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人们对于经济学领域“市场”是否是完全理性产生了怀疑，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使得非理性主义成为时代的新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斯·韦伯逆潮流反思，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重新拣起了理性的旗帜，并首次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韦伯认为，人类的社会行动分为四种理想的类型，即：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的行动和传统的行动。只有前两种类型的行动，即目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行动才属于合理的社会行动。在韦伯的观念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人类意识的两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谐统一。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价值理性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工具理性”指任何纯粹的以个人利益为指导的行动，强调效率，只重视目的而不管目的是否正当，是否合乎理性。而“价值理性”则是建立在某些价值信条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立场为依归的。韦伯指出，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近代社会以来“理性”观所涉及的目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上的理性。这里，韦伯实质上把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划入了“工具理性”的范畴，不仅为传统理性主义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为科层制的理性构建打下了理论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韦伯为传统理性辩解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启蒙理性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神话，一种极权主义，在于它把理性降低为一种数学工具。对启蒙运动来说，一切不适合计算和使用的规则都是可疑的，一切现实都得服从于形式主义的逻辑，它最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是“如何做”，而不关心“应该做什么”。
尽管人们对传统的全面理性是否能够指导决策实践产生了怀疑，但就总体而言，还没有将决策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真正系统地研究其规律问题。西蒙把对理性的认识进一步扩展到了决策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上。在为《社会科学词典》（1964）撰写的词条中，他指出，广义而言，理性是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指定目标，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加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成分时，它才成其为有价值单独讨论的特定思想方法。无论知觉、想象、试错法这类活动有着怎样出色的成果，是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西蒙第一次把决策研究上升到了科学理论的高度，把心理因素、环境因素与决策过程结合起来，把影响决策理性的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区别开来，进一步论证了人类追求“效率最大化”和“选择最优化”的理性目标在现实中的难以操作性，明确地提出了决策的“满意原则”。应当强调指出，西蒙丝毫没有否认人类追求价值理性的意义，而是从理性在实现过程中的局限性角度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两个科学决策的基石。
2.非理性
提到“理性”，就必然涉及“非理性”的概念。从人类决策行为的发展历史来看，非理性行为的出现早于理性行为。原始社会虽然建立了氏族议事会议的民主决策体制，但总体来看，无论是部族战争还是农耕渔猎，占主导地位的决策方式仍然是占、卜、贞、卦。这种神权统治下的非理性决策方式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直至今天，很多非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代社会理性主义的泛滥以及决策领域过分强调理性对自我的约束功能，导致了人们对理性的“反叛”。以叔本华（Schopenhauer）为代表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极力贬低和否定理性在认识中的积极意义，认为只有靠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才能认识世界上的各种物质和现象，直觉不仅是认识的本质，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叔本华认为，认识世界不能靠科学的、理性的方法，而只能靠直觉的方法。在直觉认识中，现实的主体和客体都消失了，认识事物不需要用感性也不需要用理性，而是用“全部精神力量赋予直觉中，并让自己的整个意识充满着对于当下的自然客体的静观”。
尽管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又分为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等多种流派，但总体来看，对非理性的解释基本包括两层含义：（1）非理性是指在一瞬间就能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形式，包括直觉、灵感和顿悟形式，其思维行程和信息处理方式是非线性的，通常是遵循着发散性、跃迁性、耗散性思维行程和各种知识无规则的相互作用的信息处理方式进行的；（2）非理性是指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与显意识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其活动方式是不自觉的过程，不受人的目的和意识支配，也不受人的理性控制，表现为情感、意志和欲望等多个方面。非理性的这两个含义又是紧密相关的：直觉、灵感和顿悟的迸发，实质上是无意识地受到某种外界的刺激，在瞬间上升到显意识，从而导致了问题的迎刃而解。
非理性和理性作为人类历史上决策行为的重要构成，都具有积极的作用：非理性因素为人类的决策提供动力，而理性因素为人类的行为掌握方向。著名的“霍桑试验”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都将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作为研究课题，并提出了许多激励人的理论和方法，强调要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实行“参与式”管理，增强人的工作兴趣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早就注意到，从纯粹抽象意义上谈论理性和非理性都是毫无根据的，要真正理解理性与非理性的抽象对立与融合，就必须回归到人类社会实践的本身。理性是历史活动中的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改造自我的产物，但理性并不能够构成完整的能动力量。人类的社会实践应当是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在人类追求个性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理性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容和成分又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当中的。对于这种发展变化，马克思打了一个精妙的比方来描述：“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来解除的饥饿。”
3.有限理性
1947年，赫伯特·西蒙在《行政行为：行政机构决策过程研究》中提出，决策者都希望能够做出理性选择，但实践中往往由于信息搜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局限性，使决策者难以选择最佳方案。1958年西蒙与马奇合著了《组织》一书，进一步阐发了有限理性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有限理性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决策者无法掌握有关其决策状况的所有信息，也无法进行彻底的分析。一方面，由于人们搜集、处理信息的能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任何决策都不可能没有时间的压力。因此，决策者只能把与决策事实目标和价值目标关联程度较大的信息作为重要信息，把相对完整的重要信息视为完全信息。如果在决策时掌握了有关的重要信息，在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有可能接近于最优决策，然而，一旦某种重要因素的信息发生变化，而我们又没有及时考虑时，则会发生错误。因此，信息搜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二，即使能得到大量有关的信息，决策者充分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很有限。西蒙在《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中指出，同一时间内考虑多个问题的方式限制了人们注意力的广度以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速度。因此，人们的理性是有限度的理性，而不是全面的理性；是过程的理性，而不是结果的理性；人类的选择机制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全面理性的最优机制。有限理性思想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复杂的决策状况变成相对简单的、不太精确的状况，并且使得信息收集和方案抉择等过程都处于力所能及的范围。
第三，决策者往往带有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理性选择模式假定决策者有一个完全有序的偏好体系，从而进行选择。但实际上，面对选择问题，完美的偏好体系是不存在的。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人们在取得信息时是有选择的，常常偏爱那些熟悉的、容易掌控的信息，而不喜欢那些控制不了的信息。
第四，信息搜寻行为的有效性受到信息排列先后次序和选择方式的影响。西蒙将决策的过程描述为“情报（Intellegence）”、“设计（Design）”、“抉择（Selection）”和“评价（Implementation）”四个阶段，也就是对应的“发现问题”、“辨别备选方案”和“决定结果”。虽然决策者对不同目的有不同的搜寻战略，但这种搜寻既不是客观的，也无法做到穷尽。
第五，当面临一项复杂决策时，超负荷的信息往往会造成信息渠道的拥塞或信息处理的粘滞。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决策者将不得不求助于调节机制，这些机制包括：（1）搁置，暂时搁置决策或对信息不作处理；（2）排序，对最先映入眼帘的信息进行处理，而忽略后续信息；（3）一般化，对信息作出大而化之的反应；（4）多种渠道，同时通过两个以上平行的渠道来处理信息。在求助调节机制的过程中，决策者以往处理问题的经验、惯例、直觉往往发挥巨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决策者过去的成功和失败影响着他对后一个具体问题的态度，而这种决策是一种非理性的决策。
第六，不论是个体还是组织，心理层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决策过程和选择结果。通常而言，人们认为“组织”结构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因而组织决策会比个体决策更具有理性。然而，事实上，组织决策同样面临目标愿景、价值观念、利益冲突、认知偏差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西蒙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全面理性的假定，鲜明地提出了决策者既不是“经济人”又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理性人”，而是“经济人”与“心理人”结合的“管理人（Administration Man，也译作‘行政人’）”。“管理人”与“经济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管理人”会受到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力的制约，在决策过程中由于信息的残缺不全和思维判断分析的局限，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决策的结果只能达到“满意”而不是“最优”。这种社会科学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打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奉为主流的最优行为选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