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
一、中国的财团
中国的财团，就其形成的时间来说，是比较晚的。在近代虽然有一批官僚、买办转化为资本家，但银行资本刚刚萌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麦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1】。虽然中国银行业的兴衰与民族工业的兴衰关系不大，但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银行业也获得了扩展。在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进一步积聚和集中，于是出现了大的资本集团。后来，工商业资本集团和银行业资本集团的结合，才出现了所谓“财团”【12】。简言之，中国的财团的出现，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
中国的财团，在蒋介石上台之前，主要的有三个：【13】一个是北方财团（亦称华北财团），一个是广东财团（亦有称南方财团或华南财团），一个是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一般说是以殖民地化的城市、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上海为地盘，以金融业为起家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14】是这个财团的灵魂。这些财团以金融机关为中心，伸张势力，控制着工商业。当时上海各业江浙财团所占的情况为：金融业主要的银行和钱庄有三十五家，江浙财团占二十一家；纺织业主要厂店有一百一十八家，江浙财团占一百零三家；航运业主要有十一家，江浙财团占九家；铁业与铜锡业主要有二十二家，江浙财团占全部；制粉工场主要有六家，江浙财团占了一半。在这个财团中，浙江系的资本家占了优势，据1925年《上海总商会会员录》记载，共有会员五百零五名，浙江籍会员占二百六十四名；会长、会董四十二名，浙江籍占三十名。帕克斯·M·小科布尔在《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中写道：“这一集团起源于‘宁波帮’——一个上海商人（他们是浙江宁波周围七县人氏）的联盟。‘宁波帮’的势力最初在钱业和商业中，但是1875年以后，它扩展到买办活动和工业之中，后来扩展到近代银行业。”“‘宁波帮’的领导能力如此强盛，以致它终于控制了上海商界，并在上海形成了更大的浙江系的核心。浙江系的成员控制了大多数上海钱庄、绝大多数上海纱厂、海关经纪人、主要的船舶公司和大多数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这个集团控制着前面谈到的许多企业家组织，如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庄会。”【15】除浙江系的资本家占优势外，第二位的是江苏系的，此外还有广东的和安徽的。所以，关于江浙财团的构成，有人就认为：一是主要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浙籍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的总称；二是主要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江苏、浙江两省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的总称；三是凡以上海为根据地而进行活动的江浙两省出身的金融业者、实业家，并包括财界、政界巨头，统称之为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有张静江、虞洽卿、陈其采及叶揆初、蒋抑厄（浙江兴业银行）、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宋汉章、张嘉璈（中国银行），等等。
江浙财团控制上海经济，在近代经济成分的所有领域中——商业、工业和金融业——占着统治地位。据1933年统计，中国外贸的二分之一以上和国内航运的四分之一都经过这座城市，在工业方面，上海几乎占近代制造业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和工业劳动力的二分之一；在银行业方面，上海银行公会的二十六家银行掌握着所有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以上。有人说，上海是近代中国经济的枢纽，而这个枢纽的掌握人就是江浙财团。
二、张静江、虞洽卿同蒋介石的关系
在蒋介石上台之前，张、虞两人同蒋的关系就十分密切。
张静江（原名人杰）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张家为南浔的巨富，镇上的财主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张家为“四象”（刘、张、庞、顾）之一。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16】和大纶绸缎局，在法国巴黎、美国纽约均设有通运公司分公司，除经营生丝（吴兴特产辑里细丝）出口外，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是当时最早沟通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通商贸易的代表人物之一。虞洽卿（原名和德）是浙江镇海龙山人。他是靠买办起家，在上海由穷小子一跃而变为富翁。
张、虞同蒋在上海搞交易所活动就有一段交往。
中国设立交易所的最初倡议，远在光绪末年。隔了十年左右，经过了许多波折，到了1918年，方才有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这是中国最初设立的交易所。上海交易所最初的动议是1916年冬，虞洽卿等打算建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具了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北洋军阀政府的工商部核准。当时部批，只准证券一项。1917年至1918年间，虞洽卿等又一再呈请，于物品证券两项，准予一并立案。由于金业、股票两业竭力主张公开办理，遂以延宕。到1919年6月，方才得到农商部核准上海交易所，先行开办的训令。同年9月，修正章程，改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又差不多筹备了一年，到了1920年7月1日，方才正式开张。资本总额为五百万元，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布、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几种。关于交易所，中国当时有《交易所法》和《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一般说，交易所的组织有两种，即股份组织和会员组织。前一种，股东自己不做买卖，而由经纪人执行，但出了问题，由交易所完全负责担保；后一种，由会员自己做买卖，一切都由会员自己负责。当时中国的交易所，像北京的、上海的等，全部是股份组织。这种股份组织形式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较为完备，设有股东会、理事会、评议会、顾问和参事员、文书处和各分科等六部分。在交易所里惟一的买卖当事人是经纪人，对于交易所常负有重大的责任。这种经纪人须觅有殷实商号做担保，并缴纳一定数量的身份保证金。其时，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都积极参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有的说，张静江擅自动用了国民党大宗的基金，和虞洽卿等人在上海开办了上海证券所，进行投机买卖。【17】也有的说，约在1917、1918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和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8】也有的说，当时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后寄居上海，“他的后台老板陈其美被暗杀了。但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财政家张静江很赏识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人，他用钱来支援他，于是蒋在黄金交易所大事投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不到一年就发了财”【19】，众说纷纭。而历史事实应该是蒋介石参与过交易所的活动，而时间短，并非主要角色，也很少从事实务。当时，蒋介石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经纪人的牌号叫“恒泰号”，资本有三万五千元，一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蒋介石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由张静江代他认股四股。在1921年10月蒋介石《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20】当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后仅半年时间，所获得的利益已经有五十多万元。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一些书，对蒋介石于交易所发财是大加赞许。有的说：“先生既离党部，只身留沪，无聊殊甚，偶遇同乡周佩箴，劝之习商。先生以既已闲居，不妨一试。时上海交易所正当全盛时代。先生乃从周略习其术，即于证券物品交易所充经纪人，出其优越之天资，周旋商场，每有测度，无不中的，而办事时精神勇毅，尤为他人所莫及。经营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富商矣。”【21】有的说蒋介石在投机事业上“也是一位常胜将军”，“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作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22】
当时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又这么多，于是搞交易所的人就纷纷而起。华商证券交易所、麦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等，都纷纷呈准立案，于1921年先后开张。开张以后，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交易所的盈余，又非常的丰裕。于是一般投机家，都相率而起，竞设交易所。到了1921年夏秋的时候，上海竟有交易所一百四十多家。资本则多的至一二千万元，少的也有五六百万元。交易所成立的批准，除了几家呈准北平农商部以外，其余有就领事注册的，有就工业局领照的，有就淞沪护军使署或其他公廨法庭备案的，有受外国政府保护的。光怪陆离，弊端百出，完全失去了“交易所的本旨，原是要平准市价”的效用，结果遂酿成了1921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也先后停闭歇业。在陈布雷的日记上写道：“民国十一年三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宣告停市。”【23】交易所倒闭后，许多历史书说，蒋介石欠了一屁股的债务，在上海呆不下去了，由张静江、虞洽卿替他还债，并资助其南下投奔孙中山。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魏伯桢回忆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说蒋介石搞垮了交易所，为了避免蒋介石再捣乱，答应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蒋介石后来得了四万多元，就溜到广东去了。【24】《中国的全貌》一书写道：“在民国二年，当蒋介石不得志只身跑到上海时，他通过了同乡老先辈虞洽卿的关系，担任了虞氏任理事长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是蒋介石投机失败，负了一身债务，可是这对虞洽卿来说，他不惜为蒋效拍马屁之劳，于是虞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当孙文答应蒋到广东去时，赠给蒋到广东去的路费。如果蒋没有虞、黄二人的仗义援助，蒋介石往上爬的企图就会落空，恐怕他达不到今天的地位。”另外，《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也写道：“虞另一政治投机，是民国十年与国民党合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对某巨公（即指蒋介石）之培植。虞氏出组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交易所之始祖，经营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某巨公为经纪人助理。后来正交风潮，信托公司、交易所相继倒闭，物品交易所却始终平稳。但是那般‘革命商人’却有私人致富的野心，大做其投机，结果投机大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走避广东，这笔账本为经纪人所欠，经纪人赔不起，只好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传说共欠账二百四十万元，到民国十二年还了一百八十万元，还欠六十万元。某巨公因为投机失败匿居虞家，由虞介绍黄金荣，后来又由虞资送赴粤。”【25】美国人在《出卖的上海滩》中，认为是张静江资助并鼓励蒋介石赴粤投机革命，说蒋介石在交易所发财之后“继续投机，尽失所有，还负了三万多元的债。年老的张静江给他三万元还债，还给了他一封致孙逸仙博士的信，并且对他说，他在战场上会比在市场上更为满意”【26】。上述这些说法均同历史事实不符，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远在上海交易所倒闭前，在1918年春就南下广州了。
三、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上台
江浙财团在国民革命军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下，眼看北洋军阀政府要垮台，孙传芳的旗号要更换，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上的靠山；蒋介石也迫切需要有一个钱库，供给他在军费等经济上的大笔开支。于是，这两者在旧有关系的基础上，一拍即合。江浙财团就大力扶持蒋介石上台。
蒋介石首次赴粤是比较早的，那还是在1917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的时候，他就投靠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门下，任粤军总部高级参谋代行参谋长（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后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总指挥。【27】也有的说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在陈部任作战科主任，其间曾两度辞职，1920年10月6日复归陈部的右翼军，先是代理第二军前线总指挥（因军长许崇智患病），后任参谋长，1921年4月23日又辞职离粤赴沪。【28】
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发生后，蒋介石再度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当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张静江应邀赴广州。当时，张静江体弱多病，但为了帮助蒋介石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异己，巩固其地位，仍然赴广州积极参与政界的活动。《中国的全貌》一书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蒋介石在广东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时，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调停，一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1926年1月，张静江为了改善蒋介石同汪精卫的矛盾，亲自邀蒋和汪精卫夫妇同游黄埔风景区。国民党二大决定建立中央政治会议后，张静江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凡事都以蒋介石的意见为意见，甘心为蒋所用。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身份留守广州。当时张的父亲去世，张应蒋介石之请，取消回原籍奔丧的计划，于1926年12月中旬到了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29】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上海总商会原推定王晓籁、劳敬修、陈良玉、陈炳谦等人为赴粤代表，但因当时上海仍然处在孙传芳的势力下，大家有所顾虑，借口事冗辞却。后来，王晓籁改变主意，愿意赴粤，虞洽卿遂推女婿盛冠中陪同王启程赴粤。虞洽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王晓籁等到广州后分头拜访旧友，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知国民政府即将北伐，正合心意，并参加了7月9日的北伐誓师典礼，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介石。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的名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当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相当大。据估计，1927年的春夏两季，他的军事开支平均每月为两千万元。【30】这笔钱，蒋介石就靠江浙财团的资助。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蒋一到达这座城市，便与虞洽卿和其他商界头面人物会面，以便获得他同武汉决裂所需的财政援助。资本家组织起来支持蒋。”【31】26日当晚，虞洽卿就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问题。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虞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32】在听取虞的报告之后，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等九人，后又增添了几人，准备去同蒋介石具体商谈以财政支持蒋同共产党决裂的条件。29日，这伙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纱业公会穆藕初述：“劳资如昆季，当有精神上之联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蒋答词谓：“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33】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亟应首先筹垫。”【34】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就拿到这么几笔钱：第一笔是4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这是3月29日商界代表见蒋时认捐的五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当时《时报》有一个报导，说商界代表“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将，亦商界所愿，借款可以另案办理”。【35】这三百万元由两家分摊，银行公会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这一笔钱是直接资助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二笔是4月15日，上海市银钱业又垫付了三百万元。这是第一笔钱垫付后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致陈光甫，陈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头头，当时又是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主任，所以蒋介石打电报给他，要他转向虞洽卿暨商业联合会催拨3月29日认捐的五百万元，并请金融业继续筹饷。上海银行公会就向蒋介石提出要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蒋介石满口答应，只要有钱给他就行，不仅宋子文表示全部接受上海银行公会提出的条件，而且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第三笔是4月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垫付了一千万元。事情起因还是3月29日的认捐上海商业联合会“迄今未缴分文”，蒋介石又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款。上海分行头头张嘉璈怕蒋介石不断需索会取空银行发行准备，一时未允垫付。后陈光甫暗示张嘉璈，蒋介石准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而且这个条例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垫款有偿还的保证。这样，张才借款一千万元给蒋。第四笔是5月1日，江浙财团的资本家又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当时蒋介石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的资本家中摊派：上海银钱业认购了五百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认购了三百万元，江浙两省认购了一千二百万元，绅富认购七百万元，两淮盐商认购三百万。也有的说，这三千万元是国民党财政部公布发行月息七厘的短期库券：上海钱业公会在会钱庄认购一百六十万元，闸北水电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华南保险公司认购五十万元，内地自来水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南市电气公司认购三十万元，先施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南洋烟草公司认购五十万元，粤侨商业联合会认购三十万元，商务印书馆认购二十万元，永安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新新公司认购二十五万元，华成烟草公司认购十万元，丝茧总公所认购十万元。【36】第五笔是这一年的10月（两千四百万）和1928年初（一千六百万），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四千万元。
这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虽然有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抵触和不愿承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支持蒋介石的，为蒋介石提供了资助。不仅如此，他们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表示明确的支持。“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15日将到达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召拢来，企图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果未开成，只开了一个“谈话会”。这时，上海商业联合会16日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附之。不图共产党祗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盖见当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37】同日，上海钱业公会也给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发了电报，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惟一政策，是以旌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除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38】17日，上海银行公会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盼叛变活动。电报说：“自革命军奠定淞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不图少数暴烈分子遽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实利赖之。”【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