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闻生计学家言，生利之人有二种，一曰直接以生利者，若农若工之类是也。二曰间接以生利者，若商人、若军人、若政治家、若教育家之类是也。而其生利之力亦有二种，一曰体力，二曰心力。心力复细别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专集4：83）生利者的意思简明，不必细说，他的要点是要指出哪些人属于分利者，这又可分成两类：一是不劳力而分利者，共有十三种人，如乞丐、棍骗、僧道、浪子、纨绔子弟、兵勇及应试者、官吏之一大半、妇女之一大半、废疾、罪人，等等。二是劳力而分利者，包括奴婢、优妓、读书人、教师、官吏之一小半，等七种人。
接下来他要用数字说明：中国4亿人口中，约有多少人分属于上述的各项类别。梁做此表的前提是：“中国无统计，虽有巧算万不能得其真率，不过就鄙见臆度而已，然谅所举者有少无多也。”根据他的臆测，4亿人口中，分利者超过2.1亿，其余为生利者。至于各行业的人数，大抵也是臆测，例如他认为“盗贼棍骗共约五百万”。之后还有一项更难以接受的分法，是依种族群来分，认为汉族“约分利者十之五有奇，生利者十之四有奇”，“满族其在关外者，生利分利之率约与汉人等。其在内地者皆分利者，无一生利者”，“苗族约分利者十之二，生利者十之八”，“回族约分利者十之三，生利者十之七”，“蒙古族约分利者十之四，生利者十之六”。
依斯密的一项大略概念，梁虚拟中国人口中各族与各行业的生利与分利者之比例，目的在指出中国的寄生人口比例过高，经济自然萎弱。而更严重的是，分利者当中有以杂赌为生者。梁无统计说明此类人口之数，但他所借机谴责者，是（以广东省为例）官吏为增税收而开放赌禁，“于是阖省人趋之者十而五六，至于田功、手技、小贩、舆夫、负载等等杂工，日乏一日。……然官吏之开赌以增分利之率，以消蚀此有限之劳力、有限之母财，实其原因之最重要者也，故粤中盗贼之多，亦甲于天下”。
另一篇综论国家经济的文章，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后所写的新内阁施政方针书。1913年7月熊希龄内阁发表，梁任司法总长，熊兼财政总长。10月初熊内阁提出《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1913，29：109-119），由梁执笔，以内阁的语气写作。此时梁的角色已从海外********翻转为内阁主笔，这篇文章是宣言书的性质，以全景描述为主轴，毫无辩驳之采，读之无味。文分四大主题，一是外交，二是财政，三是军政，四是实业交通。其中篇幅最长的部分，是梁拿手的财政问题（29：111-118），他以平铺直叙的方式，条陈中国财政的各项收支、债权债务之状况与统计数字，并提出治本之策（改正税制、整顿金融、改良国库）。此文纯为官方体裁，虽曰“方针宣言书”，说服力恐怕不高。
7.4银行制度
中国传统的金融体系内有多种机构，如票号、钱庄、典当业等等。西式的商业银行与有“银行的银行”之称的中央银行，以及各种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合作金库），这些在民国初年时对国人都还是陌生的名词。梁写过几篇谈论银行的文章，也讲演过几次这方面的题材。这些内容现在看来，基本上都是解说的性质，并无重要的论点，在此仅略述梁的诉求要点。
《银行制度之建设》（1914，32：8-12）的主旨，是在介绍银行体系的类别，以及欧美各国所采用的形态与优劣点，并说明以中国今日之状况，宜采哪一类的银行体制。基本上梁对日本的体制较熟悉，解说日本何以在明治五年（1872）决定采用美国的银行体制，并颁布国民银行条例。此外，他拟设中国若要采用类似的制度，在发行公债与发行国币时的各项可能。基本上这些都是泛论性的解说，并无深入的特点。
《扩充滇富银行以救国利商议》（1916，34：19-24），是他辞币制局总裁（1914）之后与就任财政总长（1917）之前所作。当时袁世凯称帝，江南诸省纷纷宣布独立，梁南下参加倒袁运动。“今也袁贼盗国卖国，尽人皆知，我军政府不得不起而讨之。……军费问题安从出？求诸租税耶？安能以尔许巨资，责人民一时之负担。求诸外债耶？……非忍受苛酷之条件，不能成功。……”（34：20）在这个目的与限制下，梁写此文的用意，是希望能赋予滇富银行具备国家银行之权能。梁的要点有五项：（1）增加该行资本为2000万；（2）新政府领土内，唯有该行有发行兑换券之权；（3）有统一整理货币之职权；（4）在各大都市与重要口岸设分号；（5）承受经理政府与地方公债。（34：19-20）这是他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为了某项特殊目的所作的建议，着眼点是“滇富银行创立载信用以孚，……成立较易尔，岂其有私于滇省。他日政府将全国领土规复后，自必易名改组，更无疑义也”（34：24）。此事应亦属纸上建言，未闻如愿。
有两篇与银行相关的讲演，都是1921年所作。一是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讲的《市民与银行》（37：28-34），另一是12月17日在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研究会讲的《续论市民与银行》（37：34-41）。
他的话题是中央银行与交通银行刚发生过挤兑，他评论这件事情的背景与诸多因素，用的是白话语体，内容是简明的银行观念。不知他为何在南开大学讲这么浅显的内容，12月在朝阳大学讲的内容和深度也类似。
7.5论关税权
关税收入在政府预算所占的比例，在1911-1916年约是12％-20％。这项可以高达预算五分之一的收入税源，当然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但梁对这项题材的关注点，却是国际政治的角度远多于财政税收的关怀。他写过四篇论关税权的时事评论短文，一篇在1896年，另三篇在1906年：《论加税》（1：103-104），《关税权问题》（19：68-76），《中日改约问题与最惠国条款》（《新民丛报》，85：35-49，未收入文集内，下同），《中日改约问题与协议税率》（同上，86：73-79）。
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变化始于《南京条约》，此约规定海关税则由中英两国“议定则例”。在《望厦条约》内进一步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则变更，则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中国的关税自此从“自主”变为“协定”；此外，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关税的支配权和保管权，也都落入外人手中。这种性质的关税，成为纯粹财政的意义，而无一般开发中国家，借着关税保护来发展幼稚产业的功能。
1854年7月，英、美、法三国在上海成立总税务司，管理上海的海关行政，1858年进一步把这套海关制度扩大到其他港口。除了丧失海关的主导权之外，关税收入的用途也起了变化，主要是用来当作借外债的担保，以及偿付外债的本息。清末的主要外债，几乎都是以海关税收入为担保，这些奇特的现象，在陈诗启（1993）一书的第6章“近代中国海关的异态”内有详细的描述。
1895年甲午战争后，因对日的巨额赔款而国用窘困，列强担心中国的外债难偿，英、俄、德、法等四国，共议将中国关税率改值百抽五为值百抽十，预计每年入款可增千余万镑。中国外务部对此事的考虑是：若采加税之议，则民间负担增加；若不采此议，则外力难挡，最后只好把决定权推给商会，商会又把责任推给上海商民。梁评论此事的基本见解是：世界各国“无论为强大、为弱小、为自主、为藩属，无不有自定税则之权，或收或免或加或减，皆本国议定而他国遵行之”（1：104）。他的立场是反英论：“英人阴谋以绐我，盛气以劫我，令将税则加载约章，于是私权变为公权，自主成为无主，以致有今日之事。……故有以联俄拒英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波兰，有以联英拒俄之说进者，吾请与之言印度。”（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