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举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为例，说明发行公债可用来筑铁路、兴水利、开工业，可以这些生利事业的收入来支付公债利息，“虽重而毫不苦其重也”（25：33）。之后他根据日本田尻稻次郎《公债论》的第1章，列举七项国家应募集公债的原因，强调中国应该发行公债来应付当前的窘境。读者见到梁在此之前所列的外债负担数额表、各省分派数额表、各省力榨的诸项税源表，然后见到这项提议时，或许会反问：欧美各国政府发行公债时，都有各种实物或税入来担保，现今中国外债压身、镑亏严重、政局不稳、民间信心不足，公债之说如何才能具体落实？梁对公债之议有诊断、有药方而无药材，神医亦难为无药之疗也。梁在此是建议举内债（即公债）来偿外债，这项议题在第4.3节另有细论，目前还是先回到外债问题上。
《中国国债史》有两项特色。第一是统计数字庞杂：历年诸项外债之金额、债主、用途、摊还期限与本息金额、各省分摊额、镑亏额与分摊额，都有简明的数字。第二是梁的解说清晰，论证有力：政府何以陷入此泥淖，如何周旋于列强的压力之间，如何摊派诸项外债给各省，各省如何应付（增新税、向外人借款），清廷如何浪费外债，国民应如何监督外债的运用状况，都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解说。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方式，是属于总体宏观式的陈述：列举历年来的各项外债类别与数目，以及在哪些年限内要偿还哪些国家多少金额？这些要偿付的款项分别出自哪些地区与哪些税源？这些相关的问题，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有较完整的统计，对相关的各项子题也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可以用这些新资料，来对照梁所提出的数据是否正确，论点是否合理，所提的方案是否可行。梁所谈的问题是1904年之前的状况，我们可以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1991）内的资料，来查证梁的论点。
以历年的各项外债为例，上述资料在页136-140详列1853-1888年，各项外债的借款者、贷款人、外债额、币别、利息、期限、折合库平银的两数等资料；页315列举1896-1900年的外债统计；页842-849列举1900-1911年的各项外债统计与细部条件。这些数据都比梁当时所能见到的更完整也更可靠，此处不需重述这些细项，只需看晚清50年间几项宏观性的统计数据即可。
有三项统计，分别显示这段期间（1853-1911），外债的（1）总额与各项用途的比例；（2）各省每年应负担的数额；（3）举例说明光绪三十年时各省分摊的镑亏数额。的第（1）项综述1853-1911年的10类外债、其数额、所占的百分比。这10类外债的内容（共计208笔），以及相关事件的发展过程与解决方式，都可在许毅（1996）等著的《清代外债史论》内找到很详尽的解说。 第（1）项内的第2栏是“中法战争的外债”，这和第4栏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外债”，以及第10栏的“庚子赔款外债”，有一点基本的差异。甲午与庚子都是战败的赔款，而中法战争之后所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并无赔款的条文。这笔两千多万两的外债，其实是1883年9月至1885年5月中法战争期间，为了加强海防和充实军需而向外举借的债务，计有神机营借款、广东海防借款（4次）、福建海防借款，等等。许毅的《中法战争与外债》（1996：309-352），对这些借款的内容与过程有详细解说，同时也可参阅汤象龙（1935：664-672）和罗玉东（1932：197-202）对中法战争期间借款的细项说明。
1895年4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要求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库平银，这个数额是清政府两年半的财政收入，是日本政府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中国无力偿此巨款，先后向俄、法、英、德举了三次大借款，总额达3亿两。甲午赔款的复杂过程，以及诸多国际交涉经过，学界已有很充分的析述，也可详见许毅（1996：353-452）以百页篇幅所作的析述。庚子赔款的总额，以及各国的要求额及其各占的百分比数，详见许毅（1996：459表9、453-471）的综合性叙述。若依用途来看，的总额项内，以对外战争性的负担最大：中法、甲午、庚子三项合计达63.78％；其次是实业性的外债：铁路、工矿、实业三项合计29.1％；行政与军费性的债务比例反而不高：镇压暴乱、军政费、各省督府借债、清廷各部借债合计7.12％。
若以的第（1）项来和梁的（25：1-2）相对照，会有几点对比上的困难。首先，梁只列光绪四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878-1902）的资料，而的时段较长（1853-1911），这是后人在资料上的充分，不能据以指责梁的解说不完整。其次，梁的统计项目未必完整，他只列出11项外债的数额，虽然未详细列举各项外债的细节，但如前面所引述的细部数据来源显示，的统计范围、完整性与精确性，应该都比梁的数字可靠。再次，梁引用的单位复杂，有马克、有英镑、有中国银两，而的数额概用中国两（但未说明是否为海关两或关平两）；在货币单位不一的状况下，不知梁如何算出“以上统计，偿款并利息共计二百十一兆两有奇”（25：3）？在内看到的外债总额是13亿多银两，梁所引用的数字，在表达上会引起现代读者的一些疑问。
所用的币值单位不一，不知他如何换算出戊戌前旧债总额约“四千九百万（英）镑”（25：9）。在这项数字的基础上，他推算这笔总额要在光绪二十五年后的45年内摊还完毕。他是根据各项外债额，以及不同外债项目的不同折扣，和不同利率基础来计算的，他虽然没有详细说明是如何计算的，但他的主旨是要传达一项信息：戊戌之前的外债，以当前的偿债条件来看，要半世纪左右才能偿清。至于何以每年的清偿额都不同，那是因为各项外债的数额、年限、利率都不一，最高的年份是光绪二十七年（将近两千五百万两白银），最低的是45年还款期的最后一年（十万两白银）。这项统计尚未包括4.5亿两的庚子赔款在内。
这些巨额的外债，当然超过朝廷的偿付能力，所以各省也都被摊派负担额。本章的第（2）项虽未注明是哪些年份间的事，但大体上可以看出江苏（16.88％）、广东（15.58％）、四川（8.36％）三省的分摊额最沉重。的第（3）项内，各省分摊的镑亏额比例，和的第（2）项不同，例如江苏在此处就只分担7.4％；此外，有好几个河海关也分摊了镑亏额（共约15％）。
清廷要求各省分摊外债的文献，在《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页222-246、947-1013）内有非常丰富的记载，在此只需举出1895年5月26日户部的一项奏折，就可以看出问题的本质：“中国常年进项，地丁之外，以厘金、洋税为大宗。此次偿还本息，并举专指洋税一项，恐尚不足以供；又况通商口岸加增机器改造土货，内地厘金必致减色，是出款所增甚巨，而进款所损愈多。臣等仰屋纡筹，点金乏术，目前之补苴非易，将来之筹措更难。……臣等筹思至再，实乏良图，惟有请旨饬下大学士、六部九卿，暨各直省将军、督抚通盘筹划，如有可兴之利，可裁之费，于国有益，于民无损，勿畏繁难，勿避嫌怨，勿拘成法，勿狃近功，务令各抒所见，详晰奏闻，伏候圣明采择，以资集思广益之助，俾臣部异日筹款有所折中。”（页223）这是甲午赔款之后一个月时的窘境，后来又有了4.5亿两的庚子赔款，各省的分摊必然会更加严重。梁（25：29）略举各省的新财源中，包括了彩票、盐斤加价、赌税在内，真是做到了“勿避嫌怨、勿拘成法”的程度。
第（2）、（3）两项，涉及两项清代财政制度的特点，一是解款，二是摊款，须稍加解说。从雍正三年（1725）起实行的“解款协款”制度，到了光绪朝时因中央已无法掌控各省的收支，所以原先由中央调控的“春秋拨”和“解协款”就无法推行，改采“摊款”方式：不问各省实际的收支盈余，而视各省的大略财政能力，指派各省以“定额”的方式解款给中央，或协款给邻省；即由原先的“估”与“拨”，改为硬性的“摊”派（“改拨为摊”）。摊款额一经中央指定，各省即应照额缴纳，若地方财力不逮，则设法自筹。
彭雨新（1947：91）有一个统计表，对比甲午前后各省派定解款额的差异。甲午之前（未说明共几年之间），各省摊派的解款总额是1017万两，主要的内容以京饷（638万）、边防经费（154万）、筹备饷需（114万）为主；各关口的摊派额是359万两，内容的比重顺序如上所述。在甲午到庚子赔款的六年（1895-1901），各省的摊派总额高达5098万两（增了五倍），其中最大的一项是庚子赔款的摊款（1880万两），其次是甲午赔款与各项债款；也就是说，各省在这六年之间，光为了甲午、庚子、债款这三项就被摊派了3600万两的重担。同时期各关口卡的摊派额是871万两，主要是负担各项外债（包括用作甲午赔款者），但却未承担庚子赔款的部分。反过来说，若没有这种硬性强迫各省承担的摊派制度，清廷的财政早已破产，所以摊派是不得已之下的救命制度。
以上所说是甲午前后的对比，平均各省的摊派额多出了6倍；但就各省而言，又有高低之差。山东、山西诸省较少，只多出三四倍；高者如广东（8倍）、直隶（10倍）。有些较贫瘠的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新疆，在甲午之前并未被摊派，但之后就都难以避免了。在清朝最后的几年（宣统年间），江苏被摊派的解缴款高达870余万两，广东有700多万两，黑龙江最少，只在宣统元年摊解海军经费1万元（详见彭雨新，1947：92）。
以甲午赔款为例，来说明这类事情的运作方式。为了偿付对日赔款（2亿两），清廷向外举借3.8亿两，“首以俄法、英德两项借款为大宗，……应还本息二者岁共需银一千两百万两上下。……将何以应之？此非各省机关与臣部（即户部）分任其难不可”。从罗玉东（1932：221）的详细表格可以看出，户部、15省、15关在1896年时，对俄法、德英借款的摊还数额。（1）俄法款方面：户部拨100万两，15省地丁、盐课等税项拨205万两，江海等15关从各项关税之下拨202万两；三者合计年拨507万两。（2）英法款方面：户部拨109万两，15省拨295万两，15关拨295万两，合计699万两。单是这两项借款，在一年度内就要由中央、15省、15关共同分摊1206万两的本息。所幸在1898年就清偿了对日的2亿两赔款，但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外债与随之而来的镑亏，也大都靠这种硬性摊派的模式来清偿。
再来看摊派庚款的方式。庚子拳乱后一年（1901），与列强议定赔款4.5亿两，前九年（1902-1910）每年摊还18829500两；另需再付利息，本息合计21829500两；以后每年递增，数额在2000万-3000万两。甲午赔款的债权国只有日本，所以可向列强借款偿还；庚子赔款的债权者为八国列强，所以中国告贷无门，必须自己筹还。清廷无力自偿，只好又硬摊给各省。以1902年的款额为例，21829500两内的300万两，由户部从各项中央入款内拨，其余1880万两由19省摊负：江苏最高（250万两），安徽第7高（100万两），贵州最低（20万两），合计1880万两。此外还有练军筹饷的摊派。甲午与庚子巨额赔款的各省摊派法既然行之有效，紧接着在1903年有练兵之议时就拟仿此法。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抽收烟酒税岁入80余万两，所以朝廷在1903年11月下令18省以烟酒税为名，共同摊派练饷费562万两：直隶与奉天最高，各80万两；甘肃与新疆最低，各6万两。当时国际银价低落，白银的购买力下跌，从烟酒税得来的562万两并不够用，所以清廷在同年同月另有一谕，命16省再以丁漕田房税契项，共摊派320万两：
江苏与广东最高（各35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五省最低（各10万两）。这两项练兵款总额每年882万两，但因性质非为赔款，急迫性较低，各省筹解的状况并不踊跃。（详见罗玉东，1932：249-250表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