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那个被我母亲编织的有关家族的神话，可能在织布大王的孙子孙媳被吊死的一刻就已经终结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即使是那些绑匪，也只是认为他很有钱而已。绑匪都是华人，一些到那里无法生存的华人组成的帮派。我想，他们在中国的亲戚都会认为他们生活得很好，因为他们在美国，他们过得当然要比生活在这里最富有的人还要舒适。
我对琪琪讲过这个故事，我说这是我朋友父母的事情。那时候《无字天书》出版了一年，引起轰动的同时很多人也在期待着她下一本书的面世。
“写，写，写，我写什么啊？”她当时天天都这样对着电脑自语。
“你不是能写《无字天书》吗？还怕写不出别的？”
“你别笑我了。”她努着嘴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写。”
只有我知道，如果那个原作者还活着的话也知道，无字天书并不是芭比娃娃写的，那来自琪琪母亲年轻时一个游吟诗人送给她的手稿。在琪琪读大三的时候，为自己能否毕业感到发愁。
“都是你，”她当时怪我，“从不督促我学习，就知道天天带着我出去玩。”
“你也不像个大学生的样子呀，你看看哪有大学生跟人家出来同居的呀。”
“那我今天就搬出去，把你甩喽。”她跑到客厅去装模作样地收拾行李。一会儿她又兴奋地跑回来，跳到床上开心地蹦着，“我有办法了，简直没有人比我更聪明了。”
她的办法是第二天找到她的导师，“我想写本书。”她说，“这是我构思了三年之久的大体纲要。”她将花了一夜时间来阅读手稿总结出来的读书笔记递了上去。
导师浏览后半张着嘴没敢说话，从来没见识到如此奇特的小说构思，他怀疑眼前这个姑娘莫非验证了一句古语--大隐于市？不，是大隐于酒吧、迪厅，以及步行街。
“我想再经过一年的构思，我就可以胸有成竹地动笔了。”她自信地说。
就这样，她又玩了一年。
到了大四，她每个月仍然可以玩儿上二十九天，在月底，她熬夜照着手稿打出一万字，送到导师的办公桌上。“这是我这个月努力写作的一点成果。”她说。仿佛她很久没有来过学校了，她还以为学生对老师说话就应该用那种文绉绉的书面语呢。
导师接过来细细读了半个小时，评价道：“不错，除了几个错别字，我暂时还找不到大的漏洞。”
“我每天勤奋写作四百字。”她甚至不知道所谓勤奋写作至少也得五千字。“这占据了我很多学习和休息时间。”她从此有理由不来上课了。“我想通过加倍的努力，我有信心完成这部巨作。”我看是打完这部巨作吧。
手稿打出十二万字的时候，她的导师相当满意地授予她文学学士学位。
“我忽然想读研究生了。”毕业后她突发奇想。
“你是不是有点儿得寸进尺了？”
“我就是觉得我不考研的话，像是那半本没打出来的浪费了。”
一本书给她带来两个学位，研究生读到第二年，《无字天书》在十五名资深教授的联名推荐下被出版。这本书受到一致好评，很多人不敢相信如此成熟的作品竟出自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儿之手。发行一个月即上榜成为畅销书。琪琪开始在全国飞来飞去地签名售书，我后来发现她正在抓紧一切时间读大量文艺理论的书籍，坐车时她在阅读，吃饭时她也不放下手中的书。
“你什么时候知道学习了？”说实话我很不理解。
“不是啦，是我必须得了解这些，不然那些记者问我话，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就这样，尽管她还是什么都不会写，但是谈起文学就能讲出满腹道理。随便挑出一本书读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令人信服的文本分析。譬如她读了我刚写的这两页，一定会很不满意地说：“业余写手的生疏之作，这造成叙述上的混乱。”
“怎么混乱了？”我这样问她。
“你现在写到哪儿了？”
“写你和《无字天书》啊。”
“为什么写到了我？”我想象她这么问我。
“因为你出了《无字天书》却不会再写下本书，你说人怕你江郎才尽，我给你讲个故事，好做你新小说的体裁。”
“所谓套盒子这种叙述方式，”她又要讲大道理了，“最多只能套一个。你却把里边的盒子又套了一个。你回头看看第一个，你想写的那个故事写了吗？”
“对呀，要说的反倒没说呢。”
“我小时候有一朋友，他父亲在纽泽兰倒中国丝绸。”因为朋友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也没必要存在。“很赚钱的那种，每年都有几百万美金的，当地的华人黑社会，想绑架他，他们埋伏在他家门口，等他一出来就把他给掳走了。他妻子在楼上目睹了这一切。出门就开车一直追到他们的老巢。后来事情就麻烦了。他们把那女人抓起来后，一个个才发现，她来了，谁还能付钱给他们呢？他们又不敢放这女人回去，有人查到，还有个女儿在圣地亚哥中学读书，就过去找她，让她筹一百万美金保她父母，她哪知道钱在哪儿啊？”
“后来呢？”琪琪问。
“后来她父母被吊死在房梁上。”
“这故事太短了，写不成一本书。”她思索道，“再说，我可不想写这么血腥的故事。”
“我看她父母是死得挺惨的。”
“人死了也就死了，可是那女孩儿，弄不到钱还不敢找警察，就坐家里等着撕票的消息。她的精神已经被折磨死了，那她现在怎么样啊？”
“半年后，她回到中国她姑姑家里，此后一生未嫁。”
点灯看表已经是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失眠。我躺在床上，反复地翻身，却总是无法使自己的心沉静下来。我听见外面风吹过后，又一次下雪了。天色很红，很亮。我看见雪花像摆在摇篮里一样左晃右晃缓缓落地，各式各样的幻象，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明白自己是在想琪琪。
有人在客厅低声抽泣，声音如滴水一般轻微，我走过去，坐到她身边。
“没睡着？”她问。
在微弱的光亮中，我看见了她脸上的泪痕。“你怎么又哭了？”
“我也说不清楚。”她抹一下脸，勉强笑了笑，“想着想着心里就有点悲。”
“你在想老太太 ？”
“我凭什么想她？我想我父母都想不到她身上。”她说着又哭了，“我还想那个孩子。”
她在骗自己，她是在想我母亲。虽然她们不一定有什么感情，但是她们在一起生活得太久了，至于如果哪一个先走了，剩下的那个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继续生活了。
我母亲活着的几十年里，她们一直在拌嘴。两个老女人，别人会这么想，现在老太太没了，我表姐忽然发现她未来的生活没有了方向。
那个诗人去北京后，我表姐每年都在家里过年，她考了一份驾照，新买了一台车。新年那天，她把车开到院子里。
“对一个女人来讲，”我母亲不高兴了，“车能有什么用呢？”
“我钱多啊，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母亲没有回驳她什么，她们两个继续包饺子。吃年夜饭时，她还是忍不住劝了我表姐一句：“省着点花，钱越花越少。没人跟你抢的。”
“那可不行，钱不花完我还结不了婚呐。”
“你去结啊，我都说以后绝对不管你结婚的事儿了。”
“结婚？说结就结吗？”她站起来，仿佛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比划着手指说：“我都二十八了。”
二十九岁那年她说：“明年我就三十了。”
到了三十岁，她真的每说一次都会掉眼泪：“我已经三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