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背景与结构
近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外债史的文献非常多，有些是重建源文件，例如：（1）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1962），（2）许毅编《清代外债史资料》（1988），（3）《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1991，参见陈争平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页145-147）上的评论]。研究性的专著，有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1962）、许毅等著《清代外债史论》（1996）；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文献，在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1997）内，有全盘性的综述与评估。
相对地，研究公债（内债）的文献较少，例如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5-1949》（1984）。贾士毅（1917， 第4编分7章）论晚清民初的各种内外债，内容详尽，统计表格完备，这是理解内外债结构和各项偿还计划的基本史料。这些文献和研究，对内外债问题的理解已比梁在写这些文章时深入许多。所以本章一方面查对梁所述及的各项统计数字（因为现在已有更新更好的经济统计可用），但主要的重点仍放在梁对内外债问题的见解上，来看他是在怎样的环境下，作出具有哪些特色的建议与作为。本章以梁的见解为主轴，借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辅助性的解说与对照性的论点。
在探究梁的外债论点之前，我们先借用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理解晚清外债的背景与结构。根据许毅（1996：5、40-42、653-667、672）的详细列表统计，清廷在1853-1911年间总共向外举借208笔外债，债务总额1305888297两（13亿多库平两）。依据他的分类，这些外债的用途可分成五项：（1）镇压起义和革命的外债（35笔，占总额的1％）；（2）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6笔，占总额的61％）；（3）海防、塞防与抵御外侮借款（23笔，占总额的6％）；（4）各种实业借款（85笔，占总额的29％）；（5）行政经费借款（59笔，占总额的3％）。这208笔外债中，用来发展经济的是上述的第（4）项，其内容是：铁路（37笔，占总额的24.46％）、矿业（26笔，占总额的2.7％）、交通邮电（15笔，占总额的1.01％）、其他（7笔，占总额的0.64％）。
这里所谓的外债是广义的，包括清中央政府的举债、各种欠款、借款、赔款，以及地方政府或个人名义向外举借的总额。虽然借款者的名义不同，举借的内容不一，但若有偿还困难时，最终的债务人仍是国家，所以宽松地说，这些向外借款都是属于清政府的外债。结构性地说，清廷的外债可以用1895年的甲午赔款为分界，分为两个阶段。1894之前的外债共有69笔，债额约960万两，主要的内容是：
（1）广东商行在商业上的“行欠”，（2）各地方政府向外国购买洋枪炮、洋船舰的费用，（3）各地海防、塞防的建设，（4）中法战争过程中的诸项借款，等等。
1895年之后是大规模举外债的阶段，共有139笔，总额超过12亿两，主要的用途是：（1）甲午赔款（2亿两），（2）庚子赔款（4.5亿两），（3）大规模筑铁路，（4）开矿热潮。
主要的债权国有哪些？甲午之前英国借款大约占总借款额的85％，最重要的来源是汇丰银行（占62％）。德、美、法、俄四国借款占12％，其他国家借款占3％。甲午之后情势逆转，英国只占28％，德国（22％）、俄罗斯（17％）、法国（13％）、日本（7％）、比利时（5％）、美国（5％）、其他（3％）。
从外债的成本来看，除了偿还本金之外，还有（1）回扣，（2）利息，（3）镑亏的负担。每次借款都有折扣，清政府实际入手的大约是80％-85％；此外还要付出诸项费用，要以各种关税（海关、厘金）、铁路、矿山抵押。在利息方面，当时国际行情年息约4％-5％，而清政府所付最低的年息是5％，最高的接近10％。这些借款原先都是以白银计算，但从19世纪80年代起列强改采金本位，白银的世界价格大跌，清政府在偿款时，列强只肯收等值的黄金，所以中国还要补足金银的差价；因为当时的英镑钉住黄金，又是世界性的领导货币，所以称这笔金银差价为镑亏。由于金银差价月月不同，不易估算这些外债的镑亏总额，但若把上述的回扣、利息、镑亏加在本金之上，则清政府的总负担，至少多出30％。[参见吴景平（1997：64-67）对这些问题的综述与解说]
俞建国（1988：48表2）提供理解清末外债结构的另一种观察角度：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外债来区分。清代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并无严格的界限，因为清代基本上实行国家税，中央和省共享相同的税源，没有中央税和地方税的区隔；基本上是中央委托省来经理税收，在各省所征得的税款，须依中央指示上缴（解款）。在甲午到辛亥（1911）年间，中央政府共有76笔外债，总金额是1166094208库平两，包含三个要项：（1）财政借款9笔，占总额的67.1％；（2）实业借款61笔，占总额的29.3％；（3）军事借款6笔，占总额的0.5％。
地方政府的借款共36笔，总额是37731245两，只占1895-1911年间全国外债总额的3.1％。主要的两项财政打击，是甲午（1895）的巨额赔款（2亿两），5年之后（1900）又有更大的庚子赔款（4.5亿两）。清廷无力承担，大量动用（或超用）各省的解款。以福建为例，1900年起岁入不过220万两左右，但解款额却达到250万两。
在这种过度解款的情况下，各省财政陷入困境，官民两穷，只好靠外债来缓解。清末各省的外债，大部分经过中央同意，但也有少数是自行决定。1895-1911年，至少有湖北、广东、福建、奉天（东三省）、直隶、江苏、新疆、云南等8省向国外举债，因各省的外债数额、条件、用途不一，内容庞杂，在此仅就几项基本特点解说。以湖北为例，在1900-1911年共向英、日、俄及四国银行团借了625万两（共9笔），年息平均为8％，期限为5-10年。这些钱用在“借款充饷”、购军火、建炮兵营、弥补亏空，可说全是军政用途，而非生产性的投资。广东在甲午之前已有6次举外债的经验，在1900-1911年有4笔外债（约538万两），但用途与各项细节尚不明白，因为在名义上都是“两广总督借款”、“两广汇丰借款”、“广东善后借款”这类含糊性的统称，基本来源是英德两国。同一时期福建有7笔外债，总额约170万两，年利在6.5％-10.8％；其中有6笔是由日本的台湾银行放款，另一笔是英国的汇丰银行。[详见许毅（1996：563-584）的解说]
整体而言，清末各省的外债，主要是因为国家巨额的战争赔款，把各省的财源过度挤压到中央，所造成的地方性财政困窘，而不得不各自向外国举债挹注。此外也有各种水旱、天灾、兵乱，尤其是各省练兵购械的军需费用，更是外债用途的要项。举债的各省，多以本身的税源（如厘金）或矿产或各项收益性的产业为抵押。从各省的立场来看，既要应付中央的过度摊派，又要应付省内捉襟见肘的诸多财政需求，举外债度日又要承担沉重的利息，基本上是一种难以消解的恶性循环。
4.2外债平议
“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这是梁在《中国国债史》（上海：广智书局，1904）这本小册子内自序的首句。他写这本小书的目的，是要综观析述近20多年的国债问题，希望能唤醒睡梦中的国人。这个问题自鸦片战争后，一连串的战争、赔款、国际银价长贬、内乱、天灾，使得这个问题沉重到了临界点。梁在这本小册子后面附了一篇《埃及国债史》，用以对比这两个文明古国的共同苦难。
这篇附录是从日本柴四郎所著《埃及近世史》第12章译写过来的。
这本小册子也可以视为一篇40页的长文，另一篇更长的文章是《外债平议》（1910，22：41-94，共55页），这两篇长文构成了理解梁对外债问题认知的基架：《中国国债史》偏向具体史实、各项统计数字、偿还计划表；《外债平议》着重原理性的解说，分析外债之利弊得失，适合与不适举借债之项目，等等。梁还有六篇论外债的短文，其中的三篇析论如何筹还国债，另三篇批评政府的外债政策。以下分四个子题来析述梁对外债的诸项观点。
4.2.1血泪痛史
为什么清廷要向外借巨款？“政府所必需之款既骤增于前，而无术以取给，势不得不加赋税，赋税骤加****惊扰，……有外债以调剂之，则可以摊年筹偿，易整数为畸零，易直接为间接，……故民遂与之相忘，而怨扰不至太甚。甲午以还，今政府所以得尚延残喘以逮今日者，皆恃此也。”（25：1）梁作了一个统计表（25：1-2），列举光绪四年到光绪二十八年间的11项借款、军费、赔款、赎辽东半岛费用，本息共计约250兆两（即25亿两）左右（25：3）。这笔天文数字如何筹偿尚且不知，但紧接而来的问题，是列强争着要贷款给中国偿债。清政府原先欲派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理偿款事项，但俄、法抗议不许，美国各大银行也组织一个公司，遣人来华承揽此事。之后英、德公使介入，列强之间竟以贷款给中国之事相持不下，相互掣肘。中国既受列强的实质侵扰，赔款时又惹起诸多的外交争纷，更糟的是当时国际银价大贬，中国对外行银本位，在偿付诸项借款与赔款时，还要支付一大笔镑亏。以上是梁对中国欠款、列强互争、国际金融局势对中国不利的解说概要。
梁的第2个表（25：9-12）做得很仔细，他把戊戌之前的诸项外债列成一表，分析这些旧债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到1943年（共45年），逐年应摊还的本息。这是个一目了然的好表格，也是个触目惊心的统计表，显示这个贫弱的政府，要在那么长的期间内，每年需要偿付那么高的数额。这是戊戌之前的旧债部分，后来发生了义和团事件，按《辛丑和约》应赔列强45兆两（即4.5亿两）。梁以相当的篇幅（25：13-25），详细解说这笔巨款在1902-1940年（共39年）：（1）每年应摊还多少本息才够，（2）各国所分配到的赔款各自有多少，（3）19省分担义和团事件的偿金额度。从这些项目看来，中国实在难以承受。雪上加霜的是镑亏问题：梁列了一个表（25：26-27），说明光绪三十年各省与各海关分担的镑亏额，总数达1080万两[见本章第（3）项]。各省本已困窘，如今要再分承镑亏与赔款，只好新辟财源，或成立铜元局铸币谋利，或开设彩票、米捐、烟捐、盐斤加价，省省不同，县县不同，名目不下百数十。更严重的是，外债原本是中央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借贷关系，如今事态恶化，已有好几个省份自行向外举债。例如光绪十三、十四年间，山东巡抚张曜因垫发欠饷，向上海德商泰来洋行借银20万两，又借上海德华银行40万两；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名义向汇丰银行借50万两。此例一开，各省竞相效尤。从此可见各省在竞相借款，以解决眼前的财政困扰，同时也显示全国的财政行政已各行其是，无统一规范可言。
以上是外力性的因素，虽无奈亦无良法。梁另有两点不满，是属于内政性的。一是在此穷困之际，颐和园的续修工程每年耗费300万两；皇太后的吉地工程和七旬万寿庆典，也耗掉数千万两。（25：36）二是向外所借之款，除了偿债之外，余款的去向交代不清，梁不断地强烈表达：“愿我国民要求政府予我以决算之报告，不得勿休也。”（25：9、25、36、39）他的主要诉求是：“不得财政监督权，不纳公债额派之本息。”（25：39）
析述这些严重的病征之后，梁提出了哪些具体的对策？他所分述的，是这些外债若要在几十年内偿还，则各年所需分担的本利总额个别有多少，至于如何筹出以及从哪些地方筹来，他则没有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提议。如果说他有所建议的话，那是他在文中分述各国发行公债的状况，以及公债制度的优点（25：31-35）。他另在表7列举法、英、俄、奥等19国在1713、1870、1901年的公债发行额，然后对比各国平均每个国民的公债负担额，借以说明中国目前每个国民的公债平均负担额不过2两，是此表内19国中最低者，所以应该还有扩大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