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桂系军队全线溃败之际，立即通电讨伐桂系。同时命令韩复榘迅速向武汉推进。但是，蒋介石很快到了武汉，电令韩复榘停止进兵，并召他来见。在武汉见面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复榘和纪甘青（韩的二太太），对韩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赞“向方兄（韩的号）的成功卓著”，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韩复榘这次受到蒋的优待，受宠若惊，又感激，又高兴。临走之时，蒋送韩十万元，并用各种方法笼络韩。冯玉祥在这场蒋桂战争中，计谋不但毫无所得，反而引起了蒋桂双方的不满，还把韩复榘推给了蒋介石。
1929年底，在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起用的张发奎与广西的桂军联合，推出“护党护国军”的招牌，举兵反蒋拥汪，进攻广东。蒋介石派何应钦率军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同时，被蒋介石起用的唐生智，在郑州也参加张桂行动，不久也被蒋打败。蒋介石在9月20日曾致电张发奎说：“据报告，兄率第四师自由移动等情，无任惋惜。中念袍泽之谊，尤宝爱第四师革命无上之光荣，不忍见革命历史，尤不忍第四师全体勇忠之将士，因兄一人，而同入歧途。”又说：“来电主张汪先生回国，此中向不反对，并迭有表示，以汪先生在党之历史，无人可反对其回国。惟应由汪先生自行决定何时回国，不愿有人高揭迎汪之帜，反阻缓汪先生回国而已。今兄并未与中有何种商榷，电文甫至，已闻率队自由移驻，且有脱离中央自趋绝地之势。此种举动，绝非真欲中与汪先生合作，亦非真欲汪先生回国，仅以迎汪为名，掩饰其反覆无常好乱之迹。”最后，蒋介石既带威胁，又似忠告的口气说：“凡背叛中央破坏大局者，无不自取灭亡。兄何忍以个人之意气，牺牲全部久共革命之将士。兄即不自惜其政治生命，宁于第四师光荣之历史与全体将士宝贵之前途，皆无所顾惜乎。”在张、唐反蒋的风头上，12月9日，蒋介石又致电唐生智部下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将士说：“唐逆生智当中央推心置腹之时，竟背叛中央。当将士努力杀贼之时，竟勾通敌人。其背叛党国危害将士之行动，不仅为中正意料所不及，亦当为各将士们所警异。＂“中正之革命决心，亦不致因环境恶劣而改变。刻中央对唐个人已褫职缉拿，各将士亦敌忾同仇，誓除叛逆。”蒋介石劝告五十一、五十三两师将士：“诛除叛逆，效顺中央。中央不惟不咎既往，且将优予酬佣。若复执迷不悟，或优柔寡决，是自甘附逆，即自取灭亡，虽深加爱护，亦无能为力也，愿我将士三思之。”同时，蒋介石还发表《唐变时告前方士兵电》。蒋表示：“中正誓与前方诸将士共患难共生死，并誓竭个人之力，使前方将士脱离危险，获得安全。”又号召说：“我前方将士务一致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为革命奋斗，为主义效忠，为获取本身成功，而努力肃清叛徒，铲除逆贼，以发扬我革命军人之荣誉，而完成我革命军人之天职。”
二、冯阎结盟
蒋桂战争、张唐反蒋，均以蒋介石打赢而告终，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争斗在逐步展开，最后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在战前，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有一台拉来拉去的戏。
第一台戏是冯玉祥反蒋，结果冯玉祥失败。
蒋桂战争还未最后收场，冯玉祥就单独打出反蒋旗号。1929年4月下旬，冯玉祥在开封召集所部师长以上干部举行军事会议，部署部队集中在豫陕交界的潼关一带。冯这样做的意图是把散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几千里战线上的部队集中起来，首先把山东、河南的部队调出，全部西撤，待摆好阵势，先压阎锡山表明态度，再一道来反蒋，如果阎不从命，就先打阎，再打蒋。
蒋介石对冯的行动若明若暗，把握不定，知道冯要反，但为什么又向西撤兵呢？5月13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促其来南京。电文说：“今日党国安危革命成败，系于兄之一人身，尊恙即尚未痊，在京亦可静摄。为大局为革命，兄皆有力疾来京之必要，万不可因病而徘徊却顾。弟决如月初通电，俟总理奉安事毕，对于此次用兵负责辞职，藉资休息，以此企盼旌节，面商大计。”在电文中，蒋介石承认了“前此一、二两集团发饷未能一致”，又解释说：“纯为环境关系，非有畛域存在”，“弟绝无私有之意”，又表示：“以前中央财政，仅将东南数省为挹注，今后当使全国国税悉归中央，则各师自可一律由中央自接发饷，不再有行遇参差之嫌。”同时又大吹蒋冯之间的友情，“言公则兄为革命之勋旧，言私则我辈誓同生死，且兄又居弟之长，弟若稍有不利于兄之举，则人格破产，信用扫地，今后将何以见吾党同志，更何以统率各军将士而使之听命乎”。16号，蒋介石又致电冯玉祥“劝阻部下反动”。蒋介石列举了冯部在“向后撤退”、“隧道铁桥被毁”、“埋布炸药”等行动后说：“弟深信此必非尊意，务速查明，饬令恢复原状。”20日，蒋介石《再剀切致冯玉祥电》说：“我兄行谊磊落，众所周知，是何人斯，竟敢以称兵叛党之李、白相似，相似之不足，而又直间之于兄，是为其诬弟不相容之罪小，蔑视我兄革命人格之罪大”，“我兄朗爽逾人，有物必吐，为弟所深佩”，又抓住“近复见刘郁芬等铣电，有请我兄统五十万武装同志与弟周旋”这一事实说：“刘郁芬等不待兄命遽发狂呓，叛迹已彰，无可回护，兄若不先中央而严予处分，则盛名之累，固将及于千秋。”25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所谓“最后忠告”说，“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之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其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往昔之交谊，自咎规过之未周，惋疚交萦，觉犹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犹冀能保全始终也”，劝冯玉祥不要重蹈桂系的覆辙，“无论兄对弟之态度如何，而弟决不忍坐视兄之临于断涧危崖而不救也”。蒋介石又劝冯玉祥可以出国考察，说“兄能乘其过人之天赋，由忏悔而起彻悟，毅然自拔于牴羊触藩之环境，则一时过误，仍无损于大智大勇之本来，燎原之势未炽，徙薪之计宜早，如愿涉历海外，增益新知，或优游休养，重辟新路，中正当为婉曲代陈于中央，必有以成全兄之志愿，保障兄之安全”，对于冯的部队，“中央必爱护备至”，对于冯的意见，“亦当代陈中央，充分采纳，中正亦必保证其实行”。末了，蒋介石说：“吾辈处世，道义为重，苟利党国，敢避嫌讥，剖肝输胆，再为兄道，尊意如何，切盼惠复。”与此同时，蒋介石翻了一副脸孔致电第二集团军各将士，大骂冯玉祥说：“冯玉祥已甘为叛党叛国之军阀”，“冯氏叛迹昭著，已自绝于革命，即不啻自毁其历史”，“冯氏生平惯于背叛”。又煽动第二集团军将士说：“不甘以性命供冯氏之孤注，更宜及早图之”，“愿诸将士凛然于公私之界，顺逆之辨，反正效顺，保持既然之功绩，发扬革命之正义，中央亦必倚诸将士为干城，共图完成革命之大业”。
冯玉祥不理蒋介石的一再来电，继续部署反蒋的军事行动。在武胜关及信阳等处原驻部队均向后撤退，并破坏了武胜关隧道及附近的铁桥。蒋介石在给韩复榘的询问电中说：“据别路局电称，得职工报告，谓武胜关已有兄部驻兵，且构筑工事，同时在该处隧道敷设地雷，并欲拆卸武胜关以北及归德以西各桥梁之准备”，“又闻兄处继续扣留列车”。就在这关键时刻，5月22日，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给蒋介石两个“梗电”，表示拥蒋。韩这次倒戈，还拉了石友三一道，蒋介石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忽然接到韩复榘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复电嘉奖，并许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指挥，并派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又立即送现款五百万元（有的说一千万元）作为犒赏。在韩通电反冯以后，蒋介石就在5月25日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讨伐冯玉祥。
冯玉祥自韩、石倒戈以后，不仅精神上受到意外的严重打击，在威信方面也大为低落。虽然当时其他将领没有继续叛冯，但冯对西北军的自信心，已不如从前的坚强，而感到困难重重。据说，冯玉祥在华阴听到韩、石倒戈，感到痛心无以复加，日夜哭泣，咒骂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蒋下讨伐令后，阎锡山也由太原电冯，劝冯出洋，自己愿意陪同出国。冯的其他部队便全部退入潼关闭关自守，冯玉祥在蒋、阎两大势力的逼迫下，不得不于5月27日通电宣称“入山读书”。冯玉祥这次反蒋军事行动，还没有怎么动，最后以冯宣布下野而告终。
第二台戏是冯玉祥联阎锡山反蒋，结果冯玉祥被软禁。
冯玉祥宣布下野后，反蒋这口气没有出，就设法联合阎锡山来共同反对蒋介石。冯玉祥先派邓哲熙（原河南省民政厅长，在韩复榘任省主席之前，代理过省主席）、曹浩森（冯的参谋长）到太原找阎锡山，希望阎、冯共同反蒋。阎闪烁其词，约冯过黄河到山西来面谈。接着，冯玉祥以不得要领，又派邓哲熙到太原拢阎，冯面告邓说：“只要阎能够共同反蒋，除去不能应允亲到山西这一条件外，阎其余的条件，都可以接受。”邓受命后，由潼关渡河再赴太原。这时，正好阎锡山也派了李书城（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黄兴的参谋长，曾同阎锡山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又是冯玉祥的旧友，冯在搞“北京政变”时，任过陆军总长）过河到华阴找冯，表面上是安慰冯，实际上是劝冯离开军队，到太原去再出国考察。邓、李在风陵渡相遇，于是就一同返回华阴。李书城见冯后对冯分析了当时对冯的不利形势。说：“我看阎锡山的为人堪称诚实，他现在约你一同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同去。这样的做法，于你有利。你在军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还须要树立威信。你出国后，把军队交给将领，力量还是整个的，蒋介石决不能打他们。你在国外与外国的政治家往来接触，取些联络，有时对国内发表一些政治言论，借此增高声望。不出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自己的军队，其他反蒋的势力，一定会推重你。你振臂一呼，蒋介石非垮不可。”经过李书城的一番劝说，冯玉祥决定赴晋。6月，“二十一日，早四点，由华阴县启程赴太原。随行者，除余妻女外，有杨懋、雷季尚、陈国梁、尹心田等二十三人。总部各处领袖，徒步送车郊外，一一握手而别。四点二十分，开车东行。天明，抵潼关。孙良诚、张凌云、葛运隆、童玉振等，均先时在河湾等候。下车后，石敬亭、刘郁芬亦赶到。遂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谈，谓阎总司令部队，近亦因受蒋压迫，拟即放弃平津，与我自豫鲁撤回之军队，同病相怜。此后，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到底。现陈调元、岳维峻等，均已暗中联络倒蒋，蒋之末路，当在不远也。八点，过河，至风陵渡。晋军张副官长、赵团长率队欢迎。稍息，李书城、朱绶光、曹浩森、邓哲熙、丁春膏等至，遂共用早餐。十二点，与李、朱同车抵云城。原拟径赴太原，因遭车颠簸，头晕目眩，遂下车休息。旋宋营长、长清曾县长广领、刘晋升、杜蘅、关炳祥、薛士选、卫致和等，相继来谒。下午四点，朱绶光代表阎总司令设宴洗尘。”【47】冯玉祥在运城住了三天，24日晨启程赴太原，当晚同阎锡山在介休见面，25日同至太原。
当冯玉祥一脚踏上山西的地界以后，阎锡山就如获至宝，因为他有了冯玉祥这个政治资本，就可以大作政治投机，向蒋介石讨价还价了。冯初到太原时，阎锡山对冯百般安慰，发誓与冯合作到底。阎把冯玉祥安排在太原附近的名胜晋祠居住，每隔三五天必去看望冯一次，礼遇极优，同时谈了反蒋的办法，也准备些出国的服装、用具，真的要同冯一道出洋的样子，冯玉祥也对人说阎锡山是够朋友的。
这时，蒋介石一看这种形势，就派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并亲自到北平，邀阎面谈，拉拢备至。同时，蒋介石派张群、吴铁城等，携带大量金钱到山西活动，要求阎锡山不要容纳冯玉祥在山西避难。另外，上海反蒋的团体、西南反蒋的实力派，也都派代表到太原活动，力图促成冯、阎合作反蒋。
阎锡山到底怎么办呢？
他一手软禁了冯玉祥，一手搞了两套接待人马。
阎锡山自北平见蒋以后，就不出洋，也不谈反蒋，更进而不与冯见面了，把冯弄到五台县建安村软禁起来。冯住的地方由阎的卫队师警卫，房前、房后、房顶上都有人守卫。冯要见阎，阎总托词不见。冯忍无可忍，有一天坐上汽车开出建安村外，声言要去太原见阎。卫队师师长杜春沂阻拦无效，跪在冯的车前，求冯不要出村。冯怒而不理，仍命开车前行。杜赶忙电话令沿途驻军，把公路挖了一条大沟，使冯的汽车无法通过而被迫折回。冯感到受阎欺骗，非常愤慨，曾经计划化装出逃（当时冯的私人医生陈崇寿同冯的身材相貌有些类似，冯化装为陈崇寿），后又感到太冒险而作罢。
另外，阎锡山备有两套人马，一套专接待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另一套则专接各方面的反蒋代表，大谈其关于以阎、冯为中心的反蒋问题。
那时候山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凡是南京来的代表人物越大，蒋介石给的代价越高，则看守冯玉祥的部署就越紧；南京代表离开后，看守冯玉祥的情况就稍松一些。
冯玉祥这次想联阎反蒋，结果反被阎锡山作为人质而软禁起来，被阎作为政治上的砝码来要挟蒋介石。
第三台戏是冯玉祥的部将通蒋压阎，冯、阎又联合反蒋。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领看到阎锡山趁火打劫，非常愤怒；又由于军饷无着，急需接济，就活动通蒋压阎。当时，西北军的将领鹿钟麟在南京政府任军政部长，【48】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形势趋于缓和。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陈琢如去南京见蒋介石，弄到了一些给养补充。阎锡山见此情形，大为着慌，生怕西北军继续直接与蒋往来，他就会失去重要性。于是，阎锡山就急忙改变办法，在中秋节的夜间亲自找冯玉祥，答应与冯联合反蒋，叫冯命令西北军先发难，山西的部队马上跟着。
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出兵潼关，讨伐蒋介石。这次，由刘郁芬、石敬亭、宋哲元等西北军将领联名通电讨蒋，由宋哲元代理冯玉祥的总司令职务，由孙良诚任前敌总指挥。28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说：“冯逆反覆，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戕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忾同心，内奸不除，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民。”双方在交战中，西北军连打胜仗，进展甚快。但是阎锡山始终没有公开表示反蒋，晋军也没有发动跟进。这样，就影响了西北军的士气。加上，孙良诚不服从宋哲元的指挥，两人大闹意见，孙一怒之下，把部队突然后撤，造成全线混乱，纷纷溃退到潼关以内。至此，西北军仍旧恢复了闭关自固的形势。冯玉祥痛恨阎锡山的背信，愤而绝食（后经李书诚、王瑚等力劝，冯才复食）。这时冯只有一个想法：即拉阎锡山下水（指联合反蒋），自己才有出路；把蒋打倒后，回过头来再收拾阎，那就容易了。
这一次冯部通蒋压阎，结果被阎锡山又骗了一次，首先发难，又遭失败。
第四台戏是冯、阎再联合反蒋，揭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
冯玉祥鉴于自己被困山西，不能回到军中；而将领们又各有意见，不能相下。于是，他就命令当时在天津的鹿钟麟回陕负责。鹿由天津取道大同，路过建安村，与冯秘密晤面后，潜赴潼关，就任代总司令职务。
鹿钟麟到了西安，立即按照冯玉祥的指示，提出了“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据说，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密写了给鹿、宋等部将的信，说：“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甚，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鹿按照冯的旨意，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鹿对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鹿的代表与何应钦见面时，何为了拉拢西北军以消灭阎锡山，对鹿他们表示好感，并说：“只要西北军一经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鹿既与南京拉上关系，便开始计划与韩复榘、石友三联合起来攻打山西。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的同时，并派闻承烈、李忻去河南与韩复榘、石友三取得联系。韩电鹿表示：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即复电备致赞扬之意，并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弟指挥。”
西北军这些举动，引起了阎锡山的吃惊。阎是怎么知道的呢？有的说是韩复榘的人把他们反阎的密谋卖给阎锡山，有的说是鹿、韩的来往电文被阎的无线电台收听译出。阎锡山心里十分明白蒋介石的“削藩”计划正在次第实施：冯、李已被蒋挫败，坐镇关外的张学良正从事整理内部而和蒋的关系很为接近，眼看要轮到自己头上来了，阎还深感，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容许他的势力存在下去的。尤其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背后都有阎的活动，其中内幕蒋方完全明白，这笔账迟早蒋是要向他清算的。同时，各方面反蒋的代表正云集太原进行反蒋活动，一致对阎表示拥护。如果阎迟迟不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联合起来向山西进攻，阎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这时，冯玉祥知道了阎锡山已掌握了西北军的动向，就赶紧派人到太原代表冯向阎作了几点表示：“1.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2.我同阎先生要合作到底反蒋。3.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现在他们已向山西出兵了，如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他们打山西，而我冯玉祥绝不是这样背信弃义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阎锡山又亲自到建安村访冯玉祥，同冯又抱头痛哭一番，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
这次阎锡山迫于自身的利害关系，决心联冯打蒋。他自任首领，请冯玉祥回陕指挥西北军。在冯临行的前一天，阎用极“诚恳”的态度对冯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惟天可表。”阎锡山并立即交给冯玉祥现款五十万元、花筒手提机枪两百挺、面粉二千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冯玉祥在这个时候惟一的希望，就是能迅速回到军中，对阎锡山此时此刻的言行，当即慨然表示：对于已往之事决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反蒋。
这里所说的阎的“自身的利害关系”，是指阎同蒋的矛盾也是很深很久。
在北伐结束后分地盘上，阎占了便宜；
在编遣会议上，阎的方案被采纳，又占了便宜；
在冯玉祥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又占了便宜。
但是，当阎锡山假惺惺地电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并声明在出国前须检查身体，随即赴北平住于德国医院时，蒋介石一面同吴稚晖、陈绍宽一道亲赴北平挽留阎锡山，令冯一人出洋；一面又密召张学良到北平，张到北平行踪甚密，与蒋会面之后即匆匆返回沈阳，这一行动使阎锡山（当时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大动肝火，阎曾对其左右说：“蒋介石与张学良见面，不知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另外，在经济上，阎锡山有两件事同蒋介石的矛盾很深：一件是阎锡山兼平津卫戍总司令后，将平津两市的税款留用。1929年11月宋子文到北平，要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阎答应了这样办，就把平津税收机关的晋方人员全部撤出，同时向宋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饷项由财政部拨发。宋子文也答应了照办，可是实行了一个月就停止拨付了。另一件是阎锡山借口北伐时山西省银行曾垫付三千万元作为军费，申请发行省公债三千万元以资弥补，但蒋介石不准其发行。阎锡山为这两件事，对蒋介石恨极了。有一天阎锡山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他对人说：“中国人我最怕的是袁世凯，因为他是最聪明、最凶恶的一个家伙。他把辛亥革命时期的都督不是杀掉，就是赶走，而我却能够把袁世凯应付过去。以前，我以为蒋介石还可以相处，不料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
1930年1月间，阎锡山曾召集几个主要将领（周玳、徐永昌、杨爱源、孙楚）开会，说明了他的反蒋意图，说：“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从2月上旬起，阎锡山同蒋介石就展开了“笔伐”。先是主张礼让为国，共同下野，以弭争端；以后便是互相攻讦，措词一次比一次激烈。
2月9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说：“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点，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此责，弟与我兄有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者，党国历史之所不容也。”10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请共同下野，电文说：“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丧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主义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被破碎，国将何以全？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属，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12日，蒋介石复阎锡山电，驳斥了阎锡山主张“礼让为国”，“共息仔肩”。电文说：“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诚，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我兄革命元勋，党国安危所系，万不可肥遯鸣高，轻卸救国重任。……务望采纳愚诚，勿稍消极，取消下野之意，同意救国之功。”13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说：“今日非革命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的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愿钧座安其心而杜其口，锡山以为必能化险为夷也。……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多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电文仍意在请蒋共同下野。18日，阎锡山再电蒋介石说：“闻钧座接十三日电，赫然震怒，将下令动员，大张挞伐，惶恐无既。锡山如有负钧座之心，当发于前此危急存亡之时，必不蠢动于协助平乱之后。如必以此罪锡山，无须劳师动众，但一纸命令，无不服从。”21日，蒋介石复电阎锡山说：“似是而非之论，重相责难，良可惋惜。兄于本党革命历史，或尚未尽明膝；故骛礼让之虚名，责中正以引退，而不知兄议果见实行，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本党武装，阻止本党革命，此所以中正万万不敢从命也。”22日，蒋介石又复电阎锡山，把他的主张归纳为二点：“一、兄自行取消礼让引退之议；二、兄实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实施编遣。”而且还说：“往复辩论，将如庄生所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徒乱人意，终无裨益。”“文电往还，无补高明，徒灾梨枣，甚为戚然不安也。”24日，阎锡山电责蒋介石一手操办国民党三大说：“全体大会为党国最高机关，不可贻人以口实，必须设法消除。三全大会代表四百零六人，而指定者二百二十一人，圈定者一百二十二人，纯粹选出者七十三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是党之议决，而外间之不直者，以为指定之过半数以上之会员大会，非国民党三全大会，乃钧座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亡，实肇于此。”26日，蒋介石反击阎锡山的电文，对三大进行辨正，电文说：“兄乃谓三全大会乃中正之三全大会，因谓编遣讨伐无异中正个人之命令，非特厚诬中个人，且厚诬第二届中执委员会与党员全体矣。”又说：“无论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总之兄不明革命原理，不悉本党历史，始分党事国事为两截。”蒋介石要阎锡山“临崖勒马”。
正在“笔伐”逐步升级的时刻，1930年3月10日，冯玉祥由山西到达潼关，他的妻女仍留在太原。冯回到潼关，鹿钟麟他们是又喜又惊，喜的是老长官回来，西北军的残局负责有人，惊的是驱阎取晋的秘密计划势将成为泡影，因而感到进退两难。鹿见冯后，向冯请示今后的大政方针，冯坚决回答：“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也有的说，冯玉祥当时对他的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三、中原大战
冯阎结盟后，阎锡山一面准备作战部署，一面通电伪称下野。于是，1930年3月10日，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等二十三人发出“元电”，挽阎打消去志，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13日，晋军将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周玳等二十余人也联名发出“元电”，坚决挽留阎锡山。14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五十七个将领通电全国，一面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要蒋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一面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赶忙采取两手对策。
一手是软的，争取冯、阎不反蒋。3月初，蒋介石电告第三集团军将领，说：“中央对百川倚畀之重，待遇之隆，当为我全国同胞与全军袍泽所共知。”“所望认清是非，力持正义，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固党国所利赖。”同时又指使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摒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冯玉祥亲拟复电，大骂吴稚晖是“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等到太原，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事，阎提出要发清平津卫戍部的欠饷并以后按月发放，同意山西省发行公债。蒋介石对这些条件不作确切答复，阎十分生气地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蒋介石见方本仁等对阎锡山拉拢没有成功，又派赵戴文（赵是阎锡山推荐去南京政府任监察院院长）持蒋介石的亲笔信由南京赶到太原劝阎锡山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又说：“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还说：“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吗？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阎锡山听了这番话，对讨蒋又发生了动摇。原来拟妥的讨蒋通电送给张学良征求同意，并请张学良署名后由沈阳发出，这时一听赵戴文的话，赶紧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道阎锡山在搞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认为阎是拿他耍着玩，对阎深为不满。到后来阎再决心反蒋时，派人到沈阳向张学良解释，此刻蒋介石早已抢先派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阎派去的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重视。
另一手是硬的，准备以军事力量打垮冯、阎。4月，蒋介石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的罪恶：“一、假革命之名而攫取权位”，“二、残害同志劝袁称帝”，“三、假名树治搜括民财”，“四、摧残教育实行愚民”，“五、破坏交通扰乱金融”，“六、煽动冯唐破坏统一”，“七、妄发主张藉端倡乱”，“八、勾结反动倾危党国”，“九、封闭党部拘捕党员”，“十、阳唱出洋阴行南犯”，“十一、勾结外人卖国求助”，“总之，阎逆为背叛中央，满足野心之故，不惜以华北民众为牺牲，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其卖国求助之罪，较冯逆之勾结苏俄，断送蒙古新疆，实有过之无不及”。还一并历数了冯玉祥的罪恶有：“甲、勾结苏俄，招纳共党”，“乙、破坏交通，图碍奉安”，“丙、拥兵割据，反抗中央”，“丁、嗾使桂系，称兵叛变”，“戊、吞没赈款，霸占赈粮”，“己、苛征暴敛，强迫种烟”，“庚、惨杀民众，摧残舆论”，“以上七端，特就其大者而言，有此七罪，已属死有余辜，况冯逆种种劣迹，尤有笔所难宣者，虽欲以细行欺世，谁其信之”。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及《阎锡山扰乱党国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说：“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野心，和平将消弭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和平而后快。”说阎锡山“狡诈为心，阴险成性，常欲以别人供牺牲而立于不败之地，对中虽貌示服从，对地方则嗾使叛变，纵横捭阖，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说冯玉祥“迭次谋叛，幸逃显戮，缉榜犹悬，野性复炽，此次受阎逆庇护，又图死灰复燃，啸聚潼关，进犯郑洛，与阎逆共肆披猖，作反革命之大团结”。蒋介石表示要坚决“讨伐”阎、冯，认为“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此外，蒋介石还策动了两湖、两广、川、苏、皖、赣、闽等省及上海、天津、武汉等市的党部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讨伐阎锡山。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蒋介石亲自在汉口召开京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对各将领训话说：“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人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当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加重了语气。与会的将领，深感杀气腾腾。
当时双方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讨蒋联军方面：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并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拟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反蒋；内定刘文辉（四川）为第六方面军、何键（湖南）为第七方面军；又加派樊钟秀（非直属部队）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抱着争夺国家元首的野心，在这次战争中拿出他的全副资本，把晋军全部兵力动员起来参加战斗；冯玉祥也把他的西北军二十六万兵力全部动员开赴前线。他们要对蒋介石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阎锡山将陇海线正面作战任务和津浦线全部作战任务包了下来。冯玉祥主要担任平汉线作战任务。李宗仁鉴于“区区数万之众”，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冯、阎友军会师中原。
面对联军的攻势，蒋介石将部队编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榘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徐州、砀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浚统率，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1930年5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讨阎誓师词》。11日，蒋、冯、阎中原混战正式打响。陇海线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双方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陇海线方面进行较量。初战，蒋军来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联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蒋介石亲自到归德督战，想一举把陇海线正面的晋军打垮。此时，联军重新作了部署，全线发动攻势。阎锡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三百二十四门大炮的火力，实行墙壁射击，蒋军损失惨重。冯玉祥派去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增援晋军，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且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把蒋介石的精锐陈诚部几度包围，杀伤很大；郑大章的骑兵奇袭归德，差一点生擒蒋介石。在周佛海写的《往矣集》上有这样一段叙述：“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卫兵（当时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这时反蒋的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上又打了败仗，与蒋有密切关系的人就问蒋：“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介石愤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经过几次激烈的战役，冯部消耗很大。阎锡山对冯部的补给，开始时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仅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在津浦线上，蒋军于7月中旬开始反攻，晋军节节后退，蒋介石在7月24日给中央的呈文中说：联军“万选才就俘，樊钟秀炸毙，孙殿英被围，土匪行将次第消灭。而阎、冯寇部屡次冒死来犯，迄不得逞，徒自伤亡其精锐。最近闻我方增加部队将到，其恐慌愈甚，其为困兽之斗亦愈烈。本月十一日起至二十日止，此十日中，逆军竭全力以攻我陇海正面，攻我平汉各军，攻我围毫部队，而皆自取覆灭。今其全力竟皆丧失已尽，解决不难立待也。”【49】阎锡山“急来抱佛脚”，特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赶到郑州见冯玉祥，请冯救援。冯为了顾全大局，自不能对津浦线紧急情况袖手旁观，于8月上旬在陇海线又发动了全面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这时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就分电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亳州各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二级，赏洋五万元。而同时，由于连日大雨不停，冯部的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这样，蒋介石的颓势有了扭转，冯部没有起到支援晋军的作用。晋军于8月15日放弃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大军纷乱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铁桥上被蒋部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甚惨。蒋介石在8月16日给中央的战报中说：“我右翼军蒋师已于十五日下午二时确实占领济南，并因我军先绕道占领黄家庄等地，逆敌只一小部分渡河北窜，其余全数被擒，是役俘虏官长无数，获步枪二万余支，大炮二百三十门，其他辎重弹药极多，逆敌仅有之飞机三架，亦不及运回，其狼狈窜逃情状，概可想见。查阎逆据济南以后，自诩胜利，号召各派反动分子妄思组织伪政府，日嗾冯逆玉祥积极攻击陇海平汉两路，幸赖各将士忠勇奋发，一致努力，卒能克复济南，击溃晋逆主力军。现津浦路我军正分路渡河追击，胶济路各军亦早协同前进，晋逆必可完全歼灭，冯逆残部闻风胆落，而日来向我各部作最后之猛烈攻击者，昨晚完全沉寂。此据报告，且已呈溃退之象，我军部署追击，就不难一鼓荡平。”【50】22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的部将。训令说：“阎锡山冯玉祥倡乱魁率，法无可宥，至其所部将士，皆曾为革命尽力，徒以冯阎胁制，乃至误入歧路。其情实有可原，其遇尤为可悯。现拟重行传檄，明白告诫各该部将士，果能大义灭亲，擒解祸首，听候中央惩治，自当特予懋赏，但使自拔来归，迫令其祸首阎冯卸除兵柄，驱逐于其所谓防地者之外，杜绝割据弄兵扰乱党国之野心，则各部本为中央军队，就必仍与中央各军享受一律待遇，决不稍有歧视，并以各军反正附义时期之先后，以为论功行赏次第之表率。”【51】24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再次明码标价：先占领巩县者赏洋二十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9月6日，蒋部发动对冯部的总攻。
正在这时，张学良不骑墙了，于9月18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支持蒋介石。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张学良知道他在这次混战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他虽然在北戴河避暑，其实是在那里根据战争进展，考虑着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联军的五十七位将领于3月14日联合发出通电后，联军和蒋介石都派代表云集沈阳，拉拢张学良。阎锡山先派行营主任梁汝舟，旋又加派其军械处长张维清、山西省建设厅长温寿泉去沈阳活动。冯玉祥派邓哲熙、门致中先后抵沈阳活动。蒋介石派前江西省主席方本仁、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刘光去沈阳活动。张学良当时只表示他本人不参加内战。3月末，蒋介石又派吴铁城到沈阳加紧拉张。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的代表均行参加致祭。6月3日，张学良三十岁生辰，蒋介石又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21日，南京政府发表特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由张群将特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表明态度，立即出兵入关。张学良还是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7月间，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该岛建港工程开工典礼，在该岛停留了二十多天，蒋介石派刘光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到葫芦岛密交张学良。后来，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蒋介石又派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往。冯玉祥、阎锡山也派了贾景德、薛笃弼、杨廷溥、孙繁蔚、门致中赶到北戴河，并由傅作义以私人资格，从中奔走。汪精卫也派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人到北戴河谒张。冯、阎、汪从另一方面拉拢张学良，他们以另一个陆海空军副司令和政府副主席来作为张学良的反蒋的条件。这时，张学良的态度是名义上服从中央，举动上以东北四省利益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下，张迫不得已，曾以口头向张、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8月中旬，蒋军攻下济南，阎军退至黄河以北。张学良于8月底返回沈阳，于9月10日召开东北军高级会议。在这个会上，张学良讲了一番很漂亮的话。他认为，蒋、冯、阎都不是好东西，“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最后张表示：“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于是就在9月18日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进兵关内。
在蒋军的强大攻击下，晋军撤至黄河以北，接着又撤回山西老巢，冯部并不知晓晋军已北撤，仍以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力下继续对蒋军作战。但是冯玉祥的将领有的自由行动，有的投降，冯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取胜，冯、阎失败而结束。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同阎锡山会面，商定阎将军政交给徐永昌，冯将西北军交给鹿钟麟，他们两人出国暂避，实际上两人都未出国，阎锡山避住大连，冯玉祥移居汾阳。
这时，蒋介石急忙要迅速回师江南对付红军。他在8月22日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说：“洪水猛兽之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际，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寝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52】于是，他对善后问题的处理故示“宽大”，要冯、阎下野，将收拾华北残局的全权交给张学良，对河南方面的军事也摆出一了百了、以政治和平解决的姿态。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后，就赴南京同蒋介石研商华北善后事宜。张学良由南京返回天津，即召晋军的将领到天津开会，将晋军加以整编，由原来的十个军四十多个师缩编为四个军八个师，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人为军长。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则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化整为零，一个一个吃掉。把西北军的主要将领委派为某路某路的指挥，调换了驻地，把几支部队隔离开来。把退入山西的部队改编为二十九军，由宋哲元任军长。冯玉祥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西北军就这样瓦解崩溃了。
四、扩大会议
还在桂系反蒋、冯玉祥反蒋均告失败的时候，阎锡山在反蒋问题上举棋不定，就请汪精卫【53】北上合谋。汪考虑了几天，派陈公博和王励斋北上。他们经天津转赴北平，见阎锡山对发动反蒋问题有不少顾虑：“其一，冯焕章那时已久居太原，他因为军事失败，遂下决心单身入晋做说客，他和阎先生会于介休之后，阎先生请他住在太原的郊外，派兵警备，形同软禁。冯先生虽然屡次表示服从阎先生的指挥，但冯先生在阎先生的心中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他的部将也是不容易指挥的，这样随便发动，是不是会上当？其二，表示服从阎先生的还有石友三和孙殿英诸人，石友三曾反对过冯先生又最近反过蒋先生，而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室皇陵的英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先生所易驾驭。其三，北方若出兵南下，侧面最容易受威胁的是东四省的张汉卿，这个东面的外交办不好，殆未易在中原争霸。其四，阎先生的不稳消息传出以后，南京曾托许多人调停，最主和平的要数阎先生的老朋友赵戴文，阎先生的踌躇不决这也是重大原因之一。”【54】
等到冯玉祥回到军中，陈公博和王励斋到了太原，向阎锡山建议：“是干就要快，因为缓了，在军事难得占上风，在政治容易灰了海内的热望。”
中原大战爆发后，1930年7月13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和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等，联合反蒋。在北平怀仁堂召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广州二届中央执委参加扩大会议，发出了《提议宣言》，大骂蒋介石：“蒋逆中正叛党之罪擢发难数，其最大者，就党之实质上，则尽弃总理所遗留之主义及政策，对外断送国权，对内则戕贼民众；就党之形式上，则尽毁民主集权制度，造成个人独裁，更不恤以指派圈定之法，制造所谓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遂其垄断之欲，驯至党内分崩离析，祸乱相寻，迄无宁日。”又说：“最近阎、冯诸同志呼吁和平，而蒋逆悍然不顾，必欲穷兵黩武尽除异己而后快，全体武装同志乃不得不再接再厉，与蒋逆作殊死战，斩除祸本，以全党基。”西山会议派也发出了《赞成宣言》，大骂蒋介石：“蒋逆中正用不正的手段破坏团结之党，以攫党政之权”，“借本党之名，肆个人之欲，一切行为违反本党主义，一切用人悉属自己爪牙，以致对外则丧权肇祸，对内则残害民众”。又表示支持阎、冯反蒋，支持汪精卫反蒋。于是就在13日，扩大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斥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说：“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度，蒋则变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政，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以致党既不党，国亦不国。去岁以来，分崩离析之祸皆由此酿成，蒋不惟不悛，且方以摧残异己，屠戮无辜为快心之具。综其罪恶，实不容诛。同人等痛心疾首，誓为本党去此败类，为国民去一蟊贼，务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在最短期间必期依法召集本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解除过去之纠纷，扫荡现在之障碍，使本党主义及政策得以实现。”31日，发表了《扩大会议灭共驱蒋宣言》。8月7日，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张，发表了《蒋介石借党政名义实行独裁》的宣言，痛斥蒋介石“借党治之名以行个人独裁之实，举历年以来艰难培植之民主势力，摧毁惟恐不尽，复以钳制反对摧残异己之故，不恤激起内战，使已告统一之国家复陷于分崩离析”，表示扩大会议“誓竭其能力扫除蒋中正个人独裁之黑暗政治，使总理救国之主义及政策得以实现”。同时，在扩大会议上选举了汪精卫等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扩大会议工作；选举了阎锡山等七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
由于中原大战中联军失败，“济南这一战，扩大会议的命运也随此告终了”【55】。但是，阎锡山为了挽救局面，于9月9日在北平宣誓就职国民政府主席，宣布国民政府成立。传说，阎锡山选定9月9日就职，是寓“长治久安”之意（“久久”），而实际上这个国民政府只有十天就完了，因9月19日（实为20日）扩大会议就撤离北平到太原去了，成了阎锡山的一个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所以有人就打趣说：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就职，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扩大会议其不能久矣。
汪精卫到了太原之后还不死心，搞了一份《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由扩大会议于10月27日通过，并在天津《大公报》上分四天刊登，洋洋二百一十一条，实际上只能作为反蒋派在这个时期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