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首先诠释了医者应有的风范。关于大医之风度仪表，孙思邈认为须得端庄，望之俨然，度量宽宏，从容不迫，不皎不昧。诊断疾病应专心致志，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方用药或施针刺，不得有误。遇到危重急症，要临事不惑，审谛覃思，不能在患者的性命大事上草率，或以此来夸耀自己，去追求虚名。到了患者家里，即使绫罗满目，也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音乐、佳肴、美酒所迷惑。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他人短长，炫耀自己，恶语攻击同道，妄自尊大。偶然治好一病，不要仰首戴面，自以为了不起。这些都是医家特别要注意的道德问题。
孙思邈集录东汉至唐初各家医论、治疗方剂，并将个人治疗经验融汇其中，编成《备急千金要方》。首篇所列的《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为中医伦理学奠定了基础；其妇、儿科专卷的论述，奠定了宋代妇、儿科独立的基础；其治内科病提倡以脏腑寒热虚实为纲，与现代医学按系统分类有相似之处，其中将飞尸鬼疰（类似肺结核病）归入肺脏证治，提出霍乱因饮食而起，以及对附骨疽（骨关节结核）好发部位的描述、消渴（糖尿病）与痈疽关系的记载，均显示了很高的认识水平；针灸孔穴主治的论述，为针灸治疗提供了准绳，阿是穴的选用、“同身寸”的提倡，对针灸取穴的准确性颇有帮助。
孙思邈晚年回到故乡，住在罄玉山。这里山势巍峨，古柏茂密，胜迹颇多。他继续从事医药研究，坚持著述，于逝世前又撰成了《千金翼方》30卷，书名取“輗軏相济”“羽翼交飞”之意，借以对30年前撰成的《备急千金要方》进行补充并对新的学术经验做一总结。
孙思邈重视地道药材，强调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管理、贮藏方法。他很讲究药物的实际效果，反对滥用贵重药品。为了提高药物疗效，他提倡自种自采和亲自动手炮制。为了提醒人们对地道药材的重视，他还列了专节论述地道药材，他认为药材地道与否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效果的好坏。由于孙思邈在用药方面有卓越的贡献，所以被后人尊为“药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纪念他的庙宇祠堂。在临证方面，孙思邈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学说。他既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又尊古而不泥古，他把《伤寒论》的内容，比较完整地收集在《千金翼方》中，为后世研究《伤寒论》提供了较可靠的版本依据。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以后“以方类证”的开端。
在此历史阶段，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编撰完稿，著名医家皇甫谧在针灸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族医学藏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内容也将在本书中介绍。
4.4宋金元时期——学派涌现、理论突破阶段宋、金、元时期的医家们在前代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历和临证体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中医理论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
4.4.1病因学巨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中医病因学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他在梁代陶弘景《肘后百一方·三因论》的基础上，确立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的病因分类说，使中医病因学说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
全书共18卷，将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感六淫为外因，七情内伤为内因，而饮食所伤、叫呼伤气、虫兽所伤、跌打损伤、中毒、金创等为不内外因。该书以病因与病症相结合的办法，系统阐述了三因理论。这一病因三分法，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对其后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4.4.2农民起义与解剖学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解剖学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起义领袖欧希范等56人被统治阶级诱杀。行刑时，州吏吴简命医生与画工等剖腹探索，共解剖了50具尸体，由此对尸体的喉部、胸腹腔脏腑进行了详细观察比较，并由画工宋景绘成图谱，这就是后来的《欧希范五脏图》。
杨介考订校正的《存真环中图》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解剖著作，“存真”指脏腑，“环中”指经络。本书绘述从咽喉到胸腹腔各脏腑的解剖，并对经脉的联附、水谷的泌别、精血的运输等情况，进行了较细致的观察与描述，是我国较早的人体解剖图谱，但原书已佚。
4.4.3金元四大家及其理论
金元时期，中医学术界涌现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理论的争鸣大大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完素（河间）、张从正（子和）、李杲（东垣）和朱震亨（丹溪），后世合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在系统研究《黄帝内经》运气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主火论”为特点的学术思想，倡“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之说，认为百病多因于火，治疗疾病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后世温病学说的产生开创了先河。
张从正精研仲景《伤寒论》汗、吐、下三法，认为凡病皆因邪而生，“邪去则正安”，故治疗疾病多以汗、吐、下三法攻逐邪实为主，反对滥用补药，后世称之为“攻邪派”（“攻下派”）。
李杲着重研究脾胃元气的理论，提倡“人以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说，主张治疗疾病以调补脾胃为主，善用益气升阳方药，后世称之为“补土派”（“脾胃学派”）。另外，李氏还提出了内伤发热的独特见解，认为它既不同于外感发热，又不同于阴虚发热，多因阳气不升、谷气下降、阴火上冲等所致，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亦颇有影响。
朱震亨集河间、子和、东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他受理学影响较大，并结合江南气候特点，倡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湿热相火为病，十之八九，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之为“养阴派”（“滋阴派”）。此外，朱震亨提出了“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观点；他还认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提出“百病多因痰作祟”之说。
金元四大家之论，虽各有不同，但都以实践经验为基础，各有发明与创见，从不同的角度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
4.5明清时期——综合汇通、深化发展阶段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出现了对前期理论学说进行分析评价、综合汇通的总趋势。各医家在集古代中医基础理论大成的基础上，结合该时期医家的临床经验和哲学研究成果，经过反复探讨，提出了许多创见，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4.5.1命门学说
赵献可、张介宾等致力于探讨生命的本质和原动力，探索调节人体全身脏腑阴阳的枢纽所在，由对《难经》的“左肾右命门说”的争论，发展形成了“命门学说”，为脏象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为调整阴阳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具体的治疗方法。
目前关于命门的位置有四种说法：《难经》认为右肾为命门，张介宾等认为两肾总号为命门，赵献可等认为两肾之间为命门，孙一奎等认为命门为肾间动气。
4.5.2解剖学大成者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直隶玉田（今属河北）人。年轻时即精心学医，并于北京开一药铺行医，医术精深。因其精究岐黄，对古书中对人体构造的描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和修正，其革新精神甚得好评。
王清任重视解剖，改正了前人有关“内景图说”中的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著成《医林改错》，这是一部几百年来令医学界争论不休的书。书中主要阐述了两个方面的观点。其一便是“改错”，王清任认为，我国古代医书中对人体脏腑的位置、大小和重量的描述并不确切，他曾在瘟疫流行的灾区观察未掩埋的儿童尸体300多例，逐一进行了解剖，绘制了大量的脏腑图。另一观点主要表明了他对人体气血的一个特殊认识。他认为气与血皆为人体生命的源泉，但同时也是致病因素。不论外感内伤，对于人体的损伤，皆伤于气血而非脏腑。气有虚实。实为邪实，虚为正虚；血有亏瘀，亏为失血，瘀为阻滞。他认为瘀血是由于正气虚，推动无力造成的，故血瘀证皆属虚中夹实。故而他倡导“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两大法则，这就是他著名的“瘀血说”。
4.5.3温病
温病学在明清时期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吴有性提出了感染“戾气”为传染病发病主因的新观点，叶天士著书《温热论》，阐明了温热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创立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吴鞠通著书《温病条辨》，创立了温病的三焦病机传变规律及其辨证论治方法，促使温病学说日趋成熟。
另外，这一时期的蒙医药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医药学家和蒙药典籍，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松巴·堪布―伊舍巴拉吉尔的《西勒嘎日·莫隆》（《识药晶鉴》），该书是蒙药的奠基篇。
4.6近代与现代——系统化、多元化、理性化阶段近代与现代，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西方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的传入，以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几近中断，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方面继续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吸收采纳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的成果，走向中西医结合与多学科研究的道路。
中医理论的发展表现出三方面的趋势。第一，通过现代医学家的研究、疏理而更加系统、规范。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即为其标志与起点。第二，用哲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心理学，以及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等多学科方法研究中医，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很快的发展，此类代表作有姜春华等《肾的研究》、金益强等《中医肝脏象现代研究与临床》、危北海等《中医脾胃学说应用研究》、匡调元《中医体质病理学》、孟竞壁等《十四经脉显像探秘：卫行脉外小分子循经运输通道系统的研究》、雷顺群等《内经多学科研究》等。第三，从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及其在中医学科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反思，正确认识中医理论经验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性质，区分中医理论的实证和非实证两种类型，以正确选择中医理论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使中医理论的研究逐步从解释、证实性研究过渡到主体创新性研究。
中医的发展之路在某种层面上映射的是华夏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医的繁荣昌盛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辉煌延续的有力支撑，中医要继承，更要在继承中发扬和创新，只有这样，中医的璀璨路程才能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