策或许有激励之用，现在若要改收为国家专卖，盐商的利润空间有限，还有谁愿意出大资本投入此行业？盐若为国家专卖，一般杂货店就可批售，何需通过大盐商？大盐商若获利空间小，谁去花大钱买公债？梁既想消灭大盐商，又希望盐商大笔购买公债，这是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构想。
3.2.3应增删之税目
梁认为国税有十项即足，其中田赋、盐税、海关税三项早已有之，另加的七项是：酒税、烟税、糖税、登录税、印花税、遗产税、通行税。此外，所得税虽是财政学家公认的良税，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尚办不到，故不论。另有两种税也应增，但属于地方性的财源，不在国税内论：家产税、营业税。至于应裁撤的税项则有：厘金、常关税[“其性质在海关税与厘金之间，……实与厘卡无异，所异者其税率有轻重耳”（8：20）]、茶税、赌博税、其他诸杂税。梁认为若能废除这些恶税，在良税上虽征稍重，而民犹安之。此外，国家还有其他的岁入来源：国有土地、国有森林、邮政电报、官办铁路。
这些名目和梁的相关说明，都有浓厚的日本味道，大概是根据日文的财政学著作整理出来的。较有意思的，是看他如何估算增删各项税目之后，将来国家可能的岁入情形。根据他的对照表（8：25-26），当时全国岁入约1.3亿两，改革后的收入额可达7亿两：“骤闻之似觉夸张失实。然按诸实际，则殊不然。……则所谓七万万两者，全系从最少之数立案，若实行之后，只有增多，断无减少。……十年以后，中国之富强，可甲于天下也。”（8：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