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冯根生 整理 戎国彭
十四岁，现在的伢儿恐怕还撒娇问爹娘要这个那个呢，我小学毕业第四天，就进胡庆余堂当学徒了。
穷人的伢儿早当家啊——你想想看，八个人一大家子，父亲病假三年了，旧社会，又没工资劳保的，兄弟姐妹四个，我老大，我不去挣钞票，这份人家还有啥办法？
1949年1月19号，这日子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一家老小一个老早全都爬起，母亲特意给我烧了碗平常根本吃不着的鸡蛋面。要走了，我套上长衫，这是我平生头一次穿长衫，心里头一阵发紧——我是大人了。那长衫又长又大，穿在身上好比苍蝇套豆壳，母亲考虑到我还要长身体，留出了不少尺寸。
从屋里到胡庆余堂不过三四百米路，我跟母亲搀着七十九岁的祖母，一边说一边走，走了总有二十分钟。祖母叫我要撑牢，要争气，不要怕吃苦，不好做回汤豆腐干的。
祖母是小脚，走路不方便，但硬要送我到店门口。我后来才晓得她昨天一夜头没困着。我是从小困在祖母脚后头的，这一去，学徒三年不回家（以后这三年里，一年到头只有年初一下午放假半天好回家探亲，中饭吃过回来，要赶回到店里吃夜饭的），你说她老人家会会不伤心的？会会不哭的？会会不送的？
我没哭，不过眼泪水是涌上来的——我生来脾气硬，不哭的。
到了那堵高墙下面，到了胡庆余堂店门口，祖母反反复复关照：做事一定要认认真真，做人一定要规规矩矩。
哦，这句话含意太深了，我已经用了五十四年，现在还受用不尽。
父亲领我进去，拜过经理拜师傅，拜过师傅拜财神，要叩九个头。后来经理领我到后厅，手往墙壁上指指，说：仔细看看。这是胡庆余堂最最重要的宝贝。
是一块匾，有两个大字“戒欺”和一篇短文章。胡庆余堂我以前来过好几趟，大大小小的牌匾也见识过不少，还从大人的嘴巴里晓得不少典故，但这块匾，我确确实实是头一回见到，是胡雪岩的真迹。经理跟我讲了其中的道理，讲“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如果欺诈是要天打煞的。这虽然有唯心的成分，但十四五岁的年纪吸收特别快，要好要坏都看这辰光，如果这时候烙下印记，以后碰到这类问题就特别敏感，不大会越轨。
我做学徒的头一课，就是诚信教育。
举几个例子，冬天半夜里病人来急诊配药，化痰平喘有一味鲜竹沥，做学徒的瞌目充懵懂爬起来，要用大的淡竹管现烧现烤，方子上写着“淡竹沥三两”，你掺个一两水进去，哪个晓得，哪个去化验？可心底里正是有了诚信二字，把它看作天经地义的，不要说你不会有这样的胆子去做，连这样的念头也不会有，就是忍着呵欠、眼乌珠盯着竹沥看它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滴满三两为止！
还有代客煎药。头汁两百毫升，二汁一百五十毫升，你好意思耍滑头把头汁倒倒开混充混充？
头汁要用冷水煎、二汁要用热水煎——再用冷水药一缩，药性发不出来的，龙井茶第二焯如果用冷水泡就喝不出香气也是这个道理，你好管它，冷水热水随手乱加的？
肠胃药要幽笃笃煎半个钟头，感冒药越快越好，你敢不上心的？
人命关天，你是治病救人的，还是谋财害命的？
现在又大力提倡诚信，浙江还提出要建信誉大省。这是好事。听到这消息，我真当是百感交集——如果大家都能守住“诚信”二字，中国发展得还要快，老百姓日子还要好过，哪里来假药，哪里来毒大米，哪里来瘦肉精？
再说做学徒，真当不是人过的日子，真当苦哇，哪里来快乐的童年呢？一天做十六个钟头。每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床，先是扫地，两间院子两层楼，前前后后上上落落一塌刮子统要扫清爽的，而且要从外面往里厢扫，封建迷信啦，生怕把财气扫出去。再嘛，揩柜台、擦桌子、抹桌椅，百眼橱上头的一排排瓷瓶儿、锡罐儿更加马虎不得，不光要擦得照得出人的眉毛，还要顺便检查一下里面的药要不要添足，会不会漏气受潮。这头刚刚忙好，毫稍去打水，服侍师傅洗洗弄弄吃早饭。然后，才糊弄糊弄自己。
趁开店之前这歇工夫再跑到前厅做“早自修”：认药。每天认两种药，色、味、形、产地、功能、保管办法等等，开始还好，日积月累越来越难。这胡庆余堂的百眼橱也特别性的，不像一般的中药铺，放药材的抽屉上面贴个标签，啥都没，一目光的，全靠你死记硬背勤学苦练。三年落来，不就硬邦邦识得两千多种中药了吗？
学徒是不上台面的，店门一开，我就退到后面跟师兄做“小炒”，洗啦、切啦、炒啦、炙啦、煅啦、煎啦，十八般武艺样样要学会，样样要学精。
吃饭呢，坐乌龟桌的，一桌六个人，我要给大家盛好饭，自己最后一个吃，又要头一个吃好；菜，师傅不叫你搛，自己不好去搛的。这也是规矩。
夜饭吃好，照样是停不落来的，我总记得，做得最多的一样事情、也是弄得最厌烦不过的就是煲不光个驴皮胶，胡庆余堂驴皮胶这生意来得个好！
一天到晚手脚不停落的，到了九点钟，算好困觉了。十四五岁的年纪，头碰到枕头就会去的。但一有人来配药，就要爬起来，送走一个，被头刚刚焐热，管大门的又揿铃儿了，没介戳的！记得最多一夜爬起跌倒弄了八回，第二天好不扫地抹桌的啊？前面说的那个鲜竹沥，烤好来少说说一个钟头！
这里我要说一桩事情，扫地有时也能捡到点钞票，相当于现在的五块十块，都捡起来放到抽屉里，第二天交给师傅，当时我并没多在意，十多年后我师傅临死之前才告诉我，这是经理有意叫他试我的，考过十五次才算过关，看我诚不诚信。
还有桩事情现在说起来蛮好笑的。白天嘛来得个喜欢听师兄讲鬼故事，好，到了夜头这要命的。胡庆余堂高墙大院阴森森的，老房子，无空白劳吱吱嘎嘎响的——“****”的时光陪斗之前我当人保科长，保卫干部晚上巡逻都不敢单独行动的。这声音，小时候我总怀疑是老鼠爬过算盘发出来的，所以我想出一个办法：困觉之前，特为把柜台上的十几把算盘一把一把地把算盘珠上上下下都笃齐，如果第二天早上发觉算盘珠乱了，就证明我把“案子”破了。
结果呢？
结果夜里头照样听到有响声，第二天早上一看，十几把算盘煞煞齐，一点没动过，你说慌不慌？
1949年春夏之交，市面上开始乱了，乒乒乓乓不断有枪炮声传过来。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的，弄得大家慌兮兮。跟其他店铺一样，胡庆余堂备足了够吃半个月的大米和酱菜，关门了，不做生意了。后来没动静了，经理想，再乱，人总要生毛病吃药的，再说老是关起门来不做生意，一百多个工人也养不下去，就想叫人出去看看。如果别的店铺被共了产，胡庆余堂也只好散伙了。叫哪个去呢，大人去，万一碰着抓壮丁不是死蟹一只了。我最小，就派我去见见市面。
我来得个高兴，平常蛮少有机会出来的，从后门头溜出去，往河坊街绕到官巷口，足足荡了一个钟头，回去告诉大家：市面是冷清的，街上不是老的就是小的，稀稀拉拉没几个。只看到一家杂货儿店开门做生意。解放军呢，蛮和善的，肋肋排排坐在马路旁边，安安耽耽，不进老百姓门的。
开！十点钟。比平时晚了三个钟头，关了三天门的胡庆余堂开门了，我成了胡庆余堂第一个迎接解放的人。
解放了，废除童工制学徒制，不好再招学徒了，所以我成了关门徒弟，扫帚抹布没人接，实并并做了三年。解放初期还是老板管的，公私合营工方代表成立工会，是1956年的事情。所以说我这个学徒，比一般的学徒还要苦。
今朝是忆苦思甜了。老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是不对的；吃得苦中苦，方能成长人，应该不错的。这种苦头吃过，就像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说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喝！”以后再苦再难，我都挺得过去。
后来1958年******做煞快，我称大好佬，挑两三百斤的担子，把背弄伤了。
胡庆余堂在城外的桃源岭有个破车间，叫我当车间主任，就一部破脚踏车吱啦啦吱啦啦踏来踏去，上班落班一个单趟就要四五十分钟。那辰光会真叫多，最多一天，刚刚踏到厂里上班，来通知说是要到胡庆余堂开紧急会议。会开好马上吱啦吱啦踏回那个坟旮旯，给工人贯彻精神布置任务，再吱啦啦吱啦啦踏到老厂里去汇报情况，你说有不有趣，拆空啦！大半天工夫都在路上。屁都忙出。
后来分家了，没人要来当厂长，挑我上山（胡庆余堂1972年改叫杭州中药厂，归化工局管，有一个厂长、两个书记、六个副厂长，一个都不肯来啦），这中药二厂哪里是工厂啊？纯粹是个作坊！跟胡庆余堂分家，一分洋钱没分着，几间茅草棚几只缸，开会又没凳儿的，几个人挨到乒乓球桌子上，“哗”一记全部倒翻。人呢，工作服破破烂烂的，一根稻草绳子腰高头一系，算数了——跟叫花子一样的。
我说十年以后要把杭州中药二厂建设成为全国最好的中药厂，大家以为我在发寒热、说大头天话，哪个来给你拍手？
那时候，会一散，三个师兄还要为我担心事哩（他们现在都不在了），说：“阿根啊，你何苦呢？说话也不看看下底几个造反派眼睛望你哩，明天批斗又要弄出新花头来了。”
我不管，我这个“封资修总代表”你白天斗晚上照样做。大字报把我办公室的门封牢了，老子一懊恼，拎起一只脚“腾——”地踢开，老子慌你啥兮？老子三代药工，自己童工出身，根正苗红，成分比你好！不当家不晓得柴米油盐贵，不做出来，叫工人去吃西北风啊？社会主义是做出来的！
穷、落后，是要给人看不起的，穷不怕，落后不怕，就怕你不肯吃苦，就怕你没志气。这里我有两件事想说说。一呢，我每次到局里去开会，都挑角落头坐的，六七十个厂长书记，我是最小的厂长。有次散会走得慢了点，被局长叫牢了，问我你是哪个，姓啥。
哦——我真当受刺激了。嘴巴里好端端回答他，心里想：真当在弄啥花头都不晓得，厂长都当了快两年了，连局长都不认识我，我一定要争口气。
不要看我虾儿没血的，烧熟了，照样红的！
人家不要的臭老九，我都收过来。我们在全国第一个搞出蜂皇浆产品，就是那个双宝素。说起来，蜂产品是外国引进的新概念，为了晓得其中的奥妙，我曾经到养蜂场蹲了整整一年！1975年为建针剂车间，我带了技术员到当时中国最好的西药厂去取经。哪里晓得上海人介看不起人，说到后来别说参观车间了，连站在走廊上往门缝里瞄一眼的要求都不屑一顾！
技术员还在求那个小青年行行方便，我懊恼了，拉起他就走，出了门我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今朝你不让我参观，过十年，我让你自己跑到杭州来参观！”
后来他们是来的，我是原原本本跟他们局长说的。
我有个原则，“公”字上面胆子要大一点，“私”字上面胆子要小一点。有段时间专门考厂长经理，弄得我罢考的事情，报纸上宣传过了。今朝我跟你讲讲造亭子的事情。
1984年我到胡庆余堂去，看到老房子在搞修复，老师傅的手艺交关到门。我想，说说是搞中药的，都现代化生产了，一点都看不出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造个亭子意思意思应该的。我就问老师傅，这宁波师傅七十多岁了，一听头都摇落，手一甩，勿来事勿来事。
隔了几天我又去求他，他老人家照样勿来事勿来事——吃大锅饭的，多做少做一样拿工资的，犯不着。
我还是看中他的手艺，盯牢了，第三次又去。不过这次我不去求他，用激将法：“黄师傅啊，侬做得介好，到头来还是胡庆余堂的，又不好写上自己姓名的；再说了，你介把年纪了，万一手艺失传，世界上再也看不到了，何不像像样样弄件东西出来。”
他不响了。想了想，说：“真当要做，材料由我说了算。”
我高兴煞了，心想，反正造一只亭子也要犯错误，何不一口气造它两只？
国营单位做事情，当然要签合同的，要有施工方面的条款。问他施工图，没的。他想了想说，你就写如果江南找得出一模一样的亭子，一分工钿都勿要。
他在工棚里一张张画构件，再叫八十个东阳徒弟做，我想保留几张图样，他“嚓”一把团团拢撕撕碎。亭子最后是构件一块一块拼起来的，一个亭子就一万七千块，都靠榫头吃牢的，一根铁钉都不用！而且，拼好来一块不多一块不少。
老师傅自己带人搭的那只亭子一弄就弄好了，大徒弟带人搭的那只随便怎么搭，就是拼不拢，最后还是靠师傅搭好的。
亭子一造好，就有人到处告状——造楼堂馆所？你敢顶风作案跟上头唱对台戏？七调查八调查，真当头痛啊，我想大不了不当这个断命厂长了，我这个人，要我当厂长，要我扫厕所，无所谓的，一样的。到外面，也好闯市面的。
有一天说是有中央领导要参观，一级警卫。进进出出的路线，都事先安排好的。
来的是彭真委员长，我陪他按预定路线走着走着，就到亭子边了，后面警卫员要上来拦都拦不牢了。
彭委员长真当懂啊，看了半天，说：“想不到你冯根生不但保护了中国的中药遗产，还抢救了中国的建筑遗产。”
好，有这句话，再没告状的了。
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来参观，说：“这么好的亭子啥人造的，要请他到上海大观园去造一个。”
我跟他说：“造的师傅回去半年就去世了，临死之前跟徒弟讲，这一辈子，最好的东西就是中药二厂的两只亭子。”
汪市长听了直叫可惜。
我当厂长，对干部，我是不客气的，有时候要搡桌子指了鼻头骂。你不好去骂工人的，那是干部没管好，工厂弄不好，市长总是找我不会找你车间主任算账的。
记得厂里有个“二进宫”过的，老酒吃饱就要弄出事情来。出了事情又要吃生活了，他看见车间里的保卫干部，拎起消防斧头老老远掼过去，还好没劈着。他说老子反正完了，豁出去了，拎了把斧头到处寻，要劈煞保卫干部跟厂里管保卫的副书记，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我叫人把他叫来，叫他自己打辞职报告走人。
他眼睛一瞪：“这么简单？老子不劈了这两个，没完的！反正没活路了。”
我说：“你再坐班房，老婆伢儿怎么办？”
这一说，他喉咙轻落来的。想了想又说：“没用场的，老婆是临时工，老子饭碗头敲坏了，日子也过不落去的。”
我说：“你走，只要你肯回心转意重新做人，我答应把你老婆招进来。”
他说：“你说话要算数的噢！今天是12月23号，你年底之前一定要把手续办好。不然老子照样杀人。”
那时候招工蛮讨厌的，名额有限，他不相信我，想难难我。我说：“我说到做到，办不好，你拿斧头来劈我！现在你给我回去写辞职报告去。”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请求劳动局特批，三天时间给他老婆办好招工手续。
他呆了一头。又提出要把老婆的农村户口办过来。
这就难了，做不到的我不好乱答应，我说要等土地征用的机会，不过我保证两年里面把你老婆的户口办好。
他没话语说了。临走，我叫动力车间给他办了三桌酒为他送行，我还特特为为去向他敬酒。
酒落起，他眼泪水出来了……
他说：“厂长，我好不好再提个要求。”
我说：“啥个要求你说好的。”
他说：“这身工作服好不好送给我，留个纪念。”
我说：“可以，你再去领一套新的。”
我看到过的，他现在摆摊做生意，没再出事情。
人啦，总要给条活路走走，能拉尽量拉，不要往死路里逼。
说起来，我当厂长整整三十年，杭州都调了九任书记、十任市长，我还在当厂长啦，恐怕只有我一个了。解放前胡庆余堂的老伙计一百十八个，活在世上的，也不过十五个；还在做的，也就我一个了。按说六十岁以后的日子应该是自己的，是多少钞票也换不来的，我做了一辈子了，没停过。再说，也不是没人请我过，外国大财团请我去，不要说薪水了，安家费就一百万美金。
这辈子我活得问心无愧。做人总有得有失的。得的，荣誉证书满满两抽屉，共产党没亏待我。我是头一届全国二十个著名企业家之一，鲁冠球是第二届的，我这一届，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只剩下我跟青岛的一个。鲁冠球他们，也只淘剩三四个，大浪淘沙啊！
我想还是我祖母说的话有道理，要会做人，才做得好事情。被******请去讲课，我讲了八十八堂，堂堂都这么说的。做人，不好忘本的，要凭良心。没良心的人，你跟他谈什么党性？人都做不像样，一到要紧关头弄得不好就要打软腿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