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属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较为富裕。然而，就是在最冷的月份，也很少见哪一位澳大利亚人的孩子穿棉衣和防寒服，最多只是在“短打扮”外面罩一套深蓝色的绒衣，便无事一般地行进在寒风之中。而一旦太阳出来，便又将绒衣除去，只穿短衣、短裤或短裙。澳洲人酷爱勇敢者的运动——冲浪，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父母都常带孩子去海滩，小孩子褪尽“束缚”，光着脚丫自由玩沙、玩水；稍大一点的孩子便跟着父母下海冲浪，呛水的现象时有发生，但父母最多也只是为其拍拍背，便鼓励孩子再次下海去搏击风浪。
澳洲的中学和小学中午一般不放学，午餐可以在学校餐厅购买，也可以自带，但自带的占了大多数，一般是一瓶可乐加一个汉堡包和一个水果。如果仅从孩子们所带的食物上来判断，怎么也判断不出其家贫还是家富。澳洲人是“为未来着想”——长大了早晚要离开父母去自闯一片天地，与其让那时面对挫折惶惑无助，还不如现在就摔摔打打，锻炼出直面人生的能力和本事。
对于人生来说，挫折是一种常态，一个人的学习、生活的实质就是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要更好的适应社会，实现人生价值，就要对人生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能够从挫折中摔打，成长，从而实现美好的理想。
原创要植根于社会生活
原创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社会实践。
文艺创作
成功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再好的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只有在丰厚的生活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再美的想像和虚构，只有经历生活的磨砺才会展开多彩的翅膀。没有对生活独具慧眼的深入了解和仔细观察，就很难在作品中展现鲜明的个性、冲击的语境、流畅的神韵和生动的细节，创作文学精品，其力量正是来自生活的“厚积薄发”，贴近生活，在品咂生活中积极探索，让作品闪现一种异乎寻常的美的萌动和美的光彩。
诗人希尼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年轻时，和8个弟弟妹妹都是在农场里长大的。作为长子的希尼，自幼与父亲一起和泥土打交道。美丽的田园风光，陶冶了他热爱大自然的情操；辛勤的耕耘，成了他日后的创作源泉。因此，在他早年的诗歌里散发出泥土的芳菲，渗透着劳动者的酸辣苦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诗歌倍受民众的喜爱，被人称为“真正的民众诗人”。希尼认为，诗歌在文艺领域的特殊地位在于听众接受由诗歌激发出来的灵性和感悟。诗人则有把人的内心与现实世界相沟通的力量。为此，他常把自己的诗作拿到群众中朗读，倾听他们的心声，以便使自己的诗歌更具有人民性。
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是社会的建设者。他们的形象在文艺中的缺失就是文艺创作者的失职。倾听底层诉求，关注民间疾苦，既是为社会立照、见证历史，也是体现艺术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的重要目标。
生活多彩多姿，又纷繁复杂。作家必须要讲真善美，重视荣辱观念。从事原创活动的人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描绘今天，展望明天，在这个层面上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用心灵播撒阳光，创作文学精品，以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我们可爱的家乡和祖国。
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这种人类的劳动形式，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具有为整个人类社会需要服务的性质。它既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能寻觅与争夺，也不同于迫于生计和压迫下的劳作。发明创造是人类能动的活动，它的直接动因只能是人类的社会需要。
据记载，当社会需要一项发明时，雷同的工作会在不同区域里出现。比如“电”的现象的发现：
1708年，英国的韦尔曾用棉花摩擦大琥珀球，产生出2厘米长的大火花，似如木炭点燃一样劈啪作响；17世纪中叶，德国马格德堡市市长格里凯，在前人关于“电”的探索的基础上做实验，用硫磺球发现了静电的排斥力。实现了“电”由现象发现到功能发明。
为了让“电”能为人们所使用，人们还继续进一步的发明。当时最大的需要是制造贮存静电的装置。于是，马森布罗克和科内马斯制造了“莱顿瓶”：他们在玻璃瓶的内侧和外侧贴上锡箔，并用绝缘物质作一个瓶塞，从塞的中心插入一个金属棒，使金属棒与瓶壁内的锡箔联接起来。这样一来，使金属棒的上端带电时，电量就能传送并聚集到瓶壁内侧的锡箔上。两位科学家是用他们居住的城市命名他们的发明，把这种集电瓶称为“莱顿瓶”。
解决了静电的收集问题，人们还要让它服务于社会，进一步的发明又出现了：1883年，威姆斯哈特制造的起电器，在现代核工业研究中的高压静电装置中发挥了作用；现代复印机和静电印刷术，也和静电吸收微屑发明的延伸和发展……一系列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的各项发明：电磁铁、发电机、电动机、电灯、无线电报，层出不穷，而这些发明，都是在与生产力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密不可分的。
科学的发明及其发展，离不开社会需要的原动力。脱离社会生活的发明应该是不存在的。要从事科技的创新，就要深入社会生活中去发现灵感，发现需要。
适应社会的需要和变化
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在国内，许多学校都是有围墙、有校门的，有些校门的建造得相当华丽，而且有门卫看守。给人的印象是，校园跟社会隔开了，里面跟外面好象两个世界：里面是单纯的需要呵护的贵族，外面是复杂的世俗社会，不能融合。
而许多世界性一流大学的校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开放式的，没有什么围墙。有的校门只是象征性的，往往是一百多年前建造的古老校门，现在仍然屹立在原址上，夹在众多的现代化教学大楼中间，充当一个纪念物。年轻的学子们把这样的校门当成古迹来看待，它唯一的用途似乎就是拍照留念时的背景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校对社会的开放思想，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为什么不向社会开放呢？
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白井克彦教授认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就要为本地区繁荣提供思路。大学生学习不能闭门造车，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个体，学生要深入本地企业、行政机构和其他的社会单位，创造有利于该地的知识和智力财富。
白井克彦教授建议，青年学生要走进社区，为地区繁荣提供思路，进行知识实践。他举例说，在离早稻田大学50公里的土奇玉县本庄市，学校与当地政府共同建立了早稻田大学实验基地。在研究生课程阶段，学校派学生到此，与当地政府共同为地区环境、城市建设、信息领域进行设计和研究。这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知识操作，掌握基本生存技巧，掌握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能，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从而达到学习的根本目的。
当前，毕业生就业很难，而另一方面，新型企业提供的岗位招人也很难。蒙牛集团察北事业部一位经理说，一些大学生在蒙牛待不下去，不是因为知识或技能水平低，而是他不懂得与人沟通的艺术，不习惯现代化企业那种近乎于不近人情的苛刻管理。很多时候，学生在校园里建立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脱离了企业的实际情况。
现在，新兴企业需要新型的专业人才，学习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要做到知识结构和能力适应企业的要求，与企业的对接有待进一步加强。可是，由于我们缺少与企业的沟通，犹其是对企业的新兴项目、发展趋势等了解很不够，导致学习时对一切了解，工作时对一切盲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许多学生总幻想“当官”，找份一劳永逸的工作。“当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不了解企业，当了官怎么管企业呢？一个勤奋的学生，应该了解企业，通过与企业有效的沟通，如到企业参观、邀请企业人士到学校讲课等方式，增进了解程度，会对学习和能力的成长大有助益。
一个人为什么要上学，归根到底是因为要走向社会，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也为社会作贡献。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在媒体上，有的人因缺乏动手能力而求职困难，有的大学生毕业后接受“补课”，学习实用技能。不能说他们不是人才，只能说暂时不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毕业后难以适应社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在学校的学习与社会需求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当然，事业的规划、谋生的技能，不可能完全通过封闭的大学学习来完成，但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应当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格和才智，培养应付各种环境和挑战的能力。进入社会后，才有足够的知识适应工作的需要，才有足够的能量经得起挫折和压力。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教授曾向青年一代指出：过去大学毕业生的知识可以用一辈子，现在只能用三年，之后就有一半东西不懂，再过三年，就只有四分之一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不论是什么人，稍不留神，就可能落后于汹涌澎湃的知识潮流。特定的时代背景使我们面对共同的挑战：我们一方面必须努力完成在校学业，同时还要关心所学知识能否适应未来需要；一方面必须掌握最基本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具备信息时代获取新知识的基本素质；一方面必须拥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同时还必须塑造能够融入和谐社会的健全人格。
21世纪的社会需要大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必须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科学与人文素质并重，在学习期间努力融入社会，增长见识，增强才干，从而获得健康、全面的发展。
修身成仁，服务社会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历来十分重视立身处世之道。所谓立身，是指培养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确定做人的价值标准。我国最早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曾训诲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两千多年以来，这些箴言一直是文人学士们进行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遗产，应当发扬光大。
大约在百年之前，西方人曾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儒教的道德说教和社会道德观念。然而，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发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以中国儒家文化为特征的社会传统曾是成功的原因；而西方国家工业化以后，社会暴力、吸毒、爱滋病、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等问题日趋严重。于是，一些西方的开明人士抛弃了历史的偏见，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化。
全世界健在的诺贝尔奖得主曾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东方文化经过重新锻炼，必将焕发青春，鉴照今天与未来。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属于过去，也会照耀未来。”的确，“天下英雄所见略同”。早在十几年以前，梁漱溟先生就说过：“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未来文化之早熟，世界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边是中国文化的巨擘，那边是西方的科学巨匠，他们的见解是那么的不谋而合，这无疑揭示了新世纪与东方文化之间的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内涵来说，东方文化的主流乃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是中国教育的鼻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陈立夫先生在评价孔学时曾说：“孔子一生的学问，就是发现了‘仁’字的真义，‘仁’字从”二“从”人“，其意义就是非一人生存之私而为二人以上共生共存之人际关系，亦即是‘公’。所以孔学可称为仁学，其所重视的问题，就是‘人道’，俗称做人的道理，亦可称之‘人理’”。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哈佛大学教授洛吉认为：“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今后的世界经济战中，集体主义文化将比个人主义文化占优势。”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人处于社，相需为用，相助以成。”这话说得既形象又深刻。
中华民族的道统，是做人的基本内容。所谓道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体系，“仁”是儒家学说的精髓。《论语》是记载孔子思想的一本儒家经典，全书共59章，约1万2千多字，“仁”字出现了109次。《孟子》一书共71章，讨论到“仁”字的地方共158次。“仁”是论述做人的道理。而做人的道理，亦即伦理学的范畴。因此，学会做人必须修身，而修身必须通达伦理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反复熟读儒家的经典，不汲取其中的精髓，那么就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也就很难成为道德情操高尚的人。
学生不仅要学习广博的知识技能，而且更重要塑造真、善、美的心灵，构建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人格，确立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价值观，树立献身科技、报效社会和精诚敬业的奋斗精神。
学会做人是学生自我修养的任务，不仅应是在学习期间的修身课题，而且应当贯穿于生命的始终。学生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阶段，是人的一生人格定型的重要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因此，应当抓紧“修身”，为使自己学会做人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