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02年至今，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更加开放和走向融合。留学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和中外合作办学是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工作。2002年，《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指出“加大对海外和留学人才的吸引和使用力度，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其他方式为国服务，吸引和聘用海外高级人才。”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此条例着眼于增加教育资源、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引进国内急需、在国际上先进的课程和教材；探索“普遍认可、新兴、急需”领域；在西部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合作办学。截至2004年5月底，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821个。
当然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开放格局的形成，除了依靠中央政府在政策和资金方面的巨大支持以外，地方政府和各高校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总之，在各方的努力下，我国高等教育开放格局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据有关统计表明，在1872—1978年一百多年间，出国留学生不超过13万，而据教育部统计，从1978—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21.1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31.97万人，尚未回国的留学人员中，有65.72万人还正在进行学习或博士后研究。2007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5万人，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45万人，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一倍多。
来华留学方面，无论是在规模还是质量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度来华留学人数首次突破20万。韩国、美国、日本位列前三甲。2008年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499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92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比2007年增长了14.32％。2008年，中国政府奖学金总人数达到了13516名，同比增长33.15％。自费留学人员达到了209983人，同比增长13.29％。2008年，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为80005名，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35.8％，同比增长17.29％，这个速度高于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增长速度。
在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领域，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迄今为止，中国与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设立了18个双边教育高层工作磋商机制，构建了若干双边及区域性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签署并尚在执行的教育合作协议达154个，正在实施的政府间合作的教育项目共有77项。已与3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的协议。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40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合作项目。中外合作办学与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稳步发展。到目前为止，依法获得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经达到1100多个。同时，国内高校也积极地“走出去”，到2008年12月，全国24所高等学校共设立海外分校或举办境外办学项目达到42个[4]。
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开放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而言，3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开放无论在量还是在质上，都实现了超越性的发展，因为开放，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开放还面临众多问题。
首先，从国际环境来看，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人才的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譬如，在如何进一步开放出国留学政策的同时，又提高回归率（据统计30年来我国海外留学生化规律大概在30％左右），依旧是一个亟待从政策、制度和实践各层面解决的难题；
其次，从开放的质量上看，在人才的输出和输入之间，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的交流依旧处于不平衡状态。以2004年度数据为例，该年度来华留学生中选择文科的占75.12％（主要是语言），选择医科的占9.9％，工科的仅占3.17％，农科的占0.27％等。其中，汉语类占有较大份额[5]。
第三，从开放的经济效益角度而言，我们固然要立足长远，不能计较眼前的短期效益。但是，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进入WTO之后，教育贸易服务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在获取人才效益同时，又谋取巨大经济利益的重要产业。有人统计过，按目前的出国留学规模，我国每年流向海外的教育经费近50亿元[6]。因此，如何在开放中，通过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发挥我国的优势，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贸易服务的经济效益，也是今后我们不得不需要考虑的重要议题，第四，在中外办学合作办学上，近年来，尽管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国外高等教育资源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在质量上，国外许多拥有优质资源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介入不多，而水平不高的国外大学和一些杂牌教育机构却非常活跃，导致引进的高等教育资源良莠不齐，总体水平不高。
第五，从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角度来看，经过“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许多大学已经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但是，与国际高水平大学相比，不能否认我们的差距依然巨大，在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水平大学在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依旧难有大的改观。其中原因非常复杂，除了部分客观因素如经济报酬、设备条件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国际高层次人才开放政策力度不大，另外，也不能否认，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我们很多高校还存在把国际化作为形象或面子工程，缺乏有实质性的务实态度，影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甚至也不乏一些浪费现象。
最后，从更为宏观的开放政策价值取向角度而言，还需提及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基本是从属于国家的教育政策和观点占主导地位，表现在本质上为政治性重于技术性，在价值观上为国家发展重于为教育发展，在实践上为管理监督重于服务指导，在质量观上为效率重于平等[7]。从属于国家的教育政策和从属教育的教育政策价值观都存在极大的片面性和弊端。教育政策价值观并不是单纯的去追求政治上的统治与权威意识，一味地寻求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的主导地位，而是强调教育政策在追求教育的本质价值和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的基础上去追求政治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能够在更好地促进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更好的促进国家和设发展的需要。教育政策的制定如此，对外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是如此。
五、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大开放的策略和建议
通过历史和比较研究，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实现全方位的主动开放，不仅是后起国家高等教育走出被动，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赶超发达国家、实现超越型发展的战略抉择。在对世界高等教育开放历史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当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开放中的问题，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关于今后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开放的策略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开放的宏观政策与制度
1.从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外交的战略高度来制定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需要制度化，包括完善立法、建立专门组织与机构、加大持续的财政资助，不能靠单一的行政手段来管理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扩大各方参与高等教育开放政策的权力，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制定和组织实施需要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结合，发挥不同行为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基金会与中介组织，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个体的各自主动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