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点点的角度，她与我的第一次约会应该算非常糟糕。她没约我，我也没约她，全是朋友撺掇的。她来广州演出一个月，朋友说可以找个合约男友，好用的，你回深圳也不麻烦的。我认识一个，她朋友说，一看就是那种甩一千次也不会黏着你的主儿，最多自己去跳楼。她觉得挺乐，找个男朋友甩着玩也挺有劲的。那天见了面就不对劲，首先这人比她矮，似乎还穷，还能吃，再就是——发现这个事实她差点崩溃——他也是东北人。
“没事，我可以装外地人，你给我点时间学方言，装ABC都行。”
“得了，你还是说东北话吧。”
我看着她埋单，试图讲个笑话表示我虽没钱，但有别的特长。“ABC我会，我读过大学，AlwaysBeingClean。”
“别说了，弄得我凉丝丝的，”她把零钱收好，正视着我，“我们等会儿去哪？”
去看电影。电影院人不算多，反正进去就有票。我们在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我对这种电影不感冒。讲一叫尼奥的黑客闲得慌，跟计算机较上劲了，后来恨不得钻进去打。我哈欠连天，她问我不好看吗。我说不是，我最喜欢看电影，要是电影院不禁烟的话，我恨不得生于斯长于斯。她看看我，她跟我还不熟，不明白我想说啥。我摸了摸她的手，告诉她去抽支烟。
回来的时候我拎袋爆米花。两张电影票是她买的，我得买点零食表明我也出力了。
尼奥不知道进了什么地方，周围的环境好达达，我看了半天确定不是地狱，挺放心地闭上了眼睛。睡了一会儿脖子疼，我跟点点说你往这边点，再来点，那么紧张干吗，又不吃你豆腐。我头一歪，靠在了她肩膀上。
当时《骇客帝国3》还没出来，前两部四五个小时连放，我睡得爽死了。醒来时正散场，我借张面纸把她肩膀上的口水擦掉，也跟着人群走出来。
我问她电影好看吗。她说还行，就是有人一直打呼噜。我估计是在说我。我装不知道辩解说观众打呼噜责任在华纳兄弟，他们把电影拍得让人想睡觉。她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还跟后排几个男的吵了一架，警告他们别找我，找电影院去。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咋的了？”
“就是他们让我把你叫起来，声音太大了。我把他们都骂回去了。”
我挺惭愧，提出请她吃生蚝。“白云路有一家，很火的。”
刚好那天他们没出摊。我说芳村肯定有，那酒吧多，跳完舞都饿。我们赶过去在路边吃烧烤。从酒吧出来的男男女女都很亢奋。点点捧着生蚝壳子看得很好奇。她说问我那里面都什么样。
“酒吧的样。”
“我没去过酒吧。”
“不是吧你？”
“我还小嘛。”
“对了，你多大了？”
“十五岁零四个月。”
“我操。”
我带她进去看看，先跟她提俩要求，一是我没钱请你喝洋酒了，点打啤酒凑和吧；二是不许被别的男人勾走，把我一人晾这儿。不过一进去，她就有点怕了，死命拉着我，生怕丢了。开始拽我T恤，衣服都扯变形了，之后干脆抓我手。广州热，所以外国人以黑人居多，然而绕着黑人跳舞的中国女孩更多，再加上已经过零点，酒喝得不少，没被带走的和带不走人的男女更加疯狂。点点有点怕，使劲捏我手，不肯找地方坐下来。我领她转一圈，舞池中间还有大床，两男两女在上面穿比基尼模仿性爱。点点凑我耳边说咱回家吧。
“啊？回哪儿？”
“去你家。”
“啊？太快了吧。”
就这么个情况，到我住处时她惊魂未定，我兴奋不已。我那时住地下室，刘宝回四川那天租到的。又便宜又温馨，我用省下来的房租装了个二手电脑，以便随时知晓最新的AV资讯。地下室没窗户，灯一开可亮了，丝毫没有黑夜的感觉。我说你上会网，我洗个澡去。
冲凉在公共浴室，快乐的流水滑过我身体的每一部分。进屋后我问她去冲不。她说不方便。我哦哦哦，哦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她回头看到我热切的眼神禁不住乐了。
“你想干吗？”
“你想让我干吗？”我问。
“我不做那种事。”
“哦，哦，哦，”我挠挠还湿着的头发，“没做过？”
“做过。不过后悔了，再也不想做了，直到结婚。”
“哦，哦。”我靠床头。
她坐着上网，事实上只找个不跟我同床的地方。
“那你打算睡觉吗？我这就一个床，你要想我就起来，我看书。”
“你先睡吧，我一会儿睡你旁边就行了。”
“哦。”
我躺下来，盖好被子，想了好多功德无量的事儿。我想跟她做爱，在出租车里身体就一阵一阵的了，洗澡的时候想着想着就彻底不行了。我现在还没怎么喜欢她，我在算和她发生性行为都意味什么，搞过未成年人，干了腿长将近九十厘米的姑娘，为我的性伴数目添了一个单位，可是归根结底也就是一次射精，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些就打破她的原则底线——她刚才说得那么绝决——那也太无耻了吧。想着想着我就在她的打字声中，在自我的道德肯定中满足地睡着了。
我以前在大学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很少睡觉，通常都是写到清晨出操。有个很奇怪的室友活得像是生活的观众，好比生活是场二十四小时连放的电影，他总是担心错过什么好玩的事情。虽然大多数日子波澜不惊，但他就是期待下一秒就会发生爆炸性的事件。为此他甚至舍不得睡觉，每夜都是陪我到很晚才不得不睡。他特羡慕我，早上一睁开眼就大声问我，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那天起床也浮现了这种感觉。我醒来看见点点还在上网，我发会儿呆，在背后问她你怎么不睡觉。
“吓我一跳，”她把椅子掉回来，“你醒啦？”
“现在几点了？”
“上午十点多。”
“一直没睡？”
“躺好久没睡着。我开始同情后排那几个男的了，他们一定是也想睡觉时才受不了你的。”
“什么意思？”
“我后来捏下你鼻子，就没动静了。可是你抢被子，我拉过来，你就推我。”
“总比生扑你强吧。”我起身找衣服，“拒绝老子的下场就是没被子盖。”
我站在床上时我的短裤刚好与她的视线平视，她皱着眉让我文明点。
“没见过晨勃吗？你睡吧，这床上全你的了。”
“我回去睡？”
“早说啊。”我又把衣服全脱掉，钻被子里。
“你真行，跟你商量一事儿。我得在广州待一个月，做我男朋友吧你。”
“有工资吗？”
“我请你吃饭抽烟，给你买书。”
“咱算算，从鹿港见着你到现在，是十七个小时，我睡了十三个小时。”
“我喜欢这个，”她提起包准备撤了，“安全。”
“可是就那清醒的四个小时我也能做不少事儿。”
“就你？”她拉开地下室的门，“我下周五再找你。”
我上半年入了作协，所谓回归主流。五月份还随团去了延安体验生活，主要考察老区的美食及酒店服务业。作为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我响应号召，挤出睡眠时间，从二十三楼的卧室使劲往下看。领导们说80后作家缺的就是底层写作，光在延安读丁玲是不够的。由于夜晚观察底层，我白天开会时便神情恍惚。六十多个作家济济一堂，讨论文学，我往圆桌上一趴，就找到了课堂上睡觉的感觉。
刚开场还睡不着，一些片言只语还溜进耳朵。一位身着军装的作家感叹现当代读者素质越来越差，文学将面向精英还是大众。因为他肩上的军衔是四杠二，全场鼓掌，请他发表意见。这么一刺激，睡虫就来了，我欢快入眠。
几个梦下来我被高洪波用话筒唤醒。我以为大会进行到去餐厅体验民俗民风的环节了，揉揉眼睛见大家还在。前辈们很好，都忍住不笑。高主席令人倒杯茶给我，说能体谅我这样的年轻人不适应这种场合，但我还是应该说几句做会议记录。高书记人特好，虽然到现在我也没弄清他是副书记还是副主席，反正他是作协唯一能叫得出我名字的领导，出于感激，我很认真地表达我的想法。我说我觉得当代年轻人素质不低。我调下麦克，刚才是关着的。开启之后我重讲一遍，挺高的，我就接触过几个女读者，各方面素质都特别好，比如陈静馨。
不管对错，我观点倒是很新颖。我估计他们会庆幸还好那孩子一直在睡觉，没说更多的话。前辈们也很饿，没人揪我辫子，我话音一落就散会了。
《文学报》没刊这么多，就说年轻作家持反对意见，更没见着陈静馨这三个字，然而我时时想她，以至于所有从我这儿见过陈静馨的朋友，我都没有绝交。
姚远也见过她一回，他说陈静馨是他认识的最漂亮的两个女孩之一，另一个是他老婆。其实他老婆不好看，说这话的时候他老婆也在场，所以我猜他的意思是——你女友比我老婆好看一百倍。
可她不是我女朋友，她有男朋友，比我高，比我帅，还会吹箫。这些她都不避讳我，包括每天十点到十点三刻的长途亲密电话。她在床靠墙的一侧，对着话筒说，我想你了，特别想，老公你多说点，我就喜欢听你说话，我在床的外侧看《史记》，恨不得自己也一刀切了，现在就下床写《共和国史》去。有时候我多么想对她讲，我和你是异性，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你很美，就冲这三个理由你也要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但是说不出口，看到她挂掉电话一脸憧憬，时不时会告知我一回到长沙她就直奔四娭毑吃口味虾，馋死了。我耸耸肩，欲言又止，你到上海来，坐二十个小时火车，找你喜欢的作者，就是为了怀念家乡菜吗？
最后一次总是很特别，那晚她挂掉电话没有再憧憬或期盼，把被子盖好面冲着墙，问我能不能把灯关掉。像洞房夜吹蜡烛似的，啪的一声进入黑暗与沉寂。
她问我是不是以后再没有机会像这样与我相处几天了。那声音碰到她面前的墙扩散到整个屋子里，浸到夜色之中。我说如果我们都不努力的话，也许就没有了。这是种表白，但是又给自己留有若被拒绝的面子。我心里要说的是，我应努力进一步，你应迁就退一步。
“你明天陪我去买票吧。”
“好。”我翻过身，背着她，我怕我忍不住张臂去抱她，那不合适。现在我一伸手，拥抱的就是窗外的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