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人民币汇率的走势，鉴于中国经济转型刚刚开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并因多年来通货膨胀影响，人民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已经大大缩小了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差距，所以人民币正在失去继续大幅升值的内在动力。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转型，增速下降，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外贸顺差下降，外商投资放缓甚至撤离，国际资本流出趋势增大，人民币也失去了继续大幅升值的外在动力。
2012年9月6日，美国《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上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幅度超过了30%，目前人民币汇率似乎已接近合理的市场水平。该报道援引华盛顿智库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克莱因的话，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升值有利于中国减少和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他还认为，由于中国采取了政策，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正在逐步修复。此外，报告还援引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埃琳·恩尼斯的话说，美国政客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能增加美国就业的想法是个错误。那些把美国就业岗位流失归咎于中国的人忽视了全球产业链和现代制造技术这些基本现实。
种种迹象表明，人民币兑美元单边大幅升值的预期已经打破，并且一度出现了贬值压力。专家们人言言殊。有人担心，如果美联储开始减少或停止执行量化宽松计划，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转而走强，人民币汇率或将进入中长期贬值，中国若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人民币崩溃式下跌的危险。也有人以为，人民币短期和小幅度的贬值并没有改变长期升值的趋势，相信人民币在短期内极有可能重新回到原有的上升通道，但在美国强势美元政策预期的影响下，升值的速度会比原来相对缓慢，升值的幅度会比原来相对收缩。这等于说，所谓专家见解，其实莫衷一是。
比较中肯的观点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没有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已经逐渐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接近均衡的时期，但是会有比较宽幅的双向波动。
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竞争力的提升，以及金融开放和改革的推进，一旦世界经济复苏形势明朗化，人民币应能走上长期渐进的升值通道。
从近期看，基于目前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国内部分传统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仅为3％至5％，汇率走强对行业的冲击巨大。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同时，出口贸易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13年9月份中国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0.3%），并对就业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本币短期内升值破6，恐怕还是难以承受之重，因此也要顶得住各方面快速升值的压力。
2012年9月15日起，美国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QE3），“开闸放水”增加资金流动性之际，美元再度看贬。10月下旬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一反贬势，汇率连日“涨停”，不仅收复年来失地，而且逼近6.2大关。
2013年9月、10月份由于中国经济数据向好，而且市场相信美国将会延续QE政策，加之美国国债上限面临触顶危机，美元指数下挫，人民币面临较大升值压力。10月17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收盘首次升破6.1元关口。
值此人民币重现升势之际，热钱流入虽有增加，更多体现的是市场对中美经济预期的反复交互作用。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连续快速升值趋势的支持力十分有限。如果美国启动退出量化宽松的进程，拉升美元指数，将有助于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在2013年10月18日开幕的广州雅居乐富春山居特约“中国新经济力量论坛”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时对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问题，也认为不应该让人民币再大幅度地升值，“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是有好处的，目前人民币升值幅度基本到位，控制在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是不错选择”。
2013年4月12日，美国财政部发表每半年一次向国会提交的最新一期《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认为中国自从2010年6月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从2010年6月至2013年4月初，按名义汇率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10％。如果计入通胀因素，从2010年6月至2013年2月，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约为16.2％。此外，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10.1％降到了2012年的2.3％。中国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并承诺迈向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由此，美国财政部认定中国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这是******政府第二任期首度、也是其两个任期内第九度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不过，报告也指出，现有证据表明，人民币仍然被明显低估，人民币对美元仍有进一步升值的必要。美方会继续密切关注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美国没有停止过施压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渐趋低调，开始转向关注人民币国际化。
许多专家跌破眼镜的是，美国官方公开表态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货币谋局，启动国际化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早已启动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
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1.总体经济规模越大越为有利。中国经济规模全球排名第二，超过了日本，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改革初期占全球1.8%，达到2012年占9.3%。出口总量中国是全球第一。
2.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过高的国家难以实现货币国际化。如果货币购买力不断被通货膨胀削弱，这种货币的国际需求难以维持。所以通货膨胀一定要温和。中国通货膨胀过去10年平均1.56%，低于美国、欧元区和英国，近年在货币投放量扩大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但属可控状态。
3.汇率稳定性。人民币有效汇率标准差在过去10年是0.14，低于许多储备货币，说明人民币汇率也是相当稳定的。
4.国家的金融市场的规模。中国的股市这几年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超过了英国。按目前的增速，即将超过更多的国家。
5.实现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是其必要条件。一个不能经由市场体现其价格的货币，无法真正自由流通，当然谈不上什么投资职能，遑论被国际社会接受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了。
人民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目前面临的主要技术性瓶颈，就是有待实现完全可兑换以及相应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此外，还不能给投资者提供足够信得过的金融产品。
按照国际收支惯例，通常将一国货币可兑换的程度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完全可兑换。
人民币国际化早已启动。1996年中国宣布人民币在经常项目支付上实行可兑换。由于出现亚洲和美国金融危机等多种原因，放慢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步伐。迄今为止，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这是不能跻身国际储备货币之列的最大技术性因素，也是西方明里暗里阻止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主要理由，但是这种情况正在起变化。
当然，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弃管制。特别是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受到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失衡时，应当采取必要的临时性管制措施。本轮金融危机后，绝大多数国家对此已有共识。
2012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布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已明确将“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列为“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化的自然趋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高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为世界第一。许多比中国经济弱小国家的货币，早就国际化了，中国没有裹足不前的理由。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转型，表现在：提高金融的市场化水平，实现国际间资金流动的调节功能，缓解目前行政主导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现象；贸易成本降低，本国居民获得更多“走出去”投资海外的机会，推动经济转向内需与外贸并重的模式，并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逐渐提升金融服务业占比，得以放宽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鼓励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使之逐步成为融资的主渠道之一。
货币竞争，可说是当今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获得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全球的********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往往是对本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的过程。
特里芬的经典悖论已为实践证明，当某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后，该国最终将背负庞大来往账赤字，令其货币信誉大大削弱，同时也将导致国际收支账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在此情况下，当事国往往必须在自我牺牲和损人利己这两个极端中做出艰难的选择。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曾提醒，人民币的国际化乃至成为储备货币，不但并非荣耀和特权，相反更是一种“诅咒”。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Marc Uzan）在回答《经济参考报》记者提问时也对此警示：“应区分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之间的区别，人民币是否应成为一种储备货币投入信托网还需谨慎，这是一种权力，但也是一种压力和负担，美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货币政策独立性”
今日中国已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已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10%、全球贸易总额的9%，贡献了全球约1/4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这两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在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交易量正在快速追赶亚洲影响力最大的货币——日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至本轮金融海啸的反复考验中，中国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在国际货币体系维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目前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虽已接受IMF第八条款（实现经常账户下货币自由兑换，不施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种货币汇率），至今尚无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时间表，而且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仍受到传统的严格管制，致使人民币尚难迅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人民币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货币有两个必经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在这个阶段，自由兑换尚非必要条件。
第二阶段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性储备货币之一，除了应能自由兑换外，必要条件包括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而且结构必须均衡。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三角”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据此画出了一个三角形，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或“三元悖论”，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上述三个政策目标中，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这个“三中择二”的政策选择原理，有人称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
开放经济的“三中择二”
中国现在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
发展中国家对于“汇率不稳定”和“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该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赞赏中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1997年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也避免了直接的强烈冲击，这都得益于中国式的“三中择二”。但长期“钉住美元”或“钉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政策的成本却日益彰显。
由于人民币长期钉住美元，在过去多年里，人民币跟随美元对世界各国货币贬值，造成了中国制造产品特别便宜的现象。因此，更多的国家愿意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更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更多抱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流入中国购买房地产和股票，而且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由于对冲手段的有限性，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导致中国实际上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