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以后，由于铁路外债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该行业务开始全面好转。存入主要来自清政府的存款、盛宣怀控制的企业和铁路外债存款，贷款方向主要是洋行、中国商号和钱庄。该行支持国营企业，放贷给清政府兴办近代工业，也对华资私营工业企业起到了扶助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通商银行资金实力远远超过传统钱庄，可用的资金高达1000万两。
1905年9月27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廿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是我国最早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7月1日起，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进一步确定该行的国家银行性质。
1906年（光绪三十三年），下诏预备立宪。1907年又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谐议局。各地立宪派政治团体，发表宣言，鼓吹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1908年，清政府宣告“9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随着立宪运动兴起，盛宣怀进一步认为建立中央银行是健全银行体系的基础之举，特别在货币发行等方面，即所谓“齐其末，必先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之根本之地也”。盛氏指出：中央银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银行，它是“握全国金融之机关”“将来新币均需发交中央银行，再行分给各处官商使用，纸币亦然，是国内之出入财政，皆属该银行特权”。他明确要求，“中央银行本不当以零星放账为能事，转与商民争利，要在代任国库之出纳，扩张各公司各银行之资力，尤要在司理画一圜法之关键，流通纸币之兑换及其推广也。国内公债票之收发，皆当为之提倡，收其效验。故中央银行之建设，当集各国精华为吾一国之取法也，庶成效广而利益多”。
《东游日记》中可见，盛氏在疾病缠身之际，广泛接触日本金融界人士，深入了解其详，谋划设立中央银行等深化改革大计。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逝世。
盛宣怀18日登轮返国，25日抵上海。这次出访对他触动很大，进一步加深了对货币经济的认知。他曾密函一封给立宪派人物，度支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泽，说到“宣怀生平未尝亲历欧美，仅此次东游一观大略，见该国地狭民贫，所赖以存者，财政办理得法耳……”
1909年4月（闰二月），宣统元年，盛宣怀上《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一折，附陈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主办等条议。其中对于已由户部开办的大清银行如何强化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提出了系统性的改进建议。
奏折以为，立宪最重理财，拟请推广中央银行，先齐币制以裕财政。币制欲求划一。非专用圜法不可。欲专用圜法。非确定十进位不可。
其中奏称：“臣去秋奏明赴日本就医，便道考察厂矿，得唔伊藤博文、松方正义桂太郎及日本银行正副总裁松尾臣善、高桥是清，造币局长长谷川为治等，研求币政。伊藤谓：立宪必先清厘财政，并将明治创立宪法大端告臣。松方谓：财政必先整齐币制，并将明治改良国币办法告臣。及臣往视日本银行，则松尾、高桥语臣以开办银行宗旨。又往视造币局则长谷川语臣以扩充造币。通计大抵日本集各国成法，参酌本国情形，运用新机，汇成币制，其要在银行与币局联络一气，综览全纲，乃如一串散珠有所归束。
“查日本地狭民贫，而上年国入增至六万一千万金元之巨，海陆军得以毕举，其收效之处，全在理财得其要领。我中国地大物博，而岁入不过一万万，民犹以为困。倘能参酌其理财之法，尽力于农矿工商，不必过于苛刻，富强可立而待。此其千端万绪，非一朝夕所能尽言也。
“夫齐其末必须揣其本，中央银行实发行国币根本之地也。不有中央银行，何以备悉商情，操纵国币。从前我国所造龙元，未足抵制墨银，继造铜元，转以加增民困，皆官自为之，与商民隔膜，则不归银行管理之病也。日本初改币制亦多掣肘，及松方正义，采取德比二国良法，创立日本银行，又复讨求本国利弊，每颁一制，必先调查，各抒所见，择要而行，故能毫无扞格。盖欲使全国通行，永远不改，亦非数行诏令所能强政也。
“臣东游为时甚暂，然于银行币制两端颇为加意，并携回书籍，研究数月，撮其大要，益觉使民信用，必当有中央操纵之权，方能收四海翕从之效。不揣冒昧，谨以币制各种办法成式及划一币制统归银行办理条议清单二件，又各督抚臣币制奏议摘要汇录清单一件，恭呈御览。可否仰祈饬下度支部会同政务处、资政院再行筹议，如蒙俯采刍荛，议有端绪，即由度支部暂设调查局知会各衙门、各学会，分递意见书，一面电知督抚，派令各该处商会，公举熟悉商情员董，克期赴局集议，不厌求详，若再延聘东西洋有阅历之财政员各一员，以备顾问，更有实在考证。总期兴利除弊，一定不移，诏令所颁，永无反汗，夫而后币制克日定西新，财政次第推行，非特于立宪大有裨助，即海陆军亦不难筹款举办矣。
“再，厘财政，固须集诸国所长，尤宜以一国为模范，除此次觅得明治财政全史，在沪设局赶紧翻译，一俟成书，另行进呈外，所有日本币制改革始末概要，日本银行条例定款，造币局规则，以及各国现行金银铜币式样，敬谨装成一匣，先行咨送度支部藉备查考。臣为整齐币制与推广银行，必须互相为用起见。是否有当，理合具折详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909年（宣统元年），大清银行鉴于宋、元、明各朝纸币泛滥，致失信用的历史教训，重视充实发行准备的基础工作，规定以九成现银为纸币发行准备。翌年，度支部又规定“大清银行应照发行纸币数目，常时存储五成现银以备兑换，其余亦须有确实之有价证券为准备”。
这时中国金融业经历从无到有、从混沌走向有序的过程。而金融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左右国家走向的重要因素。
与民争利，金融成帝国倾塌的导火索
清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请愿压力下，1910年11月14日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5年。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新内阁成立，共13名阁员，满族占9席，其中7名为皇族，汉族阁员有徐世昌、盛宣怀、梁敦彦和唐景崇四人。立时舆论哗然，讥责为“皇族内阁”。
当时大清帝国国势日蹙，疆土已为列强割据势力范围，垄断政治权力的特权统治阶层，却日益贪渎腐败。社会不公，民生凋敝、贫富差别愈演愈烈，革命力量风起云涌，帮会势力四处伸展，整个国家已成为危险的火药桶。
筹建“皇族内阁”可说是皇族自我孤立，自绝于人民的愚蠢举动。腐朽无能的满洲皇族，想借立宪之名把大权重新集中到手中去，不仅立宪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皇族与官僚阶层的矛盾也扩大了，致反清情绪全面升温。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宣布第一项新政是“铁路国有”政策，恰似自我点燃了导火线。
1911年1月，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5月份成为内阁阁员，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新高峰。盛宣怀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推翻清政府的第一罪人，而且还是栽在了金融上面。
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掀起修筑铁路的热潮。为了发展中国铁路，1896年9月成立铁路总公司，盛宣怀出任督办。上任后第一份奏章就是请求把“轨由厂出”定为国家政策，而且主张商办铁路。但修筑铁路需要大量资金，当时还是决定向外商借款，条件虽然苛刻，但比入股导致主权外落要强。1896—1906年，盛氏作为铁路督办大臣经营9年，先后引进外资1.8亿余两。建成铁路2100多公里，可称高效快捷，是此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
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气氛高涨，“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渐成官民共识。1903年12月，清廷颁布《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50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次年1月，清廷批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明文规定排斥外资，资金来源可从“田亩加赋”取得，即在田租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几乎让四川全民都参与了铁路投资。
“中国处于长期与外世隔绝、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情况下，要通过商办方式独立建造遍及全国各地的数以万里计的铁路绝非易事。”（肖功秦《重新认识保路运动》）商办路政实际情况一团混乱，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主管贪腐成风，不仅脱离了官方的监控，而且脱离了股东会的监控，将经费当作“小金库”任意挪用。商股被贪墨一尽，致使旧股不能还，新股不能招。各省铁路老板成天将拒绝外资的爱国口号挂在嘴边，但“利权”既没有归于政府，也没有归于百姓，多被“爱国者”中途截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