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月赚三百，我把钱藏在一个废弃的信箱里，跟家里说头两月不给钱，三个月一起结。他们知道我手里有几百块还不够跑，也没追问。我此后一直想写关于信箱的故事，讲男孩在那里藏烟藏钱藏色情书，就像每个少年的秘密之花，有天突然收到一封信，给搬走那家人写的，再就是一些奇怪的信，他的生活就变了，他不再是少年了。后来没写成，你有责任，TATA，我担心没人看这个。
第二月领三百，够了。我找一办假证的，一口价五百，广州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剩一百你找人从广州发快件过来，加急。
快件是我爸收着的，他拿着通知书一脸疑惑。
“广州?”
广州是我能想到的离家最远的地方了，香港过不去。我那时不知道海南是我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然我会被南沙群岛学院珊瑚与珊瑚虫系录取。
“儿子有书读了。”我妈可高兴了。
“凭什么要你？”
“我给他们寄发表的杂志。”
“就一篇破稿子？”东北人把破发Pe的音，这在《勇往直前》的节目连蜡烛都吹不灭。
“读书比送报纸强多了，他爸。”
“就一篇破稿子？”Pe！Pe！Pe！
我又卷着学费去火车站了。那天长春下头场雪，少二十纬度的广州还将近四十度高温。父母送我，我妈说广州乱，全国犯事的都往那跑，叫我小心点，晚上别出门。我挺愧疚地说哦哦哦，好好好。她还说她早知道我抽烟，要少抽，别惹事，什么事吃亏了别争，有委屈跟家里打电话，那边冬天没暖气，多穿点，夏天太热，别中暑，乱七八糟的东西别吃，广东人只要能嚼碎的都往嘴里放，别尝，听老师话，不能再退学了，过年能回来就早点买票，回不来就跟我们打个电话，三十也打，我们会想你的，还有，他爸说两句呀。
“说啥呀！就一篇PE稿子？”
“我儿子有出息，你要用心，努力，能吃苦，妈就等着看你出人头地那一天。”我妈要哭了。“太远了，比美国还远。”
不晚点的话，火车在2003年秋末要跑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我两年没回家，拿到第一笔版税后，就叫他们别寄学费了，我回家看了看，没待几天，我妈就催我回去上课。每次回家我都想点发生在艺术学院的事讲给他们。接受任何采访我都恳求对方不要报导我退学的事。想家的时候我就后悔当时在录取书上写的时间太多了，预科本科加起来五年，太长了，我要到奥运结束才能毕业。
回来吧，TATA，该讲你的前辈了，虽然她比你小八岁，八八年的，究竟还是入门比你早，我二十岁认识她的，二十三岁不到认识你的。我们会在天亮以前被陌生的伴侣问一些问题——有多少个，有外国人吗，少数民族有吗，鄂伦春人有吗，平均年纪是多少？每过一年，她们都长一岁，我也是。我的前辈们都已经不惑了吧，TATA？
我不知道这本书有没有插画，四色还是黑白，写几十页了刚想到这个。要是画就先画点点，前面的人我都没写长相，我不喜欢小说里的相貌描写，我一直试图把文字与影像疏离开。
我没跟你讲过点点，即使我跟你在电视看到她的时候，也没提这姑娘我以前处过。我今年看电视老看见她，是不是她越来越红了。因为没什么大转变，求求插画作者不要画太像，像那么回事就行。
个子画高点，人瘦点。她十五岁的那年就一七八，估计这两年也不该再长了。但是当时我也没现在这么高，比她矮，导致我们约会主题就是满广州找内增高鞋垫。我第一次见她是坐着吃饭，挺直了腰才能平视她的嘴。结账埋单我迟迟不愿站起来出门。聊会儿，再聊会儿。
据说鲁迅也不高，留下的照片都是搬把椅子坐着拍，跟前辈似的。萧伯纳来中国他不好坐了，请爱尔兰人入座对方也不肯，拘谨不安地在那立着，他早年哪篇小说写需仰视才见之来着？英国人有风度，看着他头顶安慰他说刚从苏联过来，他们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我看你比他好看多了。
“你想说你比鲁迅好看？”点点听完问。
“我想说至少我比他高二十厘米。”
好听点说我只比点点矮一英寸，她穿上高跟鞋是另一回事。可是我们头几次的约会全都被这种事给毁了，她挺胸提臀，高傲而缓慢地走在北京路上，我像个管家在她身后保持十米的距离。每到一个店铺她停下脚步询问有内增高鞋垫吗，接着跟老板使个眼色指向我。我保持着笑容对老板远远地挥手。
第一个月我老有幻觉，我以为她是二十岁，我才十六岁。深仇大恨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雪耻。那夜我一件件解开她的衣服，右手从前面抚摩一遍，翻过来，滑过后背，再翻转，抚摩前身，再翻转。
“找什么呢？”
“麻烦问一下，”我坐起来皱着眉头，“你把乳房藏哪去了？”
相貌描写到此结束，我头一次花一千字只交待两点特征，问题是没写出画面镜头的词语——小巧的鼻子，清水般的双眸，金红的长发。因为多媒体的冲击，文字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一落千丈，我一些立志写作的朋友在偶尔看过一两部不错的电影后陆续崩溃了，痛定思痛居然决心写出一部不逊于电影的好小说。我始终都告诫自己小说离电影远点，再远点，远到不可改编，远到要电影学我们。有点追求好不好，想想作家比导演的优势，我们没有资金的困挠，我们用不着在调度演员上费力气，我们可以随意修改，而不会出现想补拍重拍都没钱的窘况，文字空间那么大，从不用被画面镜头限制，只有我们利用画面的份儿，怎么能只立志写一部接近电影的书呢？对，作家是比导演活得寒酸，更默默无闻，充满羞耻，但你要高举你的尊严，再酸再痛都不要放下。我们是错过了小说最繁荣的十九世纪，但在小说即死的二十一世纪选择这一行，却令你更值得敬重。我坚信正如人类不朽，文学将永在，即使我没能等到这一天，潦倒而亡，我也会因自己努力过而含笑以盼。作为作家，这是一个最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代。
再起一节说点点，从九岁开始讲，够早的。学校开运动会，观众也不能闲着，拿一个赤黄绿蓝白五个色儿的翻板，别坐乱了，记住下面的吹哨的老师，打１你翻白，打２翻蓝，打３还翻白，远远看去几千人拼着单调的图案和口号，努力拼搏，预祝成功什么的。挺傻的，而且不得闲。主席台一望，几千人集体献媚。我们小时候都违心干过，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子还搞不搞这个。点点也有翻板，坐那儿，周围人都不认识。把数字和颜色写手上，打什么看一眼，下午就挺不住了，那么多零食没吃呢，旁边一男生呆头呆脑的。她三年级，她觉得高年级男生都呆。女的还行，跑起来胸前还动。
“你帮我翻。”她说。
“我也得翻啊。”
“你不是有两只手吗？我一吃东西可就没手了。”
男生就跟同时端俩菜的服务员似的，烈日下面托两个板。老师每喊个数字点点就手伸过去给他看，不时还把虾条塞到他嘴里，塞得满满的，她就在旁边乐。
“有仇报仇，有恩报恩，这两袋撕开了的送你了。”大会圆满结束后她说。
“我不要，”男生同时抖着两只手臂，酸死了，“我要亲你一下。”
“我不要，你满嘴都是虾条。”其实她也没亲过，那怎报恩呢？”下次吧，你下次找到我就让你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