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始终有一个红檀木箱，我母亲搬家时也舍不得扔，把它从六楼抬下来，一直弄到这间屋子的东南角。我也没见我母亲打开过。她禁止我和姐姐动上面的锁。三十多年来它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吸引我而又使我不敢接近。有时候我会在心里嘲讽这就是中国第一织布大王给她孙女的陪嫁。整理我母亲的遗物时，我们没有找到能打开木箱的钥匙。我告诉表姐别找了，我说事情很明显，老太太早就弄丢了这把钥匙，她又不忍心撬锁，就这么一直带在身边。
“那怎么办啊？”我表姐一脸无奈地问我。
我看了看她，我感觉她和我母亲住了二十多年，她的脑筋已经布满了铁锈。“撬开吧。”我扬手说道。
我想从潘多拉的盒子里寻找织布大王孙女的传奇。我母亲常常向我们讲述她祖父的发家史。她对我和姐姐说长春纺织厂在解放前就是你们曾外祖父产业的一部分。她说她，中国第一织布大王的孙女，竟下嫁给一个拿着破枪却从不敢开枪的臭警察，而她的哥哥，织布大王惟一的孙子却在美国开创他们家族的第二次辉煌。她问我们相信吗。
“信不信？你们信不信？到底信不信？”
我们点点头，不然她会叫起来。
我父亲相信了，临到死前，他从铁轨上听到远处火车的声音，他还相信自己这一辈子也比不上织布大王的孙子；我姐姐也相信了。我没相信，因为我活得比他们久，因为我知道，织布大王的孙子、孙媳，被人在房梁上吊死了。
已经发黄的结婚证上标明我父亲那年正好三十岁，我母亲二十五岁。我没有找到结婚照。我父亲不喜欢照相，他说过他一辈子也学不会在相机前把握一瞬间的表情。我母亲也是。这张全家福是我父亲惟一一次和家人一起走进相片。我父亲穿着警服像照证件照一般严肃地对着相机。我母亲侧着脸看到他呆板的表情开心地笑了。中间的女孩显然对镜头后面的世界更有兴趣，全不关心两边的大人张大嘴巴直勾勾地盯着相机。
那时候还没有我。我父亲升职为队长的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雷力。我姐姐叫雷莲。后来琪琪笑我父亲根本不会起名字。她说一个好名字会给家里带来财运。名字要是不顺风水的话会使家业继续衰败。我笑着问她我们以后的孩子该叫什么。“女孩就叫雷招娣，男孩就叫雷来福。嘻嘻。”
雷力确实不是一个好名字。本来以为我父亲升为队长了，以后家里也会宽裕一些，他们才会要我的。然而并非如此。我们依然很穷，我们父亲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多少。那个带枪的臭警察还是不敢打出一颗子弹，纺织大王的孙女还是在家里享受着和她高贵身份相称的清闲生活。
我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她经常冲着我们喊叫。每一次吵架她都提及我是不该生出来的。“我知道你想要个儿子。哼！你们雷家的儿子！”她这样对我父亲喊，“你也不看看你兜里那几个子儿配不配养儿子！”她问我父亲配不配。
配的。我想替我父亲回答，爸爸配养我。
可我父亲没有说，他一声不发地抽完一根烟提着象棋下楼了。
我母亲指着我说我是多余的。我是我母亲的儿子，儿子不该恨母亲。我表姐可以恨她。可是我姐姐在死前三个月亲口对我说过，她恨妈妈。
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表姐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广州。我说反正都回来了，就等过完年再回去吧。然后我们就静静地吃饭，谁也没有说话。我发现我母亲一走，联系我们两人关系的那条线就越来越细了。快吃完时她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琪琪怎么没来。我说她在忙着写《无字天书》，抽不出时间。
“什么书？”
“那是本小说。”我告诉她。
琪琪是位署名为芭比娃娃的作家。除了我，其他人都这么认为。
在傍晚我们将客厅的遗像和供桌收起来，坐下来看电视。收视效果不是很清晰，不时有雪花在屏幕上闪动。播得是一个很老套的侦探片，讲一个妻子在晚上起夜时看到丈夫死在了浴室里，待她报案回来尸体已被凶犯移走了。接下来就是侦探领着一群手下上演漫长的寻尸记。影片很枯燥，音乐搭配得又不合时宜。
“还想去哪找呀，”我往沙发上靠下去，说道，“显然这是夫妻合伙诈骗巨额保险金的一出闹剧。”
“你怎么知道？”她转过身不解地问，“你看过了？”看上去我先前猜她脑袋已经生锈并没有冤枉她。
“你知道以前有个名气很大的队长叫雷奇吗？他就破过这样的案子。”
“老太太这两年总提你爸那些事，”她向我要了根烟。“我都觉得她把你爸爸当神了。”
“她没说我爸就是被她逼死的吧？”
她长吸了一口烟，盯着我，慢慢吐出来。“逼是逼，死是死。她逼我了，也逼过你。你我不都没死么？”
“但我姐姐死了。”
后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我想说:“你跟死人有什么分别？”
父亲生前很疼姐姐， 父亲死后姐姐也是哭得最凶的一个。我姐姐此后没怎么笑过。我不知道她最后一次飞翔时笑了没有。我想她会笑的。可是，她的脸，先落的地。
姐姐讲了很多父亲破过的案子。我大一点之后看福尔摩斯的时候开始怀疑她那些故事的真实性。很多荣耀都是她悄悄戴在父亲头上的。是的，她爱父亲，她爱那个被她虚拟得近乎传奇英雄一样的父亲。
父亲是个英雄，我姐姐站在云顶说，不是那种不敢开枪的破警察。
我还记得我姐姐讲过父亲众多案件中的一个，这件命案我在书里没有看到过。按照姐姐的说法，这是父亲的成名作。
成名之后父亲做了队长，除了新得贵子外，没有人能说出他比成名前好到了哪里。
那时候管道工在下水道捞起了一具裸体女尸，我父亲负责这场命案。一点头绪也没有，连那女子叫什么都无从得知。我父亲询问路口指挥交通的交警。年轻的交警说在夜里路中央并不设岗，案发时间很可能就在夜里。他答应雷奇会在白天留意一些行踪可疑的人，并自愿协助调查。他说他少年时就想当警察，因为身体不好，无奈只能做交警。他想借此机会圆自己的梦。我父亲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也很乐意多一个助手。
接下来年轻的交警就像华生一样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提供一些适得其反的线索。说实话，雷奇觉得这个笨蛋在帮倒忙。毫无进展的三个月过去了。我父亲不再从这场命案本身考虑了，他开始思索为什么每次刚有了一点头绪后便马上会变得一团糟。有一天他把手铐一边铐在铁栏上叫交警过来一起推测。趁其不备，他将另一边铐在年轻交警的右手上。
“我说这是场情杀，你说是劫杀；我说这井下应该还有死者的衣服，我让你去找，你上来后说没有；我说凶手一定是个了解侦破程序的内行人，你说凶手留下这么多痕迹一定是个没有脑子的狂热分子，表面上像你一样蠢？我这两星期都在琢磨，为什么这件案子出奇地复杂呢？”我父亲按照惯例点起一根烟，继续说到，——请注意，这句话是你在福尔摩斯里永远也读不到的——“因为，你就是凶手！”
我父亲双手持枪，紧盯着前方，凶犯在不远处得意地做鬼脸。我父亲强压着怒火不敢扣下扳机。砰！不是枪响，我父亲的大檐帽被风吹掉了。
我母亲认为这一组镜头是我父亲一生滑稽的体现。我姐姐说他还能用别人没有的工具。他有手铐。
可能我母亲并没有错。
我父亲站在桥拱处凝视着江湖人的残局。他站了两个小时，前后有几百个人从他身边走过。天已经黑了，我父亲双脚冻得发麻。江湖人要收摊了。
“先别走，”我父亲叫住他，“多少钱一盘？”
“和棋就算你赢，二十一盘。”
我父亲下得很慢，对手也没有催他。江湖人不停地搓着双手暗示他快点。我父亲知道他输了。
我父亲在纸上演算了一夜，第二天他决定去捞回这二十块钱。走到桥拱他自嘲般地笑了。江湖人已经在摆另一个残局了。
牧师在第二天早上拜访了我们家。他进来时头顶落着一层薄雪。他对我表姐说元旦那天教会打算组织一场联欢会，“我怎么几天都没见你去教会？”他说。
“老太太走了，”她用扫帚打扫着牧师身后的轻雪说，“我得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人在变，然而生活是不会变的。”他坐下来，向我要了一根烟。
我们两个围在火炉旁抽烟。
“外面太冷了。”我说。
“是啊，一会儿我还得再跑几家通知一下。”
“做牧师有工资的么？”
“一点点俸禄。”他搓起变红的双手说，“此外我开了一间小店，还有点收入。”
“表姐说你还有个女儿在上学。”
“攒点钱供她，凑合着过呗。”
此后我们没有怎么说话，他抽完将烟蒂扔到炉火里。我表姐又打开电视，坐在我们身后看起来。我回头看了几眼电视，是前天那个寻尸记的重放。
“你妈妈临走前找我做过忏悔。”
“我们提起过的。我不知道她对您说了些什么，但愿她的话不会令您很震惊。”我又掏出烟。
“我在这里做了五年的牧师，给各种各样的人做过的忏悔。说真的，有些人确实让我很震惊，那些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老人有的竟在年轻时做过杀人越货的勾当，才隐姓埋名躲到这里来。我当时听到他们的忏悔真想上去先把他们掐死算了。后来给他们主持葬礼的时候突然平静多了。我想生前再大的罪恶一死就烟消云散了。再说，上帝会宽恕一切的。”
“只是，我感觉你在把上帝说成是一个对罪恶不闻不问的老好人。”
“不是老好人，是宽容，可以包容一切罪恶的那种宽容。当然，”他对我笑笑，“我说的那些杀人越货的事情你母亲并没有做过。”
我再递给他烟他摆摆手说是不抽。
表姐转过身看着我：“凶手真的是没有的！”
外面的雪看上去小了一点。牧师看了看墙壁上的钟。
“我得走了。”他站起穿上衣服说，“还得跑几家呢。”
我陪他出去。陡然的寒冷令我打了个冷战。“您以后还是常来坐坐吧。”我说，“反正年前我是不会走的。”
“对了，”他转身对我说，“你母亲那天对我说，她不想将自己的骨灰和你父亲，你姐姐葬在一起。”
“她是说她要葬在她娘家那里么？”
“那她没说，”他继续走起来，“她说她、你父亲、你姐姐，不该是一家人的。”
我父亲说，我本不该组这个家的。
我母亲说，我们本不该是一家人的。
我姐姐没有选择家庭的权利，长大以后背着我母亲选择了跳楼。
一，二。我看着钟表，最完美的演出。
我父亲卧轨那一年我姐姐十六岁，我姐姐在天空飞翔里的两秒钟里我父亲四十九岁。我父亲没有看到她一生中最凄美的那次飞行。要是他看到了，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错了。他没有用十几年的积蓄来供我姐姐继续念高中，他把钱全部拿去使我转到回民幼儿园里。
我姐姐后来去了一所护士学校，两年后她从九楼楼顶起跳，飞走了。
从回民幼儿园出来我读小学，初中，代替我姐姐念了高中，最后还读完了大学。
对我姐姐而言，我是有罪的。
牧师说，上帝会宽恕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