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盗窃团伙结束的时候，是在那年的除夕；暗访盗猎团伙开始的时候，是在第二年的夏天，中间相隔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我做了很多不是暗访的稿件，为受到伤害的打工者维权，为草根微小的胜利而欢呼，给弱势者增添勇气和信心，把奸商伪善的面纱揭开……每当看到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能够重获尊严和荣誉，我就感到很快乐，很欣慰。我体验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这种职业的荣耀。
我一直觉得，那些受到伤害的人，那些贫困潦倒的人，那些孤苦无依的人，就如同我的兄弟一样。我也曾经像他们一样，身上揣着几毛钱在大街上奔走找工作；蹬着三轮车，见到每一个人都笑脸相迎；因为一篇稿件触怒了一个副科级别的干部，就被迫辞职；为了节省住宿费，夜晚露宿街头……我和他们一样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我和他们一样曾经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着爬起，一次次忍受着极端的饥饿和孤苦，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活到了今天。我深深地理解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们，那些尊严被践踏的人们；我深深地体会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无助。如果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饥寒交迫，看着他们孤苦无依，看着他们的心灵遭受蹂躏，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现在回想起那几个月的经历，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被追杀。我至今都不知道那次是谁向我下了毒手，是我以前暗访过的黑恶势力，还是被打击报复的不法奸商？做这种职业，我“得罪”的人太多了。
那天晚上，我下班后，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没有留意到身后会有人跟着我。我一向走路都很快，尤其是一个人赶夜路的时候。快要走到夜班车公交站点的时候，站台上突然走来了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站牌后又闪出了两个人。那时候站台上的人已经很少了。瘦子边向我的方向走来，边向旁边看着。他一直没有看我，我也一直没有留意他。就在擦身而过时，他突然伸出手臂。我下意识地一闪，侧过头，突然看到路灯光下，他手掌中亮光闪闪的利刃。接着，我就感到胸脯一阵疼痛。
我扭头就跑，他们在后面追赶。还没有跑出几步，我突然看到前面还有两个人，伸出手臂想拦截我。我斜刺里又奔向马路。南方都市的夜晚，马路上依然车流穿梭。我刚刚跑到马路中央，站在双黄线上，身后就响起了隆隆的引擎声，一辆又一辆车子从身后驶过，车身卷起的风吹着我的裤脚。我回头看到他们拦住了一辆出租车，飞快地逃走了。
等到车流稀疏的时候，我跑步穿过了马路，也急急忙忙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师傅加快速度，开往远处的医院。我担心他们会在附近的医院找到我。我的手伸进衣服里，摸到黏黏的血液。
后来，我在医院得到了包扎，还好，伤势不是很严重。至今，我的胸脯上还有半寸长的一道伤疤。
后来，我想，那道刺向我的利刃可能是手术刀，因为刀口并不深；如果是手术刀，那么，他们一定就是盗窃团伙。盗窃团伙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街面盗窃团伙和撬门扭锁团伙是近亲，互有往来。我想，可能是另一帮盗窃团伙在报复我，因为那几个人我都不认识。
那次刺伤事件过后，我上下班的时候，挎包里都装着一根九节鞭。九节鞭是我此前采访少林寺方丈时，在登封市的武术器械商店购买的。我也学会了一点九节鞭的三招两式。九节鞭抡起来，几个小毛贼是难以近身的。
此后，我感觉自己的心灵有了阴影，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走在大街上，我都要仔细观察周围的人，看看是否会有人对我构成威胁。一旦遇到有人快步走近我，或者跑向我，我就异常紧张。而每次回到家门口，我都要再三回头看是否有人跟踪，一直到身后没有人的时候，才会快速走上楼梯，走进家门。
这种神经质的心理，延续了很长时间。我感觉到自己活得好累好累。
有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暗访？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一手拿着红包，一手拿着通稿，把通稿捏把捏把，就见报了，就能拿到稿费了，这样的稿件皆大欢喜。而我暗访这些年，我得到了什么？我依然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里，依然为节省一元两元的公交车费而走很长的路，依然在菜市场购买那几种最便宜的蔬菜，依然为坐了一次出租车而心疼半天。当别人住在高档小区、开着私家车来上班的时候，我顶着烈日满头汗珠地走进了同一幢办公大楼，我的心里感到了极大的落差。
然而，暗访是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事情，总得有人来做；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迟刀也被人打了，打他的是学校的保安。迟刀不但被打了，而且还丢掉了工作。
我一直认为，迟刀是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他说过，现在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应试教育，而不是素质教育。学校围绕着高考中考的指挥棒，让学生变成了一架背诵的机器，而学生的能力和知识并没有提高。等到学生走上社会后，这些背诵的东西，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就会渐渐被遗忘。所以，他痛恨这种教育方式。
迟刀认为目前的教材编写也存在很多问题。编写者为了某一种目的，将艺术价值不高的说教式的文章强行塞给学生。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只会让学生心生反感和厌恶，让学生缺乏对美的判断、对艺术的尊崇、对学习的兴趣。 所以，迟刀在语文课上，向学生大量推荐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贺铸、辛弃疾，拜伦、雪莱、普希金，还有徐志摩和戴望舒，甚至他看到报刊上刚刚刊登的好文章，也会向学生介绍，在课堂上大声朗读。他还向学生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求学生每月最少阅读一本书。这些书，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外书。那时候的学校是禁止学生阅读的，原因是阅读课外书会耽误学习。
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的迟刀的学生们，每次考试成绩都很惨，他们班的语文考试成绩，每次都位于全年级最后。家长不明真相，以为迟刀不是一名称职的语文教师，要求更换老师；教师不明真相，以为迟刀不会教书育人，所带班级总是最差。其实，只有迟刀才知道，语文考试的题目，所考的全部是教材的内容，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迟刀所讲解的内容，早就超出了这些艺术性并不高的课文。
那一天，校长找迟刀谈话，准备解聘他。
迟刀与校长据理力争，痛斥目前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校长坚定地认为迟刀不会教书，滥竽充数；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后来，校长向迟刀报以老拳，迟刀还击。这样，校长叫来了保安。3名如狼似虎的保安，将迟刀打得头破血流。
迟刀所对抗的，不是一个无知的校长，也不是3名愚昧的保安。他所对抗的，是强大的应试教育体制。他像鸡蛋碰巨石一样，注定会被碰得粉身碎骨。他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注定就是失败的结局。
那些天里，我只能安慰迟刀，面对他的困境，我无能为力。
后来，迟刀离开了这座城市，继续开始自己的漂泊生活。现在，我不知道他漂到了哪里。
迟刀的生活陷入了低谷，而钟封的生活却蒸蒸日上。面对这两个朋友的生活际遇，我不知道该如何评说。
做投机生意的钟封赚到一笔钱后，赶紧逃离，没有再做赌玉生意。他说投机生意和股票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潮涨潮落。如果你不在涨潮的时候，逃离大海，爬上堤岸，那么，退潮的时候，你就会被协裹进大海中。曾经做过文物生意，又被骗得血本无归的钟封，对投机生意有过惨痛的教训。
那年夏天，钟封和别人投资，开了一家饭店，饭店不大，只有两层楼房；饭店也很偏僻，距离市中心足有几十里路。但是，钟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他们的饭店属于“特种经营”，城里的大款们为了吃顿饭，是不惜开车奔赴几十里的。
我是过了很长时间后，才听别人说起这家饭店“特种经营”的内容。原来，钟封他们卖的是野生动物。每天黄昏时分，这家饭店才会开门营业，饭店的门口，停满了奔驰宝马等各种高档车辆。这座城市的富翁们吃腻了鸡鸭鱼肉，开始吃一些只听过没见过的野生动物。据说，这座城市的土著居民有吃各种动物的传统，而且什么动物都敢吃。他们才不管这些动物是不是珍惜保护动物，不管这些动物在世界上还有多少。
据说，盗窃野生动物存在着一条地下利益链条。深山老林和荒漠戈壁有一些捕捉野生动物的人，这些动物通过贩子的手，再转手卖给这座城市的饭店，或者走私出境。盗窃动物的范围很广，上至空中飞翔的鹰隼，下至草丛中掩藏的毒蛇，只要是珍稀动物，都可以走私；而且越是珍稀，价格越高。
我曾听过当地人所说的两种动物的吃法，一种是老鼠，一种是蛇。老鼠是刚刚出生没有几天的乳鼠，从老鼠洞穴里抓出来，浸泡在蜂蜜中。还没有长出绒毛的老鼠被蜂蜜浸泡得身体滚圆，晶莹剔透；然后将老鼠捞出来，放在盘子里，食客拿着刀叉切割老鼠，想吃哪一块；就切割哪一块；刀叉下去，老鼠吱吱乱叫，食客在老鼠痛苦的叫声中，品尝美味。蛇是毒蛇，将毒液清除干净，食客拿着夹子，夹住毒蛇的头部，用刀子切割毒蛇拼命扭动的身体，切下来一段，放进滚沸的汤料里，然后捞出来品尝，而蛇还在一边痛苦地摇摆身体。据说，吃这样新鲜的蛇肉能够预防风湿。
还有更残忍的吃法，一种叫做驴打滚，一种叫做猴脑。驴打滚是将毛驴捆绑到食客的身边，食客想吃哪一块，厨师就将滚水浇在毛驴身上，拔净驴毛，在毛驴凄凉的叫声中，将那一块切割下来，放进火锅汤料里。然后，食客在欢声笑语中推杯换盏，而毛驴则在一边痛不欲生。猴脑则是将猴子牵到桌子旁边，桌子类似于古代的枷锁，中间可以一分为二，每一半各有一个半圆；将猴子放进桌子中间，桌子合拢，猴子的脖子就被固定在桌子中间，不能上也不能下。食客拿起榔头，敲开猴子的头盖骨，露出热气腾腾的脑浆。食客拿起汤匙，舀起脑浆品尝，而这时候，猴子还没有死亡，还在惨烈地嘶叫。
我亲眼看到过一种鸡的吃法，厨师将鸡放在铁锅里，铁锅里还放了一个钵子，钵子里盛着调料水。铁锅下塞着木柴，慢慢加热，鸡口渴难耐，就会不断地喝调料水，一个小时后，铁锅里没有了动静，厨师揭开锅盖，异香扑鼻。看着食客们吃着刚才还在嘎嘎叫的鸡，喜笑颜开，我走到了一边。
我不知道这些残忍的吃法是谁发明的，但是品尝这种吃法的食客，一定要具有残忍的心态，才能够下咽所谓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