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投资跟李嘉诚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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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投资谋略之借鸡生蛋,以小搏大(3)

结果,在李嘉诚的努力下,长实系四家公司百亿计划大功告成。除长实系的大股东或控股公司承担其供股责任的一半50亿元外,其余50多亿元由上述五家包销商及数百个分包销商承担。由于这次集资行动大大强固了这些公司的财政基础,从而保证了李氏家族在香港十大财团中仍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1987年度长江实业税后纯利为港币15.89亿元,较1986年的12.829亿元增加了23%。所以,李嘉诚在1988年元旦聚餐会上自豪地说:“过去两个月来,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波动,但我们公司和联营公司,整个集团都做得很好,以智慧和辛勤争取得来的业绩,比去年更为有利,更为稳定。1987年的纯利,有一个良好的数字,而集团的一切、前途都是非常美好的。”

5.借鸡生蛋,用别人的钱赚钱

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李嘉诚投资箴言

李嘉诚是一个具有现代投资理念的人,而且雄心很大,能力很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他除了招股集资之外,还努力博得银行的支持,他的主张是:尽量用别人的钱赚钱。因此,李嘉诚想办法攀结汇丰银行。

说起汇丰,港人无人不晓,所有的港纸(港币)几乎全是汇丰银行发行的。香港经济界的人士常说:“谁攀上了汇丰银行,谁就攀上了财神爷;谁攀上了汇丰大班,谁就攀上了汇丰银行。”

汇丰的中文全称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创设于1864年,由英、美、德、丹麦和犹太人的洋行出资组成,于次年正式开业,后因各股东意见不合,相继退出,成为一家英资银行。现为一家公众持股的在港注册的上市公司,1988年股东为19万人,约占香港人口的3%,是香港所有权最分散的上市公司。

1992年,汇丰银行收购了英国米特兰银行,其资产总值达21000亿港元,跻身全球十大银行之列。1992年底,在港发行股票总市值为1399亿港元,占香港全部上市公司总市值的10.5%。该年度,集团总盈利为129亿港元。

汇丰的声誉,还不仅仅限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它在香港充当了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拥有港府特许的发钞权。在数次银行挤兑危机中,汇丰不但未受波及,还扮演了“救市”的“白衣骑士”。

汇丰一直奉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管理权一直操纵在英籍董事长手中。当时的汇丰集团董事局常务副主席为沈弼,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他为刚入航运界不久的包玉刚提供了无限量贷款,使其成为一代船王。因而,李嘉诚也想攀上这枝高枝。他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1978年,李嘉诚与汇丰银行联手合作,重建了位于中区黄金地段的华人行。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发展旧华人行地盘,商业界莫不惊奇李嘉诚“高超的外交手腕”。其实,熟悉李嘉诚的人都知道,他言行较为拘谨,绝不像一位谈锋犀利、能言善道的外交家,亦不像那种巧舌如簧、精明善变的商场老手。

李嘉诚靠的是一贯奉行的诚实,以及多年来建立的信誉,尤其是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使他名声大振,信誉猛增。所有这些,便是他与汇丰合作的基础。

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一役,虽然没有给李嘉诚带来多少利润,但他在这场战斗中显示出的大智大勇,以及由此带来的声名和信誉,令汇丰大班沈弼对这位地产“新人”格外关注,欣赏有加,并产生了合作意向。

原来,早在1974年,汇丰银行已购得华人行产权。因华人行位于高楼林立的中环银行区,原来的华人行已年久失修,显得十分破旧矮小,与该地段的摩天大楼们极不相称。1976年,汇丰开始拆卸旧华人行,决定清出地基,发展新的出租物业。

由于此时正处于地产高潮时期,该物业又处于黄金地段,因此地产商们闻讯后莫不跃跃欲试,除了想在这一物业中分一杯羹之外,更想借此搭上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在地铁上盖竞投中一举中标、声誉大振的李嘉诚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他原以为会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能取胜,没想到竞然十分顺利地如愿以偿。沈弼在接到李嘉诚的合作意向材料后,当即拍板确定长实为合作伙伴。

实际上,除了李嘉诚的商场才干令沈弼赏识外,李嘉诚曾经卖给沈弼一个不小的面子,这也是李嘉诚攀上汇丰的原因之一。

长实与汇丰合组华豪有限公司,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华人行综合商业大厦,大厦面积24万平方英尺,楼高22层。外墙用不锈钢和随天气变换深浅颜色的玻璃构成。室内气温、湿度、灯光,以及防火设施等,全由电脑控制。内装修豪华典雅,集民族风格与现代气息于一体。整个工程耗资2.5亿港元,写字楼与商业铺位全部租了出去。

1978年4月25日,华豪公司举行隆重的华人行正式启用典礼,汇丰银行大班沈弼出席典礼,剪彩并发表讲话:“旧华人行拆卸后,仅两年多一点时间便兴建新的华人行大厦。这样的建筑速度及效率不仅在香港,在世界也堪称典范。本人参与汇丰银行正好30年,深感本港居民以从事工商业而闻名于世,不管是海外公司还是本港公司,均以快捷的工作效率、诚实的商业信用而受人称赞。我可以这样说:新华人行大厦不愧为代表本港水平的出色典范。”

长实与汇丰,都是新华人行工程的开发商,故而沈弼不便“自我吹嘘”。他对港民和新华人行的赞誉,也就是对李嘉诚的赞誉。新华人行被人们视为长江的招牌大厦。

李嘉诚与汇丰合作的良好开端发展为未来的“蜜月”之行,汇丰力助长实收购英资洋行,并于1985年邀请李嘉诚担任汇丰的非执行董事。应该说,李嘉诚能有后来的辉煌,汇丰银行功不可没。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领略到李嘉诚进行商场征战的一个要诀,那就是攀高结贵,努力借助他人、特别是银行的力量。

6.让别人为你赚钱最高明

假如今日没有那么多人替我办事,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成就事业最关键的是要有人能够帮助你,乐意跟你工作,这就是我的哲学。”

——李嘉诚投资箴言

一个人不仅能力有限,而且精力有限。李嘉诚从一个低微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也由一家破旧不堪的山寨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如果单凭他自己,就是一秒也不停地赚钱,也积累不了这么多财富。所以,最聪明的投资者,都懂得让别人为自己赚钱的道理。

所谓“让别人帮自己赚钱”,换一种说法就是人才的管理和利用,关于这一点,李嘉诚虽未像松下幸之助那样,将自己的心得口述编撰成书,但人们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仍可感觉到他的博大胸襟与智慧光彩:

“长江取名基于长江不择细流的道理,因为只有你有这样旷达的胸襟,然后你才可以容纳细流。没有小的支流,又怎能成为长江?只有具有这样博大的胸襟,自己才不会那么骄傲,不会认为自己样样出众,承认其他人的长处,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这便是古人说的‘有容乃大’的道理。

在李嘉诚手下,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他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送他与其父一道赴外国专修法律。

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被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时才刚30出头。

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事实上,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最主要的,仍是周年茂的实力。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板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却是个有本事的青年!”

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删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他肩负的责任比盛颂声还大,但他不负众望,得到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好评。

长实参与政府官地的拍卖,原本由李嘉诚一手包揽,而现在同行和记常能见着的长实代表,却是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周年茂,只有金额太大的时候,李超人才亲自出马。周年茂外表像书生,却有大将风范,临阵不乱,该竞该弃,都能较好把握分寸,让李嘉诚感到放心。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当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又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2000多亿港元,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增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由李嘉诚“一脚踢”(一手包揽)。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事务,李嘉诚还得亲力为之。

20世纪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

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会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入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外国职员,理所当然。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一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香港人,仍存在着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并没有炫耀之意。他曾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20世纪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工厂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