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反复和单一的色调，所以我就有必要再重复一次我表姐三十岁之后的口头 禅------要是我这辈子都没有嫁人，老太太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确实没有嫁给那个从浙江过来的工程师，包括后来她爱过的一个长发诗人。他们很想结合在一起，但我母亲没有点头。我母亲的头颅仿佛立在操场上的旗帜一样，永远也弯不下来。他们看着她心中的旗帜，偷偷的地享受着短暂的爱情。
那一年的中秋节，我表姐去看了我母亲一次。有关遗嘱的话题像隔在两个人中间的湖水一样，被她们心照不宣地绕开了。她们绝口不提过去的事情。我母亲说今年的花刀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走到哪都有工商查。”她说。所以她打算过一段时间，去郊区卖卖看。
“要是放在旧社会，你可以当游击队长。”我表姐对她轻蔑地笑着。
“我不像你，花老爹老娘的血汗钱。”
“可是有钱花都结不了婚啊，”她说，“你说这是为啥呢？”
那滩湖水最后还是没有被绕开。
“我听说他早就搬你那儿去住了，我告诉你，可别给我弄出事。”
“我喜欢啊，”她走到客厅的一侧，指着墙上的遗嘱说，“这军规上没写吧？”
第二年春节他们又一次回我们家过的年。是我母亲在晚上九点钟打电话叫他们过来的。
“几个人啊，”我母亲对着话筒说，“不就你们两个吗？”她停了一会儿说，“来吧来吧，都过年了我还能损他什么啊。快来，快来，不然过年都没有过年的样子。”
这一年气氛相当融洽，谁也没有提过结婚的事情。那个男人对我母亲很尊重，就仿佛已经把她当成岳母来对待。我母亲那一年四十八岁了，可她依然不肯认眼前这个人做她的侄女婿。每一次碰到他的眼神，我母亲都对他善意的地笑着。他们在这里住了五天，我母亲执意留他们再呆几天。
“你哪天上班？”她问。
“元宵节过后，正月十六。”他说。
“那就一直住到那天吧。”我母亲根本没有给他回绝的机会，说完她就去做晚饭了。
尽管我表姐硬是把他按到沙发上坐下，并且一再用眼神暗示他，他的目光还是呆呆地停留在墙上遗嘱的红线上。
之后的几天他都没再笑过，以织布大王孙女的头脑应该不会看不出来，不过她装作没看见。一家人的关系虽然不像新年时那样和谐，但还算是平静。直到正月十五的晚上，他和我表姐终于吵了起来。那时我母亲正在院子里挂灯笼，我表姐大喊的时候她还若无其事的地将红蜡烛放在灯笼里，他们两个人的喊叫声时大时小。我在客厅里听到他们厮打的声音。随着我表姐的几声尖叫，她开始呻吟起来。
“你去进屋学习，”我母亲把我推开，低声骂着，“不要脸的东西！”
我那年十岁了，我知道他们在做爱。关在屋里我从门底缝好奇地向外看，不一会儿，那个男人走出来了，我注意到他这回没有戴眼镜。
他双手系着衬衫的扣子，对我母亲说：“我们要结婚，我们要结婚。这样子我跟我父母都说不清楚。两年了，两年了，我都不敢带她回家过年。”
“好啊，”我母亲抬抬下巴，示意他看看墙上的遗嘱。他走过去，对帖着遗嘱的墙壁，狠狠地打了一拳，一些血印在上面。
“让我们结婚吧，”我表姐衣着凌乱地冲了出来，拉着我母亲的手哭道，“我给你三成，只要你同意。”
“你来中国六年了，这六年你看看你是怎么过的？”我母亲甩开她的手，冷冷地说，“你已经不剩多少钱了。”
“五成！”她叫道，“我给你一半儿！”
“你干嘛不全扔出去？”他过来说，“你当我养不起你吗？”
“一成！你给我留百分之十就行。”表姐全身开始发抖了。那男人盯了我表姐一会儿，解开衬衫的领扣，回到屋子，戴上眼镜，将外套搭在肩上，推开门走出了院子。
“我要结婚啊，姑姑。”她突然跪在了我母亲面前，哭泣着，“让我们结婚吧。”最后她意识到他走了，光着脚追了出去。
整整一年，她都没有再来我们家。又一年除夕，她像风雪中的宾客一样不期而至。她推开门，走进客厅，抖落身上的雪。“我来过年的。”她说着坐到了桌前。
我母亲显然有些受宠若惊，她慌忙跑到厨房又炒了几个菜。但是她没有吃，只吃了几个饺子，还吐出了一分钱的硬币。我母亲抓着硬币，在她眼前晃了晃。“你今年一定交财运，”她在调动表姐的情绪，“指定是干什么成什么。”
然而她没有笑，她的眼神呆滞而无光，有几滴泪珠落到了她脸上，“都一年了，”她说，“我还是想他。”
过了那年她的状态好多了，五月以后她每个月都回来看看。两个女人又恢复了从前抬杠的样子。我表姐又添了几件家具放在我们家。
“你现在又开始胡搞了吧？”有一天下午我母亲问她。
“什么？”
“我说你别总跟个骚货似的，见个男人就上床。”
“我喜欢啊，”这是我表姐二十六岁之前的口头禅。
“我看呀，你也就是个天生的婊子命。”
“你当我愿意么？你当我愿意这样的吗！”她有点急了，站了起来。“本来我可以结婚的，”她点着自己的胸口说，“本来我可以过上安稳日子的。”
可能是我母亲有些过意不去了，她去厨房转了一圈，打开冰箱看了看。“晚上留这儿吃饭吧，”她说，“我出去买点菜。”
可是一到过年的那天，我表姐又开始难过起来了。跟前一年一样，她依然盯着某一处，什么话也不说。那一年的硬币被我吃到了，我母亲更不知道找些什么话题来活跃气氛。
“别想了，”我母亲用手臂碰碰她，“都过去两年了，你又不是孟姜女。”
“真不知道他现在过的怎么样。”
那一年她二十四岁了，这是她来中国的第八年。
我表姐二十五岁的那一个冬天，没回家过年，我母亲过了正月就打电话给她了。“你还活着吗？”我母亲问她，“过年也不回家一趟。”
第二天，我表姐带了些礼品过来了。她几乎没说别的，进来就奔向厨房找我母亲。“姑姑，”她放下礼盒问，“你还想不想让我这辈子结婚？”
“怎么不想？”我母亲仍然忙着手中的活儿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儿。”
“那，这次你点个头，让我们结婚吧。”
“跟谁？”她停下来，将抹布扔到锅台上。“明天二月二，带他过来吃饭吧。”
那个男人头发很长，一直披到肩。我活到四十多岁这个年龄也没有留过那么长的头发。不过我母亲对他的长发好像并没有特别地反感。距上次对浙江工程师的相亲已经有四年了。四年之内，物是人非，每个人都变了很多。我表姐没怎么吃饭，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母亲的嘴，看的得出来，在来我们家之前他们早已做好了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回答。但我母亲什么也没问。“多吃点，多吃点。”她向那男朋友的碗里夹了一些菜。
天黑之前，她把他们送出了院子。
“怎么样？”我表姐第二天独自回来，胆怯地问我母亲，“他是回民。”
“不错，”她点点头。“就是头发长了点。”
“人家是诗人嘛，”我表姐略显得意地说，“都出了好几本了。”
“什么？”我母亲没怎么听清楚。
“哎呀，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头发都挺长的。”
“艺术家？”她站起来走了几步坐在我表姐对面，“那跟双手持枪却不敢扣扳机的臭警察有什么区别啊？”
“警察？这是哪儿和哪儿啊？”
我母亲打开电视看起来。表姐在旁边没敢说话，她陪着她把两集连续剧看完。
“到底让不让我结婚？”放片尾曲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问了。
“结婚可以，”我母亲调到别的台，看看还有没有电视剧可以看，“但你不能嫁给艺术家。”
“你说什么？”
“我说你别想嫁给他，别打这个主意，”她说，“除非我死了。”
“我上次说过我早晚要杀了你，”她站起来打算告辞，“我现在跟你再说一遍，我早晚要杀了你！”
我母亲头都没有抬。她习惯了，每次吵架表姐都是这么气鼓鼓地离开。“别忘了把门带上。”她看着电视说。
终于找到了有播连续剧的台，可惜是美国片。
这之后一年多，她都没再来过。我母亲又一个新年刚过，去了婚姻登记处。“帮我查查我侄女刘芯结婚了没有。”我母亲将户口推过去。
“这不是你家的户口吗？”
“是啊。”
“她不拿户口本儿来，怎么可能登记？”
“谢谢。”我母亲对他笑了笑。
秋末的一天，那个长头发的诗人奔进了我们家，雨水在他的头发尖一颗颗地往下滴。“快，快，”他抚着胸口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她，早产了，你得签字。”
我们拦一辆车赶到医院，一个护士在手术室前等着我们。
“保大人吧，”我母亲说，“一定要把我侄女救活。”
“他们不让我签字，”他摊坐在地上，低垂着头说，“我在想，我算她什么人啊我？”
“上来坐吧。”我母亲给他拉下了折叠椅，“你们怎么想起要孩子的？”
“她说要的，”他坐上来，找出一支烟点上，“她说，我们俩有了孩子，她就能逼着自己结婚了，不在乎那些遗产有没有了。”
“那怎么会早产呢？她有做剧烈活动？”
“她自己偷偷吃了堕胎药，我今天早上看见她正发疯一样地打肚子，我过去抱住她，她说她不能生这个孩子，她不能结婚，她不能想象没有钱的日子该怎么过。她不爱我。”
手术室门开了。先走出来的大夫边摘口罩边说：“大人保住了。”
“孩子呢？”他问。大夫摇摇头，带着几个护士走开了。
“她不爱我，”他自语着，“她不爱我。”
我母亲走进去摸着我表姐的额头，看着表姐她的眼泪直在眼圈里打转。那一次我母亲差点哭出来。
“小武呢？”睁开眼她无力地问。
“她不爱我！”走廊里有个男人在嚎叫，“她不爱我！”
他已经疯了。
出院后我表姐就到精神病院去看望他。她发现“她不爱我。”这四个字已在他周围筑成了语言的高墙。她伤心的地离开那里。在回我们家的路上，她买了一瓶汽油，一进门她便将家具一件件的地拖到院子里，倒上汽油，她划一根火柴把这些点着了。
在火光中，我母亲双臂插在一起，一句话也没说，生起的浓烟把她的眼泪熏出来了。
“反正都是我买的，”表姐将冰箱从屋子里拽出来，推到火堆里。“什么也不留！”
“烧吧烧吧，”她让我去将墙上的遗嘱揭下来，也烧掉了。
院子外面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后来一哄而散，因为我母亲举着火把将他们赶走了。
我表姐将她买来的第一件家具，那个没有镜子的梳妆台，拖了出来。
“烧了吧。”我母亲语气冷得令人心寒。
火要熄灭时，她又将家具抬到院子里。
“见什么烧什么，你以后就不过日子了吗？”
“我得烧，”她停下来说，“不然我会像他一样疯掉。”
“那你烧吧。”
她没有动，但是从她手中落到地上，站在院子中央，她哭了起来。
“不是我不让你结婚，是因为我觉得你跟一个搞艺术的人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第一个男人是怎么回事我就不说了，但第二个，那个诗人，我确实是在为你的终身幸福着想。这个遗嘱原件我也烧了。户口在这儿，我已经给你迁出我们家了。以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当你还有我这个姑姑就行了。”她的哭声起起停停，最后，又一次放声哭了。
“回家吧。”我母亲握住她的肩膀说。
地上那台电视，被我母亲当夜用花刀，给修好了，到现在我表姐还在看。
我表姐攥着户口本，去医院找诗人结婚。他只会说“她不爱我”。是户士将他的档案和户口给他找出来的，她去结婚登记处办理手续时，被那里的人员拒绝了。
“你未婚夫怎么没来？”
“他今天有事。”
“你这儿连他的签名都没有，你叫我怎么办？再说，他的体检合格表呢？”
“我真的想结婚。”我表姐的语调，像是在哀求。
“那你也得把你要结婚的男人带来啊。”
第二年春天他死了。在一片充满紫丁花香的林子里，他用钥匙划破了右臂，失血而死。我和母亲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我表姐还骗我们，他去北京发展了。
“那里连呼吸的空气都带着诗意。”她笑着对我们说。
“是啊，北京。”我母亲哽咽着说，“那儿才做得成大事啊。”
我父亲在云顶看到这些，不说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想象他在天上，他明明是乘坐T60次去往北京的火车。
我父亲在北京逛前门，那是全国落魄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他一路听歌赏画，在一路写满整张纸的诗前有所停留。整张纸都在重复九百九十九句同样的话--她不爱我。然而在句子中间的空隙，隐约组成了一个“钱”字。
“好诗啊，”我父亲赞赏道，“这首诗你写了几年？”
“她不爱我。”诗人没有回答，他闭上双眼，以便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她不爱我。”
“是个疯子。”他身旁的人说道。
我父亲摇摇头，说，“这才是真正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