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们就陷入无语的僵持之中。我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又点起了一支。我看到她一指长的烟灰落到了地上。这支烟自从吸完第一口后就没有再碰过。我听见风夹杂着雪花敲打西边的窗户。有一扇窗户支撑不住忽然被吹开。她走过去，重新关上窗户。
“要看看老太太吗？”她问。
“在哪儿？”
“街口的那个小医院里，她是死在那里的。”
“不了，我不想看。”
她怀疑地望望我。
“人一死就脱相，不像活的人还有气色。看了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我父亲死的时候他们没让我看，他们找我母亲辨认尸体。我母亲坚持着没有吐出来。“头都被碾碎了，”她后来说，“两只手都成了肉泥。”两年后我姐姐在护士学校最高那幢楼跳了下来。她的脸先着的地。为此我母亲拒绝再去辨认尸体。
她老了时还是有些后悔了。偶尔我还在家的时候她就问我卧轨和跳楼哪个更惨一些。我说人既然死了就没有惨不惨的区分了。
“不是的，”她摇摇头， “当初要是去看看你姐姐就好了。”
“不看就不看吧。”我表姐说，“反正明天你还要把老太太的头抬进棺的。”她说着向屋外走去，“还有，今晚你得守灵。”
我和表姐把床搬到客厅里，又加了几层被子。天色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悄悄黑了下来。我问表姐我姐姐死的那年你知道么。
她摇摇头。那年她还没有来。她父母是第二年秋天被人撕票的。那年下第一场雪后她来到我们家。她在这里住了二十九年。
一个胖胖的男人在风雪中敲我们的窗户，我表姐推开门让他进来。他说他不进屋，说一句话就走。 “明天八点半去教堂，”他在雪风中喊道，“可别晚咯。”
“谁呀？”表姐入座后我问她。
“教堂的牧师，”她匆匆吃了几口撂下碗筷，“老太太临死前找的就是他。”
我父亲死时他队里的四个警察在楼道里轮流守夜。后半夜他们干脆围成一圈打起了扑克。我母亲下楼给他们送吃的东西。可能因为惭愧他们收起了扑克。他们都很敬重队长。
我姐姐跳楼后护士学校的全体师生在小礼堂一人点一支蜡烛为她守夜。长夜漫漫。同学们决定每人唱一支歌来驱逐睡意。回魂夜变成了难得一聚的联欢夜。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姐姐的死感到震惊。
看着我母亲的笑容我在想对于死人，这世界到底是否存在真正的悲恸和哀伤。如果有的话，葬礼守灵什么的就是我们向死人表达爱意的方式么？我记得在哪部片子看过，那里的神父说所谓丧事，无非是给活着的人一个得以慰藉的途径。我听见外面的风渐渐住了，被卷起的雪花一片片又不情愿地落回地面。我想不久我就可以沉沉入梦了。
我母亲死后之后只有一个人为她守夜。这个人在思考着他在做这件事的意义时睡着了。
第二天天气不错，新雪把阳光映得更亮了。葬礼确实办得很简易。我看了看母亲，和我猜测的一样，并没有变老。她是那样一类人，年轻时老得很快，年纪大了每一年的经历反而不使她更苍老。牧师为她作了一刻钟的祷词。我听不大懂他话语的含义，也没有兴趣去想。然后是唱诗班唱歌，和平常飘到屋子里的那些歌声没有什么区别。我看表姐也在里面拿着黑皮书颂唱。出于礼貌，我并未提前离开。我在想这些唱诗班的人脱去圣服之后，是不是和我们一样。
结束时我和牧师寒暄了几句，我们还不熟，他对我说节哀顺变，我对他笑了笑。我说我母亲走前还要麻烦你，真有点过意不去。
“没什么，”他说，“你表姐在夜里把我找来的。我那时还没有睡。再说，这也是我的职责。”
表姐走过来，她问我骨灰要等多久才出来。
“两个小时。”我说，“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
“嗯。”她咬了咬嘴唇支撑着没哭出来。
我想不起从昨天回到长春到现在安慰过她什么。我张开双臂抱了抱她。“回去吧，我弄好就回去。”
我看见几个教徒陪着她一起远去。一个女人拿着一个铁夹问我一会儿用不用归位。
我不明白。
“就是等会骨灰出来把骨头一个个按照人形放在盒子里。”
我摇摇头。
中午时分一群麻雀飞了出来。它们在树尖跳来跳去的。一缕缕清雪在树枝上抖落。我面冲着阳光感觉脸上暖暖的。远处又传来唱诗班的歌声。看样子又有一个灵魂被他们送走了。我不自觉地也跟着哼唱了起来，唱那些儿时唱过的，现在记不得的，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儿歌。
我表姐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关心一下我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我说我在想父亲为什么会选择自杀。
表姐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我，笑了：“别说你想了三十年了。”她拿条毛巾，擦干双手，“现在还没想出来？”
“快了，”我说，“老太太一死我就敢想了”
我父亲喜欢默默地下棋，是这样。他从来不在下棋的时候说一句闲话，也绝不会下没有赌注的棋。我父亲很少赢，他的钱全花在了下棋和抽烟上面。高叔也是。他们是下棋的时候认识的。
家里还有一副黑色的犀牛角制的象棋。我们搬家的时候丢了好多棋子，没剩下几个了。以前象棋总是放在床底下，每天傍晚他都是提着象棋下楼。他在躲避我母亲，躲避他逃脱不掉的生活。我母亲的嘴很厉害，每次在她刚开始喊叫时我父亲便提起象棋出去。我姐姐无法下楼，她没有象棋这个法宝把她送出去，她只能听着我母亲不停息地喊叫站在六楼阳台上望着头顶红色的云。几年后她从楼上跳了下去，那时的楼层比这里还要高。
我父亲是躺在京哈线的铁轨上等待死神降临的，一辆到北京的火车硬是从他的脖子上压了过去。我母亲后来像描述泰山顶上看日出一样的神情告诉我：“他的身体被截成了三段，头都碎了。”她竭力控制自己的声音，看着窗外轻轻摇晃的柳枝，仿佛看到了朝阳的升起。“我找不到还有哪根指头在他身上。”
警察在我父亲体内发现了大量酒精，鉴定是意外死亡。他们都是我父亲的同事。他们敬重我父亲。他们让我母亲销毁遗书。他们知道我父亲两个星期前刚刚买保险。他们知道我父亲已经从警局辞职三个月了。是的，他们还知道我们家穷，很穷。
活着的人每一个新年来到都会增长一岁，我父亲到四十七岁那年便永远停止了增长。
人们在背地里说我姐姐是被吓死的。可我觉得一个女孩敢在九楼平台起跳飞翔这一事实就已经击破了所有的流言。我母亲没有再去看死去的姐姐。警察也无需再让她辨别这是不是她女儿。我们希望不是，真的，但愿死的人不是她。不过有人看见了，有人看见她像展翅雄鹰一样滑翔下来。校长告诉我妈妈姐姐是脸先着地的。校长本来要说姐姐的脸都平了，顿了顿还是没说出口。我妈妈呼吸急促，可是没有哭。校长却忍不住哭了，那个校长还是男的。
我上高中学重力加速度后第一件事是计算我姐姐的飞行时间。我假设护士学校最高的那栋楼有二十米，得出的结果是两秒钟。有时候发呆我就看着教室的大钟。一，二。我姐姐一生中最美妙的那次表演结束了。
后来舅舅和舅妈也死了。两个人都是挂在房梁上吊死的。他们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他们的女儿在一年后下飞机走进了我们家。她在我们家住了二十九年，直到我母亲死后，她成了这个家没有消失的标志。
我母亲的儿子在广州，他迟迟不愿和琪琪另组一个家。
我母亲是三天前去世的。表姐问我为什么不打听一下她是怎么死的。我觉得一个人活到七十三岁不管她得的是什么疾病都应该算是善终而亡，尤其是这个人在经历了丈夫，女儿，哥哥，嫂子的死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