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两次“废除中医”事件始末
2006年4月，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以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提出反对中医中药的观点，他认为应该“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到民间”，这一提议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当然反对者也众多，从而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医药存废的争论。这场争论从网络到报刊、电视，从民间到官方，直到现在似乎依然没有平息的迹象。但争论一开始所掺杂的科学主义、国粹主义及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在削弱，双方已开始更加理性地对待这次争论了。
有些人可能会问：好好的中医和西医，一直相安无事，怎么就“你死我活”地争起来了？事实并非如此，自100多年前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西医经历了短暂的“蜜月”阶段后，时断时续、大大小小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2006年之前，中西医之间至少已经历了3次比较大的争论事件，分别是：1912年的“漏列中医案”；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1950年的“改造旧医案”。下面着重记述民国时期发生的两次争论。
19世纪末，国门被西方列强用武力彻底打开，经由最初的籍医传教的迂回曲折后，西医终以其先进的制度体系、技术水平以及教会医生所体现的人文关怀，逐渐赢得了国人的普遍认同。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中西医并存的格局，中医也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这也就拉开了近代史上中西医之争的帷幕。到了民国初年，大批医学留学生的回国，加速了西医本土化的趋势。由于社会民众的西医观念逐步建立和深入，西医以其先进的管理、技术等在中国进一步确立文化优势。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欧化思潮、反传统主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生，是导致废止中医思想出现的社会和文化原因。不可否认，中医的衰落与其自身学科体系上的弊端也有直接关系。另外，日本的社会进步及在明治维新时期成功废除汉医的先例，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大批的留日医学生，客观上也造就了一批有废止中医思想的代表人物，比如1929废医事件的主要人物余云岫。
历史上最早提出“废止中医”观点的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1821—1906年）。俞樾本人对中医药很有研究，并能开方治病。有研究者认为，俞樾这一思想的最初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说是因为时运不济、家境的灾难、中医药的无助，使得俞樾怀疑甚至迁怒于中医药才有感而发的。俞樾的核心观点是“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的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著作《废医论》和《医药说》中，这对后来学界废止中医思潮甚至政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观点亦和近些年来张功耀、方舟子等人主张的“废医验药”隐约可以看到师承关系。
1905年废除科举。1912年教育部主持新学制改革，医学教育上全面推行西医，当时教育部部长汪大燮决心废止中医，不用中药，教育界首先向中医开刀。但政府并没有采取急风暴雨式的扫除，而是采取不予理睬的遗弃政策，让其自生自灭。具体体现就是在当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只提倡开设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北洋政府的理由是中西医“致难兼采”。这就是著名的1912年教育部“漏列中医案”，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中西医争论的大幕。
“漏列中医案”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了全国各地的中医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以上海为首，连同全国19省市中医药界人士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于1913年11月23日赴京请愿，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医药专门学校，但遭到汪大燮的拒绝。但迫于来自中医药界及社会舆论越来越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4年初答复请愿者，基本上同意了全国医药救亡团的要求，暂缓对中医学校课程的议定，也就是说，原则上允许设立。表面上，请愿取得了胜利，但请愿的核心要求——另拟中医学校课程并未兑现。
随着西医势力的迅速扩张，政府无论在态度还是在政策上都开始倾向于西医，中医界隐隐地感觉到一次更大危机的到来。于是，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压，争取将中医药列入学科体系。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并未理会这次请愿，这也促使废医派和保医派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这时候，中西医争论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亦是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领袖人物——余云岫出现在历史前台。
余云岫（1879—1954年），名岩，浙江镇海人。早年两度赴日本留学，毕业回国后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后曾开业行医，在医政两界都颇有影响。余云岫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医学的全新发展使他深受启发，加之俞樾废医论思想的影响，回国后余云岫踌躇满志，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改革——首先“革中医的命”。这也使他成为废止中医派的领袖和化身。
其实，自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已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故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于是，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等四项相关议案，措辞激烈，目的在于彻底根除中医生存的基础。考虑到余云岫等人的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中的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了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公布了此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这便是著名的1929年“废止中医案”。
余云岫提案一经公布，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各大报馆陆续发表社评，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予以支持和声援，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争论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1929年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时任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从表面上看，这次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中医的生存危机也没有消除。一个世纪过去了，中西医的冲突争论起起落落，一直也没有停息，但中医发展缓慢、逐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而百年的争论中经常有意识形态成分的参与，甚至有些时段中西医争论还卷入到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如果中西医各自作为一门学科（甚或科学），能够心平气和、冷静客观地进行纯粹学理上的讨论，相信中医、西医都会有一个确定而美好的未来。
注：本文部分观点及史料参考借鉴了华东师范大学郝先中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2005）中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