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外资与中国资本家。梁的基本态度是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所担心的问题是“今后外资之入中国，……其必挟长江大河暴风迅雨之势，取其最新最剧之托辣斯制度，一举而布溢于此旧大陆（中国）。五十年之后，吾恐今日中国所谓资本家者一无存矣，是外资之可怖者二也”（16：89）。这是一种抗拒的心态，梁的替代方案是：“然使中国人而能结合其资本以成大资本也，则固可以抵制外资，勿使输入，……无致有喧宾夺主之患。”（16：88）百年之后读到这种见解，既同其情亦怜其悯：外资的功效不只是资金本身，更重要的随之而来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企业观念等非资金因素。这个道理在今日已不必费辞，对照之下梁的外资观是较封闭的。
（3）外资与中国地主之关系。外人挟其雄资，“恐将来所谓数十大都会者，当租率未涨以前，而土地所有权已强半入彼族矣。谓余不信，试观今日上海黄浦滩岸，除招商局一段地外，尚有寸土为我国人执业否也”（16：89）。梁所举的例子是事实，但代表性有多少？除了少数重要通商口岸之外，洋人对中国土地的兴趣恐怕有限。一因外资虽雄但非无限，投资于产业才是首要目的；此外尚有多少余力可用来搜括大都会土地，而得到“土地所有权已强半入彼族之手矣”的结果？列强若要占中国土地，其实不必靠外资，用政治手段割据租界既快又大，何必费钱收购？
以上是梁从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权的观点，来说明外资的威胁，我认为说服力甚低。然而梁亦非顽拒外资论者，他知道中国需要一场产业革命，将来才有可能与列强竞争。而中国既缺资金又缺科技，所以必须折中地采取一些可行的方略。梁论此事时文笔冗长，论点拉杂，要言之有下列论点。他最反对所谓的华洋合股制，这是当时通行的方法，梁认为这是掩耳盗铃的最下策：“所谓华商为总办者，不过傀儡，……此其为奸商诡名卖国产以饱私囊之伎俩，至易见也。……故有倡是议者，吾侪竟视为国民公敌焉可也。”（16：94）华洋合股制若成效不佳，恐怕是经济与政治势力强弱之表现，并非主事者所乐见，任公言重矣！
在这些冗长的论述之后，梁提出一项原则性的建议。“故吾欲为一最简单之结论，曰：毋用洋股，宁用洋债；毋用商借，宁用官借[外国社债（公司债）之性质全由商借，官不干涉，其法甚良。今吾语商借毋宁官借，似颇骇人听闻，实则以今日商人程度论之，不得不如此立论，非谓可以概将来也]。而债权与事权之所属，必厘而二之，如是则可以用外资。”落实此项原则的方法有二，一是“由政府以普通之名义，大募一次外债，其对于外国应募者，不必宣言此债之用途何属也；而政府内部自调度之，指定专为兴办某某事业之用”，“其第二法，则指定一事业以借债，而务厘债权与事权而二之。吾与某国之某公司或某私人为借款之交涉，则所交涉者借款而已，其他皆非所得过问。此各国公司借社债之通例也”（16：95）。
以上是梁析论外资在华的简史与性质，中国应如何取得外资，运用外资时应注意的原则。他在这篇长文之后有一段附言，甚可显现他理想的外资观，以及这项观点的根源：“吾意新政府若立，莫如大借一次外债，以充国有之资本而经营各业，纯采国家社会主义之方针，如今德奥诸国所萌芽者。则数十年后，不至大受劳动问题之困，而我之产业制度或驯至为万国表率，未可知耳。”（16：98）他的意思是：
新政府成立后，向外举债兴业，采国家社会主义制，资本与生产工具国有，劳动者的就业权与工资受国家保障，可免除欧美工会罢工之弊。
7.2.2外资利弊
梁另有一短文论《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1911，27：77-80），评论清末政府在数旬之间，以利用外资为名骤借两亿之款。梁批评此事为消费外资，而非利用外资，盖政府图便利而轻借外资也。
此短文先以一半篇幅，分八点解说中国缺乏资本的原因，另一半篇幅在指责此项借款之用途：虽曰整理币制、推广铁路、振兴实业，而梁举数例质疑所悬之目标难以达成。最后一段的结论在提醒国人，外国资本家逐渐握我生计界之特权，吸我精髓以为其利赢。在此状况下，政府应思所作所为是在如何运用所借的外资，或是有无被所借的外资利用。
此文是时事评论性的短文，基本论点与前文类似，并无特出之新意。梁论外资利弊问题时，正值国力衰败，外资涌入鲸吞蚕食中国各项产业、矿业、商业、铁路之际，在这种情境下，他所列举的原则（毋用洋股宁用洋债、毋用商借宁用官借），以及落实利用外债的办法（债权与事权二分），也有其实际的考虑。这些论点是在特定的时点，从特定角度出发的，可以说是短期的特定外资观。
侯继明（Hou，1965）从较长时期、较宽广的角度，评估1840-1937年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运用多方面的资料，佐以理论的解说，认为这段时期的外资有助于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原因之一是外资的投资利得，大都再转投资于中国，并未产生“利润汇出的吸血效果”；原因之二，外资带动产业发展，中国企业也因而兴起，在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上也有明显的进步。此外，在国家经济所占的比例上，传统的经济形态仍占绝对优势；外资在基本产业上所占的比例不高，出口也未呈现不均衡的发展。其中有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并非列强的殖民地，尚有相当自主权，外人的经济活动以通商口岸为主，在内地的活动须受政府限制，尤以采矿条件最为明显。若以列强入侵的观点来看外资在华的活动，而忽略外资对华经济的实质贡献，则易失之偏颇。此书广为学界所知，论点甚辩，虽非定论，但甚能对照梁从政治角度所作的民族主义外资观。
侯继明认为外资对中国的实质帮助有两项，可以用来和梁的外资观对照。（1）模拟效果：外资给中国引入了有利的投资诱因（例如开发新矿场、筑铁路），同时也传入了新技术和新观念，开阔华人的眼识。（2）连锁效果：因贸易、筑路、开矿而牵动的相关行业也随之而兴，此种连锁反应对经济、社会、文化所带来的不可见价值，远大于纯经济利润所得。
在华的外资企业有下列优势：融资易，资本足，技术强，管理能力较高，享有最惠国待遇的优惠条件，不受官方苛扰。但为何华资企业缺乏上述的优势、效率低下但却还能与外资企业并存？主要的原因有：（1）除了矿业与铁路外，外资企业大都只能在通商口岸设厂经营，限制了外资的发展空间。（2）民间排外性强，时常发起抵制外货运动，各行业的竞争者也常以此手段打击外资企业；此外，在争取劳动力时，也常运用排外心理战术。（3）外资企业产品的流通大多限于沿海，广大的内陆市场因消费习惯不同、购买力不足等因素，外资产品不易广泛地深入传统部门。
此外，较具竞争性的行业（如矿业、航业）常互订协约，划分市场以减少因竞争而产生的损失，造成外资企业与传统行业在市场区隔上有二分化的现象：外资企业以沿海地区、高级品为主，传统市场以中低级品和广大的内陆市场为主。华资企业虽然在能力上与优势上较弱，但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文化和社会力量的支撑下，仍可和外资企业对峙。此外，本国企业也从外资企业学习到新的技术与观念，未必因受到明显的压迫或损失，反而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学习效果”。
在责备列强经济侵略之余，亦应检讨何以华籍企业不易强大。
（1）资本累积困难：国民所得低，财富阶级的储蓄多用在非生产性的土地购买等事物。所得低，储蓄少，教育不普及，生产力低，造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2）传统的社会重农轻商，非农业部门（如贸易、工、矿等）的比例太轻，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无长子继承制（日本得长子继承制之利不少），政府主掌大企业，官僚腐败，宿命论与顺受的民族性强，重人文而少科学研究，对家族依赖太深，劳工低廉，以致泥习于传统生产方式。（3）清末国库困难，有心无力，政府中缺乏有力领导者，行政效率低且保守自封；林则徐、李鸿章等人虽欲振奋，但已属强弩之末。清末衰弱非一日之寒，列强入侵虽为国耻，但若无此刺激与引发，中国经济亦不易突破自闭之境。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与其他落后国家不同。外贸占国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时也只占12％，显示对外依存度甚低。1867年时，鸦片和纺织品就占了进口总额的77％，1842年时茶叶占出口总额的92％。到了20世纪，中国除了茶叶外（茶叶对国内经济并不很重要），没有单项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0％以上，可见项目很分散。而其他落后国家的某些单项产品，都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所以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经济背景很不相同：没有出口集中的现象。在华的外资只有少部分用在出口业，大部分都投资在铁路、矿业方面，很少投入在丝、农等传统产品上。因为对外依存度低，国际行情的波动并不会明显影响中国经济。总而言之，侯继明认为外资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下列的角度重新思考：
（1）中国尚有完整自主权，外商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经营权，内陆矿业、航业仍受严格限制，传统部门和广大的内陆市场并未受到外资破坏，反而受利不少。
（2）以每人分得的外资额计算，在1936年时少于8美元，比率太小，对国民所得影响不大，这和其他落后国家完全不同。
（3）列强真正的投资额并不高，主要都是由盈余再转投资，也没有因为把投资利润汇回本国，而造成中国经济枯竭的现象，这和其他落后国家不同。此外，中国可耕地区的人口稠密，文化社会根深蒂固，并不是列强有兴趣大量投资的新殖民区。虽然各国贷给中国政府的款额不少，但多用为军费和赔款，直接用来投资经济部门的比例有限。
（4）根深的文化、社会习俗、消费偏好，使得外来消费品的被接纳性低；再加上国民购买力弱，在通商口岸的各国新设制造业利润并不理想，此外也有坚强的传统部门在和外资企业竞争。再说，中国政府的管制严格，所以外资企业虽挟其雄资、技术、政治特权，但获利有限，影响中国国民经济的幅度不大。
（5）外资占国民所得的比例虽少，但触发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功却不可没，尤其在观念、技术、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启华人的眼界，也因而促使中国政府决心现代化。政府的努力虽然成效不彰，但也起了领导作用，创造了较有利的投资环境。
（6）引进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能互相提供技术、机器、原料、劳工，各占市场，相互得利，现代部门破坏传统部门之说不一定能成立。
（7）中国对外依存度甚低，自主性甚高，这和其他落后国家甚受殖民国影响的状况不同。此外，Singer-Prebisch-Myrdal的“吸光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外资对华的全盘性影响很难统计算出，单就经济层面来说，侯继明（1965）的结论认为：外资对华经济的现代化确实甚有贡献，提供了资金、技术、经营制度，不但没有摧毁传统部门反而贡献良多；虽然难免损及某些传统行业，使国人在心理上有被侵略的感受，也因而容易情绪地认为外资有害中国经济，这种观点会忽略了它们所提供的实质利益。
外资从清末开始进入中国，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冲击与影响。这些复杂的事项无法在此逐一评述，若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深入了解，可参阅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1991）。
他在此书的前四章，说明如何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外资对华的影响，解说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有哪些特征、形式和性质，以及近代对利用外资有过哪些不同的见解。他列举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盛宣怀、梁启超、张謇、孙中山等人的见解，一方面提供了清末外资思潮的主要资料，另一方面也整理出这些见解在脉络上的异同。此外，雷默（Remer，1933）一本700多页的翔实调查报告，对研究各国在华的诸项投资业务与作为，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外资是清末民初经济的重要议题，学界已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在此只能就梁的论点提出对照性的解说。
7.3生计博议
梁有以下文字论及国民生计问题：《论生利分利》（1902，4：80-96）、《莅北京公民会八旗生计会联合欢迎会演辞》（1912，29：30-32）、《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1913，29：109-119）。这三篇的题材之间并无关联性，主题的重要性并不高，可以申论的空间也有限，以下综述他的论点并稍加评论。
《新民说》（1902）这本小册子是梁的名作之一，其中第14节《论生利分利》（专集4：80-96）所用的主要观念，是依亚当·斯密的说法，把中国人口分为“生利者”和“分利者”两大类。严复译的《原富》在1902年出版时，梁正在写《新民说》。他读到斯密析论生产性（productive）与非生产性（unproductive）的劳动，认为这是个有趣的说法，就尝试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的人口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