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将倾，金融难挽危局——洋务运动货币旧事
打疼了才知道自己弱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西大碰撞的历史帷幕。面对列强入侵，积弱不振的大清帝国每战必败，割地赔款，奇耻大辱接踵而至。
清政府主流派顽固依然，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但在强敌环伺的无情现实面前，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严峻形势下，不得不勉为其难，容许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引进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技术工艺，发展新型工业，以图增强国力，挽救“天下危局”，维系皇权于不堕。
1861年1月，清廷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仿制西式武器，在全国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标志着一场“洋务运动”的开始。这较之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先行一步，早了七八个年头。
至于这场变革中货币金融的重要意义，茫昧颟顸的顽固官僚们固然昏蒙莫名，就是洋务派先进人士，起先也乏人关注。
正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质疑科技领域那样，中国货币金融早期拔了许多头筹，近代史上的发展状况则每况愈下。到清朝中后期，不但抱残守缺，滞留在银两实物和天圆地方铜钱混用的祖传通货旧制不见长进，且因外国势力侵入，更加恶化了中国的金融环境，致使“圜法紊乱、匪夷朝夕”，乃至外国人士对中国货币状况进行考察后，认为“币制之坏，至中国而极”。
19世纪末，清廷为洋债负重累累，据统计可以确认的外债有208笔，总额约13亿余两。而政府年度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当时以英国银行为主的约10家外国银行，利用给清政府放贷攫取各项政治特权，形成了一个主宰中国金融的网络。它们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汇兑，发行货币，操纵汇价，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并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惊之余，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国势之羸弱，与明治维新大见成效的日本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迫切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催生了短命的百日维新，以及时不我予的立宪运动。
甲午战争后，通过各派人士的反思和检讨，洋务运动与维新、立宪运动呼应唱和，取法西方以发展新型工业的努力，得到了更大共识，呈现了一种深化发展的趋势。极端保守的“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中央政策不断放宽尺度，以至开放民办大型股份制企业。这场运动虽然问题丛生，一波三折，还是一直伴随着命运多舛的晚清迤逦而行，直到皇朝末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金融业，那时节从无到有，脱颖而出。
“办不动”和“来不及”
洋务运动前期主导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奕、左宗棠和张之洞等高官显爵，但是晚起的盛宣怀，作为中后期核心人物，却是一颗最富戏剧性的熠熠巨星，“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后人誉为“中国商父”、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字杏荪、幼勖，号愚斋等。出身书香门第，考上秀才后，乡试三次不中，从此绝意科举，致力于“有用之学”，对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1870年被李鸿章揽入幕府，迅即崭露头角，第二年升任知府，最后位至太子少保邮传部大臣。
快速汲取西方先进经验并运用到中国，是盛宣怀最为倚重、最为擅长的事情。盛氏一生开创了一系列中国第一，诸如：第一家民用近代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内河火轮企业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座近代大型纺织企业华盛纺织厂，第一个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卢沟桥至汉口）铁路，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后来的天津大学），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后来的交通大学），第一个全国勘探总公司，第一个私人图书馆，第一家大型民间慈善机构广仁善堂，第一个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家保险企业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以及第一家近代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因此实至名归，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人”。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不同于早期洋务派衮衮诸公，他深刻理解货币金融对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主动学习和探索金融经济，是最早热心并力行中国货币金融建设事业的先行者。有人评论，盛宣怀不仅是开眼看世界，更是主动去追赶世界的人。
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光绪帝召见盛宣怀，谈修筑铁路、练兵、理财、育才等事。皇帝倾听动容，说“诸臣皆不知之，患在因循耳”。次日，即命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补授太常卿，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可以直接上疏皇帝议论国事，这不仅是一项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决策影响力。
是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五日），盛宣怀提出第一道正式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附片《请设银行片》，纵论练兵、理财、育才三大要务。
其中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银行。
他对中国自办银行的意义有清晰的认识：首先，自办银行具有融资功能，以支持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注入大笔资金的需要，使现代金融为发展国家经济发挥积极作用，所以，“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其二，避免被外资银行所绑架。他说：“银行尤为诸务枢纽。开关互市，岂有聚吾国商民之财付诸英、德、法各银行之手，而自己毫不为之料理，尚自诩足国足民，有是理乎！”“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国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外人银行专我大利。”“仿借国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再者，筹集民间资本创办银行，可在政府举借公债之外，提供新的民间投资渠道，契合古人藏富于民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欲富民必自银行始”。
1896年12月7日，清帝批准“招商集股，合力兴办”银行。1897年2月20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盛宣怀主持拟就中国通商银行章程22条稿。5月27日（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外滩6号正式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注册资本350万两白银，其中100万两从户部借款，其余由各路华人投资，包括盛氏控制的新兴工业，如轮船招商局之类企业认购。这是一家模仿西方银行结构组建，官督商办，华人自主经营的新型金融机构，标志着中国现代金融业从此发轫。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后，不到一年，就开设了一批分行，方便了工商，达到了官商两利，产生了可观效益。据1899年的统计，银行每半年结一次账，除一切开销外，还可发给股东红利40万两，上缴户部税利10万两。
当然，为了通商银行的开张，盛宣怀必须贿赂大太监李莲英，积极利用自己和帝师翁同龢的老乡关系。开办之后更非一帆风顺。干预和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列强外商势力，例如英国人赫德主持的海关总税务司，阻挠通商银行获得海关税收的存汇权，并与汇丰银行联合反对中国通商银行发行国债，最后由赫德一手促成“英德续借款”取而代之。至此，盛宣怀试图从外债入手开拓银行业务的计划宣告失败。二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实力，嫉恨者有之，争利权者亦有之。特别是袁世凯继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实力，就先后从盛宣怀手中将招商局和电报局夺走，并限制、排挤通商银行。但是更多变故还在后头呢。
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间），发生了戊戌变法。维新派遭受血腥镇压，光绪帝从此软禁瀛台，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帝国上空阴云密布。
1899年10月6日（九月初二日），盛宣怀在慈禧召见的75分钟里，对于当时开展工作的困难，直言反映了臣下的活思想：“各大臣受恩深重，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见识各有不同。大概心中总有六个字毛病。”慈禧问：“哪六个字毛病？”奏对：“总说是：办不动，来不及。”慈禧反诘：“这句话只可上头说，他们如何可存此见解？”盛宣怀答得好：“臣想‘办不动’，亦要办，‘来不及’，只好赶紧办。”此话就同当年孔夫子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相仿佛了。
1900年义和团排外运动勃兴。6月21日，清政府发布诏书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指责西方列强“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自信“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劫后余生的中国，背负起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巨额赔款，重压之下又将如何艰难举步？
八国联军期间，盛宣怀等倡“东南互保”之议。后来慈禧与光绪帝召见，说“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因此着赏加太子太保衔。
战后清廷更加器重盛宣怀。慈禧也不得不承认：“今日看来，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晚清后期，洋务运动的重大事件可说几乎集中体现在了盛宣怀一人身上。
此时大清国运已“大厦将倾”。积劳成疾、深感孤独的盛氏，唯在排挤挫折纷至沓来、起伏跌宕险象环生、益发错综复杂的艰难局面中，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邮传部大臣盛宣怀
盛宣怀独特的奋斗生涯中，拥有自己可以信赖的得力团队。
1908年8月25日（七月二十九日），盛宣怀时任邮传部右侍郎，请假两月赴日本考察制铁和银行所以资借鉴，并就医治病（久患痰喘）。
盛宣怀《东游日记》载，1908年9月2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七日）下午三时半，盛氏一行登美轮“高丽号”赴日，同行者除了夫人和女儿、女婿等至亲，有团队成员庞仲雅和洋员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美籍顾问）两人，都是与盛氏贯彻始终的得力幕僚。
庞仲雅乃吾先大祖父，名兴诗，字仲雅，号且庵，官名钟璘（1866—1943年）（家父系小祖父兴让公亲生，因大祖父未生男嗣而兄弟两房兼祧）。
盛宣怀《东游日记》记述：9月14日（八月十九日），午餐与庞仲雅等谈及日本币制。近悉日本纯用纸币（满一元即用纸币），银角为辅助币，其纸币归日银行本一家统出，该行亦为商股开设，不过国家纳有股份，而行中总裁须由国家特派，每星期刊表一纸，将行中存现若干，出币若干，何项不足，以何项作抵，条分缕析，颁示于众，俾通国皆知，盖一则昭大信，一则立宪之国，国家财政议院有监察之任，固须与众共之也。
盛氏筹建中国通商银行之际，大祖父年未弱冠，此时已逾不惑，不仅参与货币金融深化改革事宜，而且全面襄助洋务新政。
在清朝最后20余年间，大祖父仲雅公曾经办京城各处电报案、跸路电线全工告竣案、开浚山东小清河工案、顺直江浙皖鄂鲁湖豫川陕等省义赈案等。历充天津海关、税局，商约大臣专员，度制部币制局，邮传部电政总局，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轮船招商局，仁济和水火保险公司，华洋义赈会、上海广仁善堂等机构要职。奏保县丞、知县行在、直隶州知州，奏奖知府，奏奖花翎三品衔，覃恩加请三代正二品封典。诰授资政大夫三等宝光嘉禾章。
盛氏将其弟盐提举衔湖北知县寅怀公长女，许配大祖父，诰封夫人。盛宣怀在给大祖父的函件中以“坦台”相称，想必出自“坦腹东床”的典故，是对婿辈的专属称谓了。
先小祖父兴让公，字叔谦，为吴门著名画家，在洋务运动中，曾历充直隶顺德、广平、大名、临城、河南武安等处电报局总办，以及汉冶萍公司要职。诰授奉直大夫，六等嘉禾章。
庞仲雅手书《愚斋宫保行述原本》封面，上有吕景端（字幼舲号蛰盦，又号乐禅，江苏常州人，光绪时举人，历任内阁中书，中年后居盛宣怀幕府，为著名书法家）题序。
苦思变革，颓势难挽
《东游日记》记载了盛氏一行在短暂驻日期间，关切与思考立宪、工业和货币金融等问题，努力吸取日本成功改革经验。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第二年，清廷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以为民用，使为整理币制之枢纽。当时发行的纸币是一种银两兑换券，由英国伦敦一家公司印制，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张本国银行发行的现代形态信用纸币。金融大权，不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除发钞外，该行并代收库银，全国各大行省，均先后设立分行，计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处，业务极一时之盛。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毁，天津分行亦随之停业，业务渐告不振。到光绪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汉口两个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