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美国计量经济学家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不客气地指出，由于“资不抵债”“美国经济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他说：“联邦政府已经破产了，假如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诸如通用电气之类的公司，那么美国总统和财政部的官员就应该被关进监狱了。”
特里芬的“诅咒”：美元必死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国支持欧洲、日本等西方世界战后经济复兴成效卓著，至今为经济学界津津乐道。但是这种体系，且不论其霸权性质的不合理性，本质上隐含着先天性致命的不可持续的内在缺陷。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11—1993年）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无疑存在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总有一天会崩溃。这个观点被称为“特里芬悖论”或“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其要点如下：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是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若美国实现了收支平衡，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但若维持收支不平衡，将令美元不断贬值，降低其他国家对美元的信心。这种固有的不稳定性，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
实践已经证明“特里芬悖论”推断的正确性。
特里芬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和凯恩斯一样反对金本位制，也曾支持凯恩斯建立世界货币Bancor的主张。他在质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行性时，明确主张黄金非货币化，并建议采用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手段，逐步替换黄金和美元储备。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转良好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里芬独具慧眼，有所创见、洞察要害，可谓难能可贵。
“特里芬悖论”虽然针对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发，但这个理论表明，凡由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主要国际储备手段的货币体系，不论是一国的，多国的，或是加权平均的多国货币，也不论这种货币能否兑换黄金，必然会陷入同样的困境，终将走向崩溃。因此，“特里芬悖论”揭示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于分析研究当今和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牙买加金斯敦会议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从此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国际储备货币多样化、自由化，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牙买加体系”实际上没有，却没有一个足以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因此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从总体上说，“无体系的体系”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这三十多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许多新兴经济体得以蓬勃兴起。
然而，只要一国取得了相对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货币霸权地位，在国家利益和信息不对称的驱使下，不仅受制于“特里芬悖论”，而且随时都会发生道德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以信息革命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和金融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新的矛盾，即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New Triffin Dilemma）。
最早提出“新特里芬悖论”的是国际清算银行（BIS）亚太办事处副主任马克考利（Robert Neil McCauley），他在该行2003年第一季度的经济评论中，从美国与东亚国家资本流动关系出发，考察了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可持续条件下，美国国际金融中介地位与其吸收国际投资头寸状况恶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美国通过相对安全的负债来吸引东亚资本，弥补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东亚成了美国实际意义上的“准银行”。但是这种“准银行”的货币（美元）供给有赖于美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所以当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不可持续时，“准银行”的“货币供应”就会收缩，这又反过来影响美国的金融市场，对美国的国际金融中介地位造成威胁。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又不断以全球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表现出来。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为求缓解“新特里芬悖论”，首先要求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国，必须主动承担起国际收支调节的主要责任，加强金融监管，采取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积极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可是事实上，情况总是反其道而行之。
必须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背后，存在一个唯美国独具的支撑条件，这就是美元的世界“铸币”特权地位。欧元、日元、英镑虽然可以自由兑换，但是它们的国际支付能力远不及美元，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同时通过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的双逆差向全世界疯狂透支，纵容贪婪横行、祸延全球，维持不断攀升的庞大赤字经济于不堕。
更有甚者，在不受约束的“无体系的体系”中，世界各国无法对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进行制约，国际货币市场成为一个“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于是华尔街贪婪的投机家们，能够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掀起一场史无前例、席卷全球的海啸般金融危机。
“量化宽松”乐此不疲
在诸多“以邻为壑”的对策中，“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最有典型意义。
2010年11月1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亚洲国际地产投资交易会上发表讲话说，美联储新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这种政策或许会刺激美国经济实现增长，但是别的国家却可能因此付出代价。他说，“量化宽松”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货币贬值，将加快美元贬值。
“量化宽松”是一种货币政策。“量化”指的是扩大一定数量的货币发行，“宽松”就是减少金融体系获得资金的困难，可视为“无中生有”创造出指定金额的货币。简言之就是增发钞票的委婉语，等于“坐在直升机上撒钱”。其操作途径为中央银行大量印钞，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或企业债券、借钱给接受存款机构、从银行购买资产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旨在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以舒缓市场的资金压力。
“量化宽松”实质上是在脱离实体经济需求的情况下，开动印钞机向市场输入流动性的激进货币政策。当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财政扩张空间又极为有限，例如以降息来增加货币流动性无效，通常在利率接近为零的时候，央行便可能诉诸下策“量化宽松”。
斯蒂格利茨指出，“量化宽松”造成美元贬值，实际上是在从其他经济体窃取增长。他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警觉，它们担心此举可能会造成大量“热钱”涌入，催生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让规模更小的发展中经济体无力招架。
美国一再实行“量化宽松”，表面上是为了缓解信贷紧张的状况，增加经济扩张的动力，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的“内部政策”，但因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种向全球注水的“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过量的美元将导致流动性泛滥，带动新一轮资源价格上涨，引发全球通胀和资产泡沫，热钱冲击全球市场，汇率波动加剧，冲击他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剧全球范围的“货币战”和“贸易战”，搞乱国际金融秩序，打击全球经济复苏，特别容易导致外向型新型经济体经济进一步恶化、外汇储备资产大幅贬值等问题的产生。
“量化宽松”就是增发钞票的委婉语
在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货币政策。美元的流动性增加或美元过度发行，一定会导致以美元计价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随着美元而全面上涨。QE3一宣布，立即导致国际市场石油、黄金等各种大宗商品的价格全面上涨，各国股市也大幅上扬。不仅给其他国家带来输入型通货膨胀，而且可能带来股市与楼市泡沫的风险。美元贬值还会迫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使得中国的贸易条件更加恶化，进出口贸易疲弱，而且也会影响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计划不可避免地带动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经济体为了应对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趋势，避免危及本国出口行业，防止恶化本国经济，往往被动仿效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而在全球范围加剧了通胀压力。
近来为解救经济而大量印钞的还有欧盟。欧洲中央银行2012年9月6日宣布，欧洲中央银行将无上限地购买欧盟成员发行的国债，以拯救陷入危机的欧元。欧盟成员国只要接受欧盟央行的条件，如果在偿还国家主权债务上面临困难，都会得到救助。有债务困境危急的国家于是得救，然而严重的后遗症当必随之而来。
“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沉湎于这种本末倒置、“饮鸩止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就有自堕“流动性陷阱”，陷于经济滞涨灾难，并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越来越大的系统性风险。
“金本位制”难复辟，“信用”能当大任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本轮金融危机后，对于目前美元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质疑空前升温。当今全球约三分之二的资产是以美元来计价的，而美国现在采取的种种救市政策措施不可避免导致美元贬值。一些有名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专家将资金从政府债券中抽离，转投到黄金市场，以为“未来的严重通胀将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债券崩溃，符合逻辑的结论是我们最终回到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度”。
正是基于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以及围绕国际货币问题的各种阴谋论的抬头，使得金本位制再度受到关注。有些学者提出世界货币格局应返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以求形成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支持者认为复归金本位制有一系列的优越性。一是金本位货币自身具有“刚性”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不仅容易贬值，而且可能导致虚拟金融财富无节制膨胀；二是发达国家难以通过发行纸币来进行国际剥削，因此比较公正；三是各国货币不再有汇率的困扰，不存在汇率操纵和套汇牟利的可能，国际投资和贸易体系将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其实，历史和现实显示，回归金本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真要实行，可能成为一场荒诞的闹剧，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金本位之所以行不通，首先在于黄金市场太小了，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其前景不能满足全球化世界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作为货币储备的基础，不可能从一种有限的市场商品重返“一般等价物”。
黄金价格受双重属性交互作用支配。当商品属性占据主导地位时，黄金价格与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是一样的。当货币属性占主导时，黄金价格与一般商品及国际储备货币汇率会发生背离。比如1989—1998年，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相对稳定，黄金的商品属性占主导，与美元的关系松散。1996年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大规模抛售黄金，国际市场的金价从418美元/盎司的高位一路下泻，2001年下探251美元/盎司，甚至低于当时的生产成本。由此可见，所谓黄金保值之说，其实站不住脚。
由于存在商品属性和货币属性的双重特性，黄金价格本身波动不定，尤具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那么，是否可以人为地巨幅提升和确定黄金的价格（比如每盎司金价高至一万美元以上）以支持金本位复辟呢？
问题是黄金价格谁来定？政府控制黄金价格和自由经济是不相调和的，大宗商品也不会随着人为的黄金价格而浮动，其背离市场的程度和负面后果绝不亚于强行控制任何其他主要物资的价格。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之时，规定35美元一盎司黄金，为了使这一要求有效，在美国国内拥有黄金曾被定为非法，但是一旦市场不再承认这个价格，而且偏离甚远时，整个体系就支撑不住，轰然倒塌了。
总之，金本位制将令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即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者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
金本位之所以行不通，第二个主要原因是资源分配很不均匀。
19世纪以来，世界黄金存量大部分为少数强国所掌握，目前依然是少数发达国家的囊中物。现在美、欧、日储备黄金仍占70%左右，如果计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等机构的持有量，则要接近80%。“世界其他地区”一共占有不过15%左右。就储量而言，南非几乎占了全球可采储量的一半，其余主要分布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许多国家，特别是缺少黄金储备的新兴经济体难以获得平等的货币流通基础，实际上进一步剥夺了国际上弱势群体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