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孙东纯 整理 曹晓波
9点50分，我下了飞机。孙东纯已经在广州火车站对面的麦当劳等我。11点15分，我们见面。孙东纯，1.65米左右，偏瘦，1981年出生，长相比实际年龄要大近5岁，有一双睿智的眼睛。
一路的挫折，一路的寂寞，我有些动摇。我想，义工哪里都可以做的啊，我是否借了义工的名义在旅游？
两年前，一个伊朗朋友来中国，带给我一本《间隔年》（The Gap Year），说的是西方青年在升学或者工作前，做一次长的旅行（通常一年），体验社会，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事，参加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或许有利于自己找到想做的工作，更好地融入社会。
读这本书时，我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社会，有一份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的工作；有一个好的上司，领一份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周末开车爬爬山，参加一年一次的单位旅游，有空和朋友吃吃饭、聊聊天、唱唱K；回到家里，学学吉他、看看碟、听听新生代的歌、写写愿意写的东西。
生活如此无可埋怨，为什么我看了《间隔年》会挥之不去？说不清。是冥冥中的一种指引？是我骨子里潜伏的不安分？2006年11月的某日，当我发现银行账号里有了21000元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该走了。殊不知，这一走便是13个月。
我选择了印度和西藏，前者是因为我收到了印度一家艾滋病慈善机构的回信，他们同意我去做义工；后者是因为大学时期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我计划在印度做两个月的义工；在西藏做一个月的旅行。
我以为非辞职不可了，没想到上司竟给了我三个月的假期，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应该承认，我最初的动机，纯粹是去玩玩。事到如此，我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我的钱能不能撑到三个月，二是家里的态度。
我父亲明确地说：你的“间隔年”目的性不强，注定无功而返；我妈妈洒脱中立，她说你能开心就好；只有我姐姐坚决支持。至于朋友，目瞪口呆，似懂非懂，有人表示赞成，有人大骂我是神经病。
广州的冬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11月30日晚上，我上完了最后一天班，回到公寓。我边听许巍的《蓝莲花》，边整理行李。然后坐了下来，痛哭一场。我退缩了？我担心父亲说的会成为事实？是的，我承认，我和身边的人一样，向往房子、向往车子、向往票子，我也是一个世俗中人。
2006年的12月1日，我上了路，按计划先到澳门，澳门有廉价的机票飞曼谷，再飞印度加尔各答。
在曼谷我又突发奇想，想从陆路去印度。3个月的开支，是个大数，我好省即省。我先经泰国的廊开到了老挝的万象，一路的挫折，一路的寂寞，我有些动摇。我想，义工哪里都可以做的啊，我是否借了义工的名义在旅游？这一天，我回到房间，那个刚才放着小背包的床上，坐着一个亚洲女人。
她是日本人，叫诺雷克（Norriko），42岁，单身，旅行了15年，回过日本三次，每次都没超过一个月。她记不清是第几次来到老挝，这十几年，她一直在行走。在老挝北部临近越南的一个村庄，她有很愉快的回忆。她说起那个村庄的神情，总让我想到世外桃源。那里的农民依然水牛农作，她与他们鱼水相融。
我说我是去做义工旅行到这的。她好像看透了我，她说：如果你不停地走，那你就不断地感受不同的文化；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得更长，可能会很好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句出自一个15年旅行者之口的话，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度。这位曾在日本大病不死的女人，醒来后感到生命的脆弱与可贵。她说，明天一早四点她将出发，两天内要换四五趟车才能到达那个村庄。
这一天晚上，我想我是吃坏了，吐得头昏脑涨。回到房间，和诺雷克说了声不好意思，倒头躺下。诺雷克一早走了，我突然想起妈妈。我坐在旅馆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根烟，在寂静的万象街头。
老挝、缅甸、印度，陆地接壤，我想继续走。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一打听，老挝与缅甸的接壤处不能通行。是“金三角”的缘故？第二次我去取签证，大使馆的人肯定地说，走陆路去缅甸，只有转道中国云南的瑞丽。于是，我买了一张最便宜的开往琅勃拉邦的车票，回到云南瑞丽，然后几乎没作停顿，一直西行，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
莎莉拉把工作卡给我时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忙，但你需要来这里。”直到现在，我才多少能理解这话了
加尔各答的卡里各（Kalighat），是诺贝尔******获得者德兰（Teresa）修女创办的第一所慈善机构。Kalighat，也有译为“死亡之家”。现在的卡里各，只是“德兰妈妈的家”（Mother Teresa's House）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兰妈妈的家”在世界各大洲有许多分支，总部设在加尔各答。
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志愿者来到这里，到达后要到总部报到并申请面试成为义工。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特长或兴趣，申请不同的工作，如照顾病人、孤儿、智障儿童、残疾人、孤寡老人。
我等了近两个小时，战战兢兢地看到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失望或者焦虑地从我面前退出。轮到我进去，我十分紧张，要知道我大学英语四级考了四次才蒙混过关，口语很烂。负责面试的修女莎莉拉（Salina）微笑地看我：“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
还好，我听懂了。我说“China”（中国）。
莎莉拉很惊讶，我明白她后来说的Chinese是指中国内地的人，因为我在面试地已经遇到过不少海外华人。接下来，莎莉拉的话我就摸不着北了，好像说这是她碰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我不懂装懂，不停点头，莎莉拉一直面带笑容。最后，她直了直身子问：“Why do you come here？”（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听懂了，我清晰地说：“I w ant to help people。”（我想帮助他人）
莎莉拉又一次笑容满面，她一手填资料，一手准备我的义工卡。我知道，面试结束，心放松了。
莎莉拉把工作卡放到我的手上，她说：“We don't need your help，but you need to be here。”（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忙，但你需要来这里）我一愣，直到现在，我才可以说，我多少能理解这话了。
加尔各答的背包客街（Sudder Street）离卡里各不远，大多数的义工都住在那里。每天15分钟的步行，义工到达总部后闲聊着吃完早餐，一起祷告，然后依据各人不同的工作地，各自分走。加尔各答有7个像卡里各的分支机构，义工们和本地上班族一样乘坐公交。有的义工住得远，也有不去总部，直接去分支的。虽然义工都得自己承担住宿和膳食，但还是络绎不绝。有专程来的，有旅行到此，尝试义工生活的，女的要比男的多。
义工多了，工作就得轮流做。义工可以提出工作时间的要求，比如上午、下午，或者全天。如果没有要求，一般安排上午工作。周四是义工的休息日，也是闲聊和交友的时机，廉价的旅馆内充满了令人愉悦的声音。晚上，旅馆的天台也是义工的天地，弹吉他、唱歌，海阔天空地躺着聊到深夜。虽然身上的盘缠一天一天在减少，内心十分充实。
义工的流动性很大，有几天离开的，有长期的。一位70多岁的美国老人乔（Joe），已经做了20多年。一位韩国的中年人，负责卡里各的衣服晾晒，也做了好几年了。他们每次回国，只是为了去打工赚取当义工的生活费。我现在的日本女友沙弥香也是专程来加尔各答做义工的，我们在工作中互生了爱慕。
义工有不明文的规定：一是病了不要去工作，这不仅是因为你身体虚弱容易感染，对病人也不尊重；二是不要给病人礼物和特殊照顾，这会引起其他病人的心理波动。刚去的义工不理解，对病人百依百顺，想对病人表示一下爱心，这会受到修女的指责；三是男义工只能伺服男病人，哪怕女病人有突发事，也不能随意接触，而女义工可以伺服所有病人。
在加尔各答的第一个月，我失去过三个病人。中午我还喂他饭，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人的生命如此脆弱
一开始，我做洗作，洗刚替换下的被褥，与呕吐脏了的衣服。洗前先在热碱水锅里浸泡，再到水池边脚踩清洗。有一次我没戴手套，从锅中取衣服时，被碱水烫破皮，流了血。
每天，等待衣物晾干的时候，往往是义工最开心的时候，大家天南海北地聊，说各自旅途的精彩历程。加尔各答的跳蚤和虱子很多，一开始我满身是红斑点，痒痛难忍。我担心是被病人感染了，聊天时一说起，人人都说有过，我才放心。
比起旅行尝试义工的人，我做义工的时间就算长了。我服侍病人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了莎莉拉修女说的要用真心去爱。病人起不了床的，喂饭、喝水、方便，都要贴了身去。我的第一个病人，手脚无法动弹，食盘端到面前，得一匙一匙地喂。每一次饭后，清洗、打扫，都要忙到下午。
印度人的个子相对较高，上厕所你得背着、抱着或扶着。所谓的厕所，十分简陋，一条水沟，大小便都在沟中。病人大多行动不便，拉在水沟外是常事，厕所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对新义工来说，病人如厕是一个大坎。我第一次做这事，差点呕吐，病人有残疾啊，他方便时我必须搀扶，他一动，哪怕我穿的鞋踩在了排泄物上，也得挺着。现在想起来，那一天我能忍住没有呕吐，是一个奇迹。
每天给病人喂食，最怕的是病人突然咳嗽，喷得一身一床，弄得手忙脚乱。更怕的是，或许第二天，那床就空了。
在加尔各答的第一个月，我失去过三个病人。一个戴眼镜的，比起其他病人来算是健康的，不会耍脾气，会叫我的名字。有天早上，我一到，他的床位已经空了。我赶到停尸间，看见他的身体已经按印度的传统被白布包了起来。我叫不出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我和一个义工抬他上了收尸车，有种说不出的哀伤。
有一天午餐，卡里各的男病区和往常一样的忙碌，病人都在吃饭，呻吟少了，显得特安静。突然，我的一个病人开始咳嗽，不一会，他大口地喘气，呕吐，吐得神志不清。医生给他打了吊针，义工们自发地围在床前为他祷告，有些义工急得哭了。因为卡里各的修女中没有医生，义工中偶尔有，但又不一定对症。如果没有一个医生，突发的病人就很危险了。我这个咳嗽的病人才40多岁，义工中正好有一个内科医生。但人的生命有时候会如此脆弱，当天晚上，他就离开了人世。
卡里各的男病人大多在55岁以上，多少都有一点孩子气。病人之间关系好的，吃饭时彼此间总往对方的食盘挟好吃的；相处不好的，往往一触即吵，不掩不遮，如同幼儿。这时候，我们只有察言观色，左劝右拦，像幼儿园的阿姨。
有些病人也会仗了资格“欺负”刚来的“菜鸟”义工，嫌饭菜不好吃，不做运动、不吃药、不剃胡须。新来的义工束手无策。等你待得久了，又会觉得他们的单纯。一如圣经所说：人要像小孩子一样，才可以进得天堂。
我有过一个会抽烟的病人罗比（Ruby），双手和左腿肌肉萎缩，医生要他经常运动。我每天帮他活动手脚，扶他走楼梯，丢矿泉水瓶要他接。我知道，这对他的肌肉萎缩不可能有明显的效果，这只能是在他在离开人世之前，消磨一点时间而已。于是我允许他抽烟。每一次我推了轮椅送他到太阳下面，总有义工往他嘴上放一支香烟。每一次，罗比都开心得大笑，讲一些含糊的印度话，我想他是在说“谢谢”。要是没有义工给他烟抽，罗比会不断地推我手，让我看他，然后将那只完全变形而不能活动的手颤颤巍巍举到嘴边，做出吸烟的样子。这时，你啊，会感到罗比就是一个孩子，值得你呵护。
对了，得补充一下，2007年3月22日，中国春节刚过不久，我坐在加尔各答的一家网吧里面，下定决心给我的上司写了封邮件。三个月假期已满，而我的“间隔年”才刚刚开始——我辞职了。
聊什么、和谁聊，并不重要。老人讲尼泊尔话，我讲英文或者中文，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却照样聊得有滋有味
刚去卡里各，我惊讶地看到，小街上有很多卧地不起的病人，裹了毯子，痛苦不堪。后来知道，他们是想入院。有一天，几个人将一个老病人抬进了卡里各，被修女轰了出去。刚到时，总觉得她们不近人情。后来知道其实很无奈，是因为卡里各没有床位，药物短缺。修女有时也会去探望街上躺着的病人，万不得已，也会向上面申请接纳。我上面说到的20多年义工经历的美国老人乔，也有资格为病人提供申请。
有一个周四的下午，休息，我和义工们到教堂。教堂为义工举办了一场讨论会，分日语组、韩语组、西班牙语组和英语组。我和一些华人分在英语组。
我说，“德兰妈妈的家”是一个好机构，可是运作也有不妥。来了新义工，什么都得靠自己摸索，应该指派老义工传带。不少义工对我的话不以为然，有一个神父也提了看法，我都“不识好歹”地与他们争执。
现在想想觉得好笑，因为他们说得有道理。机构的运作欠妥不重要，义工帮助了多少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到了“爱”，重要的是我将“爱”带到了社会。在卡里各，能受到我帮助的人有多少？而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又有多少？我想，这就是莎莉拉修女说的“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忙，但你需要来这里”的含义。
在卡里各义工期满后，我又去了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也是照顾老人。比起加尔各答，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比较寂寞。加尔各答的义工人满为患，瓦拉纳西的义工寥寥无几，我觉得这才是自己的正常体验。
瓦拉纳西的“德兰妈妈的家”比加尔各答的大，三层楼房，好几百病人，但义工最多的时候没有超过10个人。我还是洗衣服，和女朋友沙弥香一起。这里洗衣服和加尔各答的水池不同，是在恒河。
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圣地，边上的恒河就是圣河。每天，我们在圣河里洗沾满污秽的衣物，下游，就是教徒们沐浴和晨洗的地方。在恒河洗衣服，仿佛也是在一点点地洗涤心灵。
印度教的殡葬仪式通常是将尸体扎起白布，在恒河中浸湿，再置在木材上焚烧，骨灰撒进恒河，这就是超度。能死在瓦拉纳西的恒河，是教徒一生最大的心愿。每天，我看到恒河边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印度老人念念有词地在等待超度，感到有点悲哀。
离开印度后，我去了巴基斯坦如银如晶的冰川，那儿让我这个从小没见过雪的人目瞪口呆。然后，我经帕素（Passu）过中国的红其拉浦边检站，回到久别了8个月的中国。从新疆的喀什进入西藏，搭的是便车，一路上，剧烈的高原反应使我头疼如裂。到了拉萨，我想家了，我给妈妈打了电话。没想到妈妈说：“儿子，你应该去一趟尼泊尔。”她说，“免得回来后你再后悔。”
尼泊尔也有“德兰妈妈的家”的分支，我想，旅行的终点结束在义工上，这主意不错。我交了签证，从拉萨坐车去了尼泊尔。在加德满都的一个称作“烧尸庙”的地方，我又做了义工。这里也叫老人院，由天主教和印度教合办，在爱的面前，没有教义的分歧。
比起加尔各答，这里的老人院义工太少，身体较好的老人也承担了一些照料同伴的工作。由于签证的原因，义工期往往很短。我刚到，日本人凯就走了，来了一个退休的65岁的老义工，也是日本人。
关于烧尸，我没有进“庙”去看过。有时，的确闻到烧尸体的气息。将这里作为“德兰妈妈的家”的分支机构，是因为离“天堂”近的缘故？不可思议。
这里的老人闻着烧尸的气味，坐等升天，并不恐惧，他们恐惧的是没有爱，没有人关注。有时候，老人讲尼泊尔话，我讲英文或者中文，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我们却照样聊得有滋有味。聊什么、和谁聊，并不重要。有一位老先生喜欢抽烟，我下了班，常常和他一起晒着太阳，抽着烟，聊得难分难舍。
每天上午，我背一位85岁患精神病的老婆婆走出房间，晒太阳。
还有一位75岁的喇嘛，英语说得很好，他说他去过中国。一说到中国，他总不断地重复：China，very old，uh（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喇嘛经常帮助老婆婆，老婆婆脾气相当躁，对谁都不领情，但对喇嘛却是个例外。温馨的阳光下，老婆婆那颗干瘪的头靠在喇嘛的肩上，絮絮叨叨，像一对正陷入热恋中的情侣。
总有带着“长枪短炮”的游客光临老人院，却好久好久没有义工来了。冬天来临的时候，只剩下杨大哥、多多和我3个中国义工。圣诞节来临了，我将离去了，我唯一能做的是将老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返回拉萨，直接南行。当我走下火车踏到了阔别402天的广州车站时，突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想，难道这就是我对“间隔年”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