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编遣会议
一、汤山会议
国民革命军克复北京后，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直隶改为河北，北京改为北平。26日，蒋介石偕吴稚晖等，由南京启程，绕道汉口，邀李宗仁偕同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泊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至北京。6日上午8时，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也赶到参加。蒋介石发表《祭告总理文》说：“溯自我总理溘死，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愿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
7月11日，蒋介石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稚晖、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在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之准绳。
会前，在6月24日，蒋介石就提出一份《呈请设立裁兵善后委员会文》。文中说：“窃我军此次誓师北伐，赖先总理在天之灵，与夫将士之奋勇肉搏，不两个月间，奠定幽燕。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惟是一切善后敷施，经纬万端，既须有精密之规划，尤应有专责之机关，以期事半功倍，成效易于昭著。中正筹思所及，爰拟设裁兵委员会。由中央选委重要人员为主任，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是会似应于最短期一月内筹备成立，切实进行，庶几化兵为工，可期早日实现。”【41】这时，四个集团军对于他们各自地盘的分配，自有各的打算。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占有广东及华东富庶地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占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第三集团军阎锡山占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两市，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占有广西、湖南、湖北及汉口市。这样一来，矛盾就来了，除蒋、阎的地盘是理想的外，冯的大部分是贫瘠地区，山东的胶东和济南还在日本人手中，而且没有一个海口，李、白则嫌地盘太小。但由于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然争夺，只好隐忍不谈。
在汤山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战争基本结束，今后进入建设时期，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可能负担这样庞大的军事费用，今后必须精兵简政。各个集团军中质量较好的应当分别编成若干个师，作为中国的国防力量；而其余老弱则应当大加淘汰，分别遣散，以节省国库的开支。至于具体措施，即各个集团军应当各留若干师，如何编制，可以从长计议，但是一般的标准应当先予商定。他主张于中央政府机构改组的同时，举行一个编遣会议。并当面邀请冯、阎、李、白等人和他一路到南京，立即举行编遣会议。
会上要讨论的蒋介石提出的《军事善后意见书》是这样说的：“北伐完成，军事急应结束，裁兵节饷，从事建设，已成全国一致之要求；惟革命尚未成功，建设尤须保障，整军经武亦未可视为缓图，职是之故，吾人于疑覆北方军阀之后，乃有两种极大之责任。一面当裁汰兵额，移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一面当充实军备，保持国家与社会之安宁。”又说：“吾人以促进国家统一为职志，而反对军人把持地方，但若有借口统一以把持中央，吾人亦坚决反对之，裁兵能否实行，军备能否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进行之始，必以大公无私之心，收集思广益之效，非任何人所得阻挠，亦非任何人所得把持。”同时提出：“拟分全国为十二军区：一、苏皖赣，二、闽浙，三、两广，四、两湖，五、四川西康，六、云贵，七、陕甘，八、鲁豫，九、燕晋，十、热察绥，十一、东三省，十二、新疆青海（外蒙、西藏当别定办法），每一军区所驻军队，以四万人至五万人为限。各军区长人选，由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推荐，军事委员会审议，分别任命，每军区内裁兵剿匪，及一切整理军队事宜，均予军区长以全权，责令于一年以内办理完善，或疑军区制有分割地盘之嫌，则可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以杜把持政治之弊。”【42】
会后，7月20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军事整理案》。蒋认为：“军政告终，当前之事最急者，厥有二端。一、军队的党化，二、党的军队化。如军队不能党化，空揭革命之帜，而躬蹈军阀覆辙，则革命结果，毫无意义。”“惟有将全国现有个人系统之兵，地方系统之兵，及学系之兵，合而治之，以本党为中心，以国家为前提，悉成严守党纪之国军而已，既有收束整理之必要。故今后军队，应分编遣两途。精锐编为国军，编余分别遣散。”具体方案，蒋介石提出了这么几条：一、国防会议为最高军事统率机关，隶于国民政府。二、国军之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及后方部队，先抽最精锐及立有战功各师，归中央直辖，先编六十师，再求精减为五十师。三、编遣部队裁遣方法，另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工兵设计部及屯垦设计部等五部来接纳裁遣的部队。四、军事整理，属于陆军如上述，海军从新建设，设航空局，兵工厂分两期整理，军事学校要统一设立且恢复军医、军需、兽医学校，整理现有要塞，政训部专任内部训练和教育士兵。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编遣”主张，冯、阎、李、白等人因蒋说得冠冕堂皇，无法公开反对，但心里都很明白，这是蒋介石打算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壮大自己的势力，好使其权力凌驾在各个集团军之上，以便等待时机，各个击破。同时，冯、阎、李、白也都想利用编遣的机会，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尤其是冯、李早对地盘的分配感到不满，更想借机调整。所以当蒋介石提出编遣的主张后，冯、李、白等都意见很多，只有阎锡山一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而且对蒋介石的意见唯唯诺诺，表现一副十分恭顺的态度。这一方面固然是阎锡山多少年来的一贯作风，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这次地盘分配中，由山西而发展到冀、察、绥三省和平、津两市，颇为踌躇满志。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看出蒋介石的阴谋毒辣，犯不着和冯、李等人一道与蒋对抗，为他人火中取栗；不如利用各方面的矛盾，坐观成败，从中取利，还可以在各方面都博得好感。
二、编遣会议
汤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怀鬼胎而南下。1928年7月25日，蒋介石南下，冯玉祥联袂离平。28日，李宗仁也南下，阎锡山却回到山西老巢，借口侍养父病，在山西逗留“居奇”，直到为编遣问题蒋、冯、李吵得难分难解时才于12月中旬到达南京。
在编遣会议开张前，国民党于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致《开会词》。他说：“回想自从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七年八月八日之今日，总理交付我们的军事时期才告一段落。不过从今天起，就是从五次全会开会之日起，我们要继续国民革命，开始去作训政时期的工作。”全会通过了《政治问题案》，提出：“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逐渐实施。”即决定实行“五院制”，还通过《整理军事案》，规定：“（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军队之组织，更必须十分完备，方能使全国军队成为真正之国军；逐渐实行征兵制，以收内安外攘之效；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之制度及习惯。”“（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三）军事教育之统一，为完成国军之基础。……各军各地方，不得自设军官学校及类似军官教育之学校。”“（四）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全会还决定：“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同时，蒋介石还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希望这三个人长期住在南京。这实际上是蒋介石采取的“调虎离山”的“削藩”之举。
根据汤山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军队编遣的决定，在南京非正式地讨论过几次军队编遣的问题。
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编遣的几项标准，说什么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有作战功劳者编，无作战功劳者遣；枪械齐全者编，枪械不全者遣。而他的第二集团军，这四项标准中应编的条件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何应钦就问：“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说：“多少还不敢说，在四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
在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倒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了。主张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
以后又开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大家话不投机，离题越来越远，几乎成了僵局。
阎锡山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南京。何应钦马上来见阎，谈了编遣会议的方针，特别谈到冯玉祥所提的方案，最后何应钦表示：“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在会上共同研究。”何还说：“蒋先生意思希望在四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之后，阎锡山就搞了一个方案，五十个师不变，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个到八个师，其余六个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阎的这个方案事先写成书面，交给何应钦转交蒋介石。
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训辞，说：今天是编遣会议开幕的第一天，是统一中国后应有一个会议，是把整理军事的责任负担起来，被编入的，是要他再任捍卫苦役，无可羡慕，被遣了，就可以另外生个方法，去替人民做些生产事业，利国利家。接着，蒋介石就以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致答词。他说，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这个编遣委员会是集合忠实的军人领袖与党的领袖成立的，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共同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是像从前的把戏，专集中权力在一个人手中”。蒋介石还专门作了一个《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报告，认为“国军编遣委员会是根据五中全会决议案和北平汤山军事整理案而成立的”，详细介绍了日本维新史中长、萨、土、肥四雄藩当时自处之道，“借彼鉴此，他山攻错，便知今后救国自救，全在我们一念之转移，益感我们对党对国所负责任之大，功首罪魁，惟我们自择而已”。他一再说：“照现代国家的通例，把军队集中到中央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我们不想实行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主义，要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要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要件的军权，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会议发布了《国军编遣委员会开会宣言》，明确表示这次编遣的四项原则：一曰不偏私，“国军裁留之标准，乃认为全国所有之军队为一整个不可分之单位，整个的国军之下，不认再有其他之单位”；二曰不欺饰，“务以公开与诚实为标准，我军事同志各有革命之觉悟，自当不欺、不隐、不夸、不诬”，“务使此次裁编，名实表里绝对一致”；三曰不假借，“为厉行精兵主义而裁兵，誓当一秉救国之本怀”，“对于裁编、遣置，决不使国帑有分文之妄费，决不使被遣士兵有一人之不得其所”；四曰不中缀，“十七年来纷如乱丝之军事现象应使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丽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
成立典礼之后，连续开了一个月的编遣会议，具体商议编遣问题。当时各集团军的人数，李宗仁回忆说：“第一集团军为最多，约二十个军，四个独立师，共五十余万人。第二集团军共十个军，八个独立师，合计四十二万人。”【43】第一和第二两个集团军，即蒋介石和冯玉祥，就成为编遣会议中争斗的主要两家。会上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1月5日的第一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会议规则》，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说：“九点，赴第一次编遣会议开会，宣言中有一不偏私，二不欺饰，三不中缀数语，观与会人之精神，我国前途，洵有无限之希望也。”8日的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临时秘书处组织规程》。11日的第三次大会上通过了《确定军费总额实行统一财政办法提案》，冯玉祥在这一天日记中谈及：“下午三点，开编遣会议第三次大会，讨论全国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草案并编遣进行大纲。……余以此事极其重要，遂毅然赴会。开会时，蒋主席主张付审查，无异议，并推定余为审查委员长。”14日，冯玉祥在日记中说：“开国军兵额及实施编遣办法大纲编遣进行程序大纲审查会议。决议事项：（一）兵额不得过六十师；（二）编遣办法会同农矿工商财政各部提案，分别规定；（三）编遣程序先行调查各集团军实在状况，造具各项精密统计，然后决定。”17日的第四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外，其余应分为左列六个国军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一集团之各部队；第二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二集团之各部队；第三区，专管编遣原隶第三集团之各部队；第四区，专管编遣原隶第四集团之各部队；第五区，专管编遣原隶山东省之各部队；第六区，专管编遣原隶川、康、滇、黔各部队。”还规定：“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过六十五师，骑兵八旅，炮兵十六团，工兵八团（共计兵额约八十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入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为止。依此定额，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一万万九千二百万元，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师。”22日的第五次大会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区办事处组织大纲》，决定在全国设立八个办事处：中央直辖各部队编遣办事处（南京）、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办事处（上海）、第一编遣区办事处（南京）、第二编遣区办事处（开封）、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北平）、第四编遣区办事处（汉口）、第五编遣区办事处（沈阳），及第六编遣区办事处。同时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服务规程》。
在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即各集团军怎么个编遣时，蒋介石对准第二集团提出编遣第二集团军的计划；冯玉祥也不买账，立即提出一个裁兵原则：（一）裁弱留强；（二）裁无功留有功。冯指出：“第一集团军内所收编的南北部队十余万人，应该首先是裁撤的对象。如今这些收编的部队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规部队，实有欠公平。”结果在议过来论过去的过程中，多数赞同阎锡山的提案。很显然，阎的提案对蒋介石有利，虽然蒋的力量同冯相等，但蒋介石另外可以支配中央编遣区，也就是说有六个至八个师可以再归他指挥。李宗仁看到阎锡山的方案带有离间蒋、冯的性质，所以也倾向于阎案。这样一来，冯玉祥就称病请假，不到军政部办公，编遣会议也派代表参加。蒋介石曾派孔祥熙前往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回忆说：“我们有时到冯的住处去‘探病’，只见他卧房里炭火熊熊，冯氏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张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真有大病的样子。”又说：“蒋先生有时也亲往探望冯氏，并嘱他好好静养。”【44】冯玉祥自己说：“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者云，系神经衰弱症。”
1月25日，编遣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词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一实行起来，才算完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它实行起来，我们不愿意铺张了许多抽象的很好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及其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交通兵团、一骑兵师，每师三旅，共二十四万余人；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二十二万人；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二十万人；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二十三万人。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维峻、任应岐、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二十二万人。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一独立团、两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一队、铁甲车一大队，共计约十二万人；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旅，约四万人；云南现有六师约三万人；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十八万人；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黄绍竑、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十二万人；贵州约两万人；海军陆战队约八千人。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人，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嚆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造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五十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45】。
编遣会议收场后，连续发生了两场新军阀混战，一场是蒋桂战争，另一场是蒋冯战争，蒋介石都占了上风。于是在1929年8月1日，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编遣实施会议。蒋介石在开会词中说：“今日的事势，很明白地摆在眼前，只有裁兵乃能完成革命，只有裁兵乃能实现三民主义，只有裁兵乃是我们武装同志保持革命历史与功绩的最上上策。”又表明态度说：“中正个人如有一毫自私自利，或不诚不实不公不道的言行，则同人讨之，神明殛之！”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实施编遣为国家民族生存之大道》的训词。他说，编遣会议以后七个月以来，何以尚未切实编遣军队，而尚有待于此次编遣实施会议的呢？“谁知并非别故，就是由于中央要实施编遣，而有一部分带兵的，自摒于革命阵线以外，不肯奉命去实施，而作最后的一逞，于是形成事变，耽搁了编遣。”蒋介石马上答词说：“刚才听了中央代表的训词，我们十二分的惭愧，今后更当抱定决心，向前努力，当然不敢放弃编遣委员会的责任，切实的讨论编遣实施办法和具体方案，以达到裁兵强兵的目的，以实现总理的兵工政策，期望于短期内完成国民革命；对于中央所希望我们的，我们当诚意的接受，并努力做去，中正不敏，愿与到会诸位同志、诸位武装同志共勉之。”何应钦还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国军编遣实施会议之意义》的演讲。他大讲了编遣军队的八大意义后说，编遣会议后“有少数自私自利的野心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编遣会议的议决案，宁为军阀之续，一再迁延。直到封建势力崩溃，野心家志不得逞的今日，然后才得召集编遣实施会议，使编遣大会的议决案，以次见诸实行。所以此次编遣实施的使命，乃在实行编遣大会的议决案，切实编遣军队，汰弱留强，化私为公，以求全国军队之整理与统一，本会议的精神，即重在实行；在此会议当中，如兵额及编制的决定、裁兵的标准，暨对于编余官兵的遣置，都要详详细细地定出办法来，马上求其实现”。
在这次实施会议的过程中，又通过了一系列规定。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点验实施规则》、《国军编遣委员会实施编遣惩奖条例》，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陆军编制原则》，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安置编余官兵实施办法》、《国军编遣委员会编余官兵分遣办法》。各个编遣区主任分头在会上报告了各自的部队编遣情况。何应钦报告了中央第一、第四各编遣区的情况，鹿钟麟报告了第二编遣区的情况，周玳报告了第三编遣区的情况，鲍文樾报告了第五编遣区（东北）的情况，刘峙报告了湖北各部队编遣情况，何键报告了湖南各部队编遣的情况，陈济棠报告了广东各部队编遣的情况，此外，前第四集团军驻北平部队编遣特派员及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李明瑞分头报告了两地部队编遣情况。
8月6日，实施会议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并宣读了《编遣实施会议闭会宣言》。他说，“这次会议是要把第一次编遣会议的决议案整理实行”，“这次会议是把今春会议所定的纲领原则，谋切实施行之详细方案”，“没有今春的会议，则党国整理军事的政策决定不下来；没有这次的会议，则已经决定的政策无法见诸实施”。接着，他驳斥了对编遣的种种疑虑和批评。针对“有人说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权威如何”，开会是没有什么用的。蒋说，这次会议“不但是要本着民主集权的精神，以谋编遣大计之实施，且可把编遣实施会议的后果，当着寒暑表、风雨计，拿来测验我们武装同志对于党的认识之程度如何，也就在此一举了”。针对有人说我国现有的军队有两百万以上，而编遣会议规定全国缩编为八十万，“未免太急了”。蒋说，养八十万人的兵，军费要超过全国的岁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竭我们的国力，只能暂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俱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地缩减，这就表示我们毫无能力，就表示我们对于国家毫无诚意；我们就不配再谈什么革命，更不配自己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国家了”。针对“有人说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否则“把数万冗官、百万士兵限令遣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蒋说：“照现在国家的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麻，即行裁遣，再把平昔滥着冗兵之经费，移作种种建设事业之用，那时不但被遣之冗兵易得安置，就是冗兵外之失业壮丁也可以谋生，这才是消弭匪患的通盘办法。”针对有人说现在决定一、二、三、四及中央各区各编七师至九师，“只注意努力均衡，不注意部队素质”。蒋说，“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互为调剂”，“一经编成，皆直辖于中央，一视同仁，更不必怀着集团成见，对于现定的过渡办法而有所不满了”。最后蒋介石调子很高地说对两次编遣会议的决议案实施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革命与不革命”、“革命与假革命”的“攸分”。
8月18日，蒋介石发表了《为实施编遣电告海外侨胞》，明确提出：“全国兵额，由一百六十万减至八十万，于三个月内竣事。”要海外侨胞给予经费资助，“除派员分赴各埠外，务希踊跃襄助，尽力认募，庶巨款得以早集，编遣得以完成”。20日，又发表了《为实施编遣电告全国各机关团体》，再次提出编遣的数额及完成的时间，“务祈各省政府切实协助，各民众团体踊跃参加，事急燃眉，痛逾切肤，民国存亡，视此一举”【46】。
这次编遣实施会议及蒋介石的空喊，最后都被新的一次新军阀大混战——中原大战所代替，蒋介石用武力解决了其他集团军的兵力，使之统归于他的指挥棒下。
第四节 中原大战
一、蒋桂战争
在编遣会议上蒋、冯矛盾未决且日益激化的时候，桂系就同蒋介石先干起来，爆发了蒋桂战争。
在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结束时，桂系达到了全盛。当时，白崇禧盘踞华北。自以第四集团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率领李品仙的第十二路军，于1928年6月由汉口乘车北上参加北伐。这时直鲁军张宗昌部盘踞在冀东唐山、开平、滦河之线。自配合鹿钟麟、商震等部将张宗昌部缴械，白部遂进驻滦东。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设在武汉。华南有李济深，广西有黄绍竑，把守两广的大门。这样，自广西经武汉至平津，南北呼应，形成一条长蛇阵势，大有吞噬南京之势。蒋桂新的矛盾自北伐一结束，又开始了。冯玉祥在192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说：“十二点，刘镇华来与谈蒋与四集团之交恶由来已久，前在汤山会议时，李德邻、李任潮词锋尖锐，当面与蒋以难堪。”编遣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就酝酿反对蒋介石。对此，李宗仁有另外一番讲法。他认为蒋介石要拉他反冯，他是不同意蒋介石的做法，而且对冯玉祥的人品作了分析，对蒋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吃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热情，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行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的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躁急从事。”还对冯部作了分析，对蒋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十万，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应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李宗仁又认为：“蒋氏见我言之有理，宜辞意坚志，遂不再多言，孰知他心中已另订腹案，一变‘近交远攻’的策略为‘远交近攻’，对第二集团军暂时用怀柔敷衍政策，掉转枪头来先对付第四集团军了。”
当时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而冯玉祥的西北军比蒋、桂都要大，所以能否争取与冯玉祥合作，成为决定这场争斗成败的关键。蒋介石和李宗仁，都竭力争取与冯合作，一时信使来往，至为频繁。
蒋介石派邵力子为代表，到华阴劝冯同蒋合作。当时在华阴总司令部内盛传邵力子带来的三个重要条件：一是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二是孙良诚回山东担任省主席，青岛特别市归西北军接收；三是由冯玉祥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为西北军的地盘。蒋介石的要求是让冯通电声讨桂系，出兵湖北。但冯是虚与委蛇，不作正面的答复，尽量拖时间，以待事态的发展。
李宗仁派温乔生为代表，到河南辉县的百泉见冯玉祥。温向冯陈述了李、白的意思说，蒋介石拿编遣的名义，压迫第二、第四集团军，李、白决定打蒋，约冯一同动作。冯玉祥当时毫不犹豫地表示，他一定也打蒋，但布置军队需要时间，希望李、白发动后，能够撑持两个星期，到时他一定响应。其实，冯使用两面开弓的手腕，一面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势力；另一面利用蒋、桂交战，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到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联结起来，既能控制长江形势，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冯玉祥派遣韩复榘带兵进驻武胜关，坐观成败。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战前，蒋桂间的斗争一直在进行。蒋介石为了制桂，设计把同桂系站在一起的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另命陈铭枢、陈济棠统治广东。同时暗中送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鲁原为谭延闿的第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任第三军军长，为谭的嫡系。谭、蒋勾结得很紧时，鲁是蒋在两湖楔入的一个亲蒋卒子。这时，蒋唆使鲁反桂。桂系便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将鲁免职，并进攻长沙。在3月9日，蒋介石曾亲致书李宗仁，要李宗仁到南京“开诚相商”，“今日之大局之安危，视乎兄等之能否来京面商大局，如兄果能即日来京，则国人谁不谅兄之精诚，而政府亦决不至有所径庭”。蒋介石又大吹他同李宗仁的友情说：“中与兄等久共患难，不惟成败相共，亦且荣辱一体，何能容兄之自退，更不能视兄如秦越，以兄之成败即中正之成败，正如党国之安危，即吾人之安危也。”而行动上，蒋介石调动大军，云集在安徽、江西两省沿江地区，准备向武汉发动进攻。桂系也不含糊，将集团军所属各师、各独立旅编成五个纵队，布防于武汉东北方的青山、阳逻、黄坡，严阵以待。21日，蒋介石发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责李宗仁撤了鲁涤平的职是“凭一己之好恶，擅自任免高级政治人员”，“此次武汉政治分会，竟于此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同时说：“地方既有违背中央破坏统一阻挠民众利益之举动，中央为保障统一计，为完成革命促进民众利益计，实不能不加以制裁。”25日，南京政府下令讨桂，蒋桂正式开战。27日，蒋介石发出了《讨逆时告将士文》，大肆痛斥桂系说：“桂系军阀盘踞两广两湖之地盘，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中央曲予优容，冀其悔悟，乃近复违背五中全会之规定，破坏编遣会议之决议，以肆行割据地盘之野心。五中会议规定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而桂系军阀竟敢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擅行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编遣会议决议各部队应静候检阅，非得编委会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而桂系军阀竟敢擅自调兵进攻湘赣。此种行为既超越中央所赋予政治分会之权力，复违背中央编遣会议之决议，其为破坏统一，已昭然若揭。”进而大挖桂系的老底说：“在未参加革命以前，不仅徘徊观望，坐视成败，且阴谋阻止，肆意摧残。在参加革命以后，无时无地不投机取巧，以他人之牺牲，作自己之功绩，无时无地不挑拨离间，以消灭革命的武力，而扩充自己之地盘。总其过去行为，其阴谋狡诈恶毒险狠，实超出北洋军阀之上。”蒋介石综合桂系的罪恶说：桂系军阀反革命的行为，“最大者厥有五项：（一）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二）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最后，蒋介石说：“中央以全国将士之努力，全国民众之后援，讨此叛逆，固不难一鼓而歼，而桂系军阀反逆民主统一的潮流，肆行封建割据的暴行，更属自求死路，自取灭亡。”同日，在国民党三大上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
当时，蒋介石根据桂系长蛇阵的弱点，制定了灭桂的策略，即先击首腹后斩尾，先以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双管齐下，解决武汉、平津两地的桂系驻军，而后直捣广西老巢。蒋介石一面在武汉策动桂系基本力量李明瑞倒戈（据说当时蒋介石用了一百五十万元，还封李明瑞为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在天津策动李品仙倒戈（李品仙原是唐生智的旧部，蒋密派唐携带巨款前往天津活动），这样就很快实现了“先击首腹”的策略。另一面发表了《告原隶四集团各将士文》，分化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文中说：“第四集团军本为国家之公有军队，而李、白等劫持为一派系所私有。第四集团本为整个革命军队之一部，而李、白等挑拨离间使四集团军自外于革命军队而自成派系。第四集团军各将领深受主义训练，深知服从中央，奈中间为李、白等所阻隔，服从之忱，不为达于中央。中央以第四集团各将士为革命袍泽，深加爱护，亦以李、白等从中阻隔，中央意旨，不能达于下层，致使患难相共生死与同之第四集团军，日益离开中央而不自知。”蒋介石又说：“中正于此有不能不为第四集团军各将士告者，革命军人应为主义服务努力，为党国效忠，服从命令，拥护中央，既不宜以一派一系自居，更不宜为一派一系所用，否则决不能贮存于青天白日之下。第四集团军各将士，应尊重过去革命之历史，努力革命之完成，至此次事变，责有所归，中央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务须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也。”接着，又发表了《告湖北文武官员文》，说：“这次讨逆的目的，固然是在讨伐反抗中央的叛逆，以保障国家的统一，同时也是削除压迫湖北人民的军阀，以解除湖北人民的痛苦。”蒋介石还提出了“刷新吏治，铲除弊端”的三点意见：（一）绝对禁止贪污贿赂，努力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二）绝对禁止挟嫌报复；（三）绝对禁止分派别植私权。
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的两手攻势下，桂系很快支撑不住，李、白退守广西。这时，蒋介石的各路大军已纷纷向广西合围，实现“后斩尾”的策略。李宗仁被迫自梧州去香港暂住，白崇禧也即经越南到香港。6月初，桂系三个主要人物李、白、黄通电下野。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