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由于古时的锡和铅比铜的价值要低，因此汉唐以来，政府在财政困难时，往往在制造铜币的过程中掺入锡和铅等金属，制得的铜币发白，故称白钱。北宋时由于铜的货源不足，在四川等地还流行过铁币。明朝中后期，大约从嘉靖年起，铜钱逐渐改成了黄铜铸币，结束了青铜铸币的历史。
清末引进制币机械后，光绪二十六年起机制铜圆，分“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大类，形状均按西式为圆币，流通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币制至此寿终正寝。
民国初期，铜币仍为通用货币。北伐战争胜利后，政府的货币政策逐渐转为纸币为主，铜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30年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元的流通，但各地造币厂依然我行我素，发行了众多种类的铜元，只是流通量比以前大为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禁止一切地方铸造铜元。
人们在溪流中打鱼时发现了黄金。黄金大约是最早进入人类生活的贵金属。在金银这两大贵金属中，白银冶炼难度较大，进入流通领域较晚。
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造就了金银货币不同凡响的装饰效果，形成了独特的珍贵价值。它们还有比重大（相对体积小）、容易分割、质地均匀、延展性强、不会腐烂、久藏不变，可以反复熔炼等特点，符合充当原始一般等价物的品质要求。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成了最早的公认的世界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楚国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黄金货币的地域。充裕的黄金资源、富庶的国家财力、发达的商贸活动，使得楚国首先将黄金制成货币，用于王室收支和商业贸易。
当时的金币有“金贝”和“爰金”两大类，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固定形态的黄金货币，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金贝”是黄金制作的人工贝。爰金也叫印子金、版金、金版或饼金，形状有版、饼等，用印戳打上文字，使用时需切割成小块称量。目前发现有郢爰、陈爰、尃爰、镉爰等不同铭文。前者是地名，例如“郢”是楚国的都城，在现今的湖北江陵。后者“爰”可能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或货币单位，说法不一。
从《史记》上看，两汉是一个使用黄金的活跃时期，汉高祖赐叔孙通“金五百斤”，文帝赏赐周勃“二千金”，赏赐陈平“二千金”，陈平用“五百斤金”为周勃祝寿，宣帝赏赐霍光先后共“七千金”。汉军征讨匈奴告捷，赏赐有功将士二十余万斤，汉武帝赐黄金十万斤给方士去寻不死之药。有人对《汉书》中皇帝赏赐臣下黄金的记载做过统计，总数竟八九十万斤。但后人研究以为，此金未必是真的黄金，也可能是等量的铜币。
近年从几十个地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黄金。汉代黄金的主要形式是金饼和所谓的“马蹄金”“麟趾金”。“马蹄金”“麟趾金”的单位重量一般为一斤。
由于黄金资源有限，价值过高，自汉代以后，白银货币逐渐普及，黄金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一种玩赏、妆饰、保值的物品。
不少钱币除了用铜大量制作外，也有以金制币的，包括半两、五铢等历代钱币，但多为宫廷赏赐的珍品，基本上不进入流通市场。
中国产银甚少，而且银矿常与铜、铅等化合，冶炼分解技术难度较大。白银在中国货币领域较晚露头角。战国时期，中原地带出现过银贝，也发现过银币，但使用很有限。其后历朝用银多为出口商品换得，以出口顺差之大，乃至中国成为非产银的银货币国家。唐朝以后，白银货币逐渐得到广泛流通。两宋币制，大宗交易用银，同时使用铜钱和纸钞。今天遗存的宋、元银铤不在少数。
明代中期以前，白银还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流通愈益广泛，成为和铜钱一样普及的金属货币。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府规定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还制定了白银同铜钱的比价，白银因此具有价值尺度，取得了法定通货的地位，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明朝后期，不仅大宗交易用银，连小买卖都使用白银，这在明朝的野史杂记、戏曲小说里有生动翔实的记载。
清朝承袭明朝的币制，仍用白银和铜钱，也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是一种主要货币。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稳定在每两白银相当于1000文铜钱上下。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以来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时，已货币化，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明朝实行的是银两制，即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进入货币本位制度阶段。
长期以来，官方银库里存放的是统一成色与重量的白银铸件，如元宝、银锭。在流通领域，普遍使用的并非白银铸币，大宗交易用银锭，一般情况下以零碎的银块为主，进行贸易须经称重计量、核定成色等手续。实践中大块银锭须经切碎，以利流通，而过小的碎银则要重新铸成银锭，便于运送和保管。
中国古代不流行白银铸币的原因有很多，主因可能是：中国白银资源有限，除江西、贵州、湖南等百余处有产量不高的银矿外，只有云南蕴藏量较丰，占据国内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唐朝采银高峰期，年产仅十万余两，至明朝也不过每年数百万两。由于产银不足，长期币制以铜为主。白银主要依靠进口，来源不稳定，官方不能保障银币供应，因而银铜兑价常变。特别是政治不稳，战乱频仍之际，一旦银价上涨，银币便被民间窖藏或改铸，导致市场流通额不足以支持银本位货币系统。所以历来只见小量铸造银币，多用于颁饷等场合，如“赏功通宝”，实际流通意义不大。
时至清代，所谓银两制，仍然处于相当原始和混乱的状态，由于全国各地衡制不统一，“两”的种类很多。大体而言，可分为官平和市平两大类。官平是由政府规定的用以衡量银两重量的标准，主要包括库平、市平、漕平及关平等。库平是康熙年间制定的政府征收租税、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一两等于37.301克。所谓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指中国民间授受银两所通用的衡量标准。市平因地而异，如北京、天津的公码平，汉口、贵阳的估平，广东的司马平等，当时各地的通用市平有170余种。漕平是清代将漕粮改征白银时所采用的银两衡量标准。后来渐为民间采用，各地标准亦有不同，一般常冠以地名，如苏漕平、申漕平等。例如申漕平即上海漕平，其一两约合36.65克。又有关平是海关收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系因中外通商之需，1858年经《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一两等于37.7994克。
当时作为货币的白银，还有一个成色即含银纯度不一的问题。因此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准即“纹银”，其成色为935.374‰；民间缴纳钱粮，须由银匠将散银熔铸成足银入数。清代民间使用的白银，各地所铸的宝银成色自很低直至十足或超标的都有，为此在前面冠以地名，如苏宝银、武昌宝银，以资区别。如果成色高于纹银，可按“升水”幅度冠名，如足宝、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升水是指比价上的提高。例如“二四宝”银，意为五十两重的宝银，在流通时要升值二两四钱，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的纹银。
银元宝和银锭
外国银币的输入，对中国货币体系形成了决定性的冲击，并最终推动中国实现了向银本位制的转变。
明清从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
南美洲拥有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均开采出数量惊人的白银。16世纪中期（明嘉靖二三十年间）至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世界银年产量保持在900万～1700万盎司之间。南美洲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80%。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17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20%。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国物产丰富，却视白银为奇货。于是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中国大量输出丝绸、陶瓷、棉布、茶叶、中药等特产，而日本、美洲等地采铸的银币因贸易顺差而源源内流。据估计明朝中后期，全球达三分之一以上的白银陆续流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