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前些年，由于常年离家在外，年迈的父母在东北农村生活，农村的生活条件并不好，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总要问的就是父母的身体，总是和父母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得了病我们根本看不起（经常听父母提起哪个哪个乡亲病故了，许多是因为没钱医治，小病积成大病，最后不治的）。于是，便每次电话都和父母说应该注意什么，比如吃减盐食、稍做运动、哪些东西要少吃之类的。父母每次都是答应得好好的，可事后便我行我素了。下一次电话问执行得怎样了，回答是：几十年的习惯了，后来就忘了要注意的了。我的本意当然是要父母注意预防老年疾病。有我这样的稍显专业的人随时提醒还是这样的结果，其他农村乡亲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了。
说起医生的天职，人们马上会说是治病救人，有史以来医生的任务就是诊断与治疗，预防的概念似乎和医生没关系。诚然，预防相对于治病的历史要短很多，而且所谓预防在科学不发达的时期多半也是空谈。仅仅在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人类才知道有的病可以预防，但是所知病种仍为数不多。
据美国耶鲁大学20世纪初的调查：疾病中有46%可以预防。现代预防观念进入中国也比较早，我国最早的防疫机构是1911年在哈尔滨成立的防鼠疫的机构，当时有6万人死于鼠疫。机构主持人伍连德医生雄心很大，“要使这个工作发展成为全省公共卫生工作的起点，为推行到全国作典范”。当时建立了一些附属机构，包括一个医学院。但由于清帝退位，国内很不平静，一时无人顾及这一工作，更谈不到推动它了。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几位医学权威专家到我国了解医学情况，当时已经有人提出，重点当是公共卫生预防工作。协和医学院建校之初，公共卫生学就受到了重视。1921年由洛氏基金会借聘兰安生（John B.Grant）主持此项工作，为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于1923年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主任，这是中国医学教育历史上专为医学院本科学生教授现代公共卫生学课程的开端。
另一位医界先驱颜福庆通过社会医疗服务、地方病和烈性传染病的防治以及流行病学调查等实践，目睹个体医疗方式对贫病交迫的劳苦大众无济于事的事实，深感必须着眼于整个社会，采取相应措施，方能有效地进行疾病的预防。
伍连德等人及时地在我国创建了初步的现代防疫系统，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不失为救民于水火的一剂良方。实现公共卫生的关键是预防。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努力，需要国际社会的努力。应该加强公共卫生教育，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2003年SARS病毒全球肆虐，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国家数百亿元的投入，挽救的不仅是人民的生命，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促进全民公共卫生观念的转变——预防观念的确立，使国家公共卫生预防体制更加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
胡****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2006年10月23日下午）强调高度关注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他强调，医疗卫生事业是造福人民的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也关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切实把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走中国特色医疗卫生改革发展道路，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步伐，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有了政策支持是好事，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大忌，临床医生也应该转变观念，担负起宣传预防知识的重任，出现更多的湖南娄底胡为民将是人民的大幸。
关于预防，西方有谚语“一两之预防，胜于一磅之治疗”（Anounce of prevention is worth a pound of cure），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从中都可以看出预防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