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见到姚远还是他结婚那时候，我头天下午到的上海。等着他和新娘在婚庆公司的安排下进行彩排。上台之后新郎先行左转，在手牵新娘的右手改为右手牵新娘的左手。有点绕，姚远弄到婚庆公司下班都没做对。
“就这样吧，”姚远对婚礼策划讲，“我又不会给你奖金。”
结束后姚远要我们别走，他要和我好好聊聊，我们有段时间没见了。
当然还有其他人，我不认识的。我们在一家烧烤店里坐下，姚远想喝到清晨五点直接接新娘，他说人生有两件事该在酩酊中过去，结婚和死亡。我们谁也没拦他，我们都知道他酒量不好，早喝早倒，早睡早起。但还得讨论个话题下酒。姚远建议不要聊文学，不然会被酒店老板宰。“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以为作家数学都不好。”
这是个笑话，TATA，拜托帮忙笑一笑。姚远的幽默是要细细品的，直到你品出，原来这是个笑话。
我们那晚聊的是女权主义，收获不多，一点点进展是，几个男生都支持女权主义不带胸罩。然后延伸到另一个话题，女性主义，说说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一个是权，一个是性，这两个字可下酒了。一种说法是女权意味着男女平等，而女性则是女性中心主义，女性至上，或者说女权是为了摆脱第二性的位置，女性主义也许是对另一半的性奴役。
TATA,怎么跟你解释我的感受呢？我觉得仿佛听一群挤地铁的白领谈论私人飞机和游艇。对的，就是盲人摸象。忍不了时我站起身将瓶中酒一饮而尽打断他们。
“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区别是翻译不同，”我正色道，“它们都是西方语系下的概念，在英文它们是一个单词，feminism，只是翻译者由自己的喜好乱翻的。”
“妈的，酒白喝了。”姚远说。
我立刻反省自己错了，就我一个睁眼睛的，何苦告诉他们象是四脚一鼻子俩牙呢。我缓和语气解释，其实我也是因为参加过femininsm salon才知道的。
“牛逼。”姚远说。
“就我一个男的，去一次就不想去了。”
“你在里面都干吗了？”
“呃，数有多少个凸点的。”
姚远笑得乐不可支，这笑话正符合姚远的频道。然而参加那场沙龙我的确没干什么，那里不属于我。郑婷婷邀请我过来，我对这女孩不熟，我只知道她是陈静馨的妹妹。我来是想通过她接近陈静馨，结果那样环境似乎谈感情就显得很虚弱。十几个女孩，聚到上岛一包厢里，里面混杂着摩尔，寿百年，以及DJ的混合味道，我的红双喜显得如此突兀。
“怎么办？”我对郑婷婷说，“我想我现在去趟洗手间，回来之后，我还是男的。”
“放心吧，我们不会叫你埋单的。”
我当时就应该猜到她这不是玩笑话，她是认真的，她是金牛座。我应该对她的基调有个判断。她们没固定话题，就只有一个方向——女人。全都是论坛上的网友，郑婷婷和我一样是第一次参加。女性女权在这里变异为对同性的爱。论坛的版主是一位相当帅的女孩，在她的组织下沙龙变得一团糟。她大谈女性之爱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环保、最有奉献精神的爱。
“我们不会繁殖，给地球造成负担，在性上我们更多的给予，而不是所求，还有，你不觉得肛交很脏吗？”她目光一转，突然问我。
“啊？我不是GAY。我也不准备要孩子，我也可以延时一些等对方先来。”我一紧张说了好多，她们也没给我赞许的表示，我补充一句就不再说了，“我和你们一样热爱女人。”
那次经历非常难堪，我一直想把这些从记忆里抹去。一年后，何员外发邮件说郑婷婷成为拉拉，往事浮出水面，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外面空气好多了，我和郑婷婷并排走在街上。我说上次还要谢谢你，你不出来，就要撕我的书了。
“我貌似听说过你。”
“要是知名度也能收费的话，我生活能比现在好点，好一点点。”
上海的冬天要来了，傍晚时分冷风吹着行人快走。她没表示回去的意思。我说吃个饭吧。她说前面美罗城有印度飞饼，可以去试试。
“你好像比上次变了不少。”坐好后我说。
“我那时刚来上海，大学和高中总有不同的。”
“比如头发的颜色？”
“不好看吗？”
“很好看。”
我低头吃印度糖饼。我说不够吃我们再换点别的吃。她说还好，来徐家汇只为吃飞饼。
“你知道吗？要是我知道那是做节目，我才不出头，傻死了。”
“其实我很佩服你的，我都不一定有那勇气，那人长得跟张飞似的。”
“后来他们拉我去嘉年华录特辑，我都没去，很傻的。”
“可我在电视上看到了。”
“那是他们硬拉我去的。”
“我想也是。”
“是我不好对不对？”她抬头望着我，“跟你标榜我自己，还能被穿了。”
“没事，我们不熟，你想给我留下你想要的那个印象，这很正常。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嗯，我还在边学边改。”
“能跟你打听，你是，L吗？”
她摇摇头：“不过我也不喜欢男人。”
“可以想象。”
“我跟男人做过。”
“试过才知不好。”
“就做过一次，还不算一次。”她说，看我有什么反应，“他也是第一次，做不来，然后他不甘心，手指伸进去，抽出来时全是血。”
“然后呢？”
“然后到点了，他就上火车了，中间打过电话，但我从来没接。”
我不知该说什么，点支烟。这里禁烟，我手指夹烟藏桌子下面。
“我也想抽。”
“你不会抽，你刚才那些就是吸了吐，不抽烟也可以很女人的。”
她笑了。
“我也是。”她坐直身子，“我得回去了，你住哪？”
“我住红灯区，真是红灯区，仙霞路。用我送你吗？”
“我住学校。”她站起来穿大衣，“你看美国片吧？女的被送到楼下说，我上面有三种威士忌，可以试试。像我这种住宿舍的，只能说，我上面有三个姑娘，你可以试试。”
“刚十几个我都试过了，我不怕。”
“出了美罗城，我往东，你往西，我下次直接去找你玩吧。”
“我下次应该会好得多，也不一定，我恋爱很没出息的。”
刘妍母亲是长沙人，父亲在株洲，即使在生下她之后二人的感情也有着冷漠的敬重。也许是都不愿接受离婚的事实，在她十岁的时候，他们以工作的名义异地分居。谁也没有组建新的家庭，然而名义上的夫妻也极难见面。难以想象这种相敬如宾的关系持续十几年，刘妍从小学开始就成为他们俩的传话筒，平常在株洲上学，假期及每个月的第四个周末，则与母亲一同度过。
她读过四年的湘潭大学中文系，2005年湖南为了竞争023的区号，将长湘株划为一个大区，统一为0731。她读书的时候还是三个城市。大学那年她妈妈找些朋友把她安排到《潇湘晨报》实习。对社长而言，那只是名义上的帮忙，实习是可以无限期的。你也许做了三十年还是一个实习生，你也许来这儿第十天就由于一些变故转正了。
她妈妈的意思是要她熬下去，就像她的婚姻，没准二十年后哪个人老到不能自理了，他们又得住到一起。刘妍可不想这样，年底的酒会上她直接端起一杯红酒去对社长敬酒。她说她想要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而不是看谁需要帮忙就搬张椅子过去坐；她说她想有一台自己的电脑，半年来她都要用休假或出差的同事电脑发新闻；她说她要一个自己的版面，而不是做了入室抢劫再做周杰伦，做了超女选秀又要分析深沪两室。她接着鼓足勇气说，我不想每天晚上入睡前都盼着哪个同事发生撞人或被撞的消息，把位置留给我，这样我会变坏的。
这席话她大概做了几个星期的腹稿，她猜结果可能是好的，但若失去一切，她就回株洲，找一份合适的工作重来。社长把杯中酒饮尽，并没让她喝红酒。他告诉她下午要去中南二院做检查，不能有酒精。红酒在手中晃了两个圈，她笑了，那是入职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