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列宁
当代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是不全面的和千篇一律的。个人自利的行为是基本经济行为的，但随着人类经济发展，人们已经不再为谋生发愁，获得了进行想像和创新的自由。比如说科学大师牛顿，几乎终身在英国剑桥小镇沉思，把追求真理作为己任。所谓“新剑桥理论框架”，就是把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一门主要是由对科学理论的结构的纯逻辑发展规律的哲学，它不反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和结果，也不关心人类经济生活。】和经济学结合起来。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著名演讲指出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精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有意思的是。他把个人自由的最大结果归功于人类科学的发展，而不是有效地处理“分散的知识”。他写遭，“个人活力解放的最大结果，可能就是科学的惊人发展，它随着个人自由从意大利向英国和更远的地方进军。人类早期的创造能力并不很差，通过工业技术还处于停滞状态时的许多高度技巧的玩具和其他机械装置，以及那些还没受到限制性管制的工业，如矿业和钟表业的发展，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只要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被认为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即大多数人关于是非曲直的信念能够阻碍个别发明家的道路，少数企图把机械发明更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的尝试，尽管其中有些非常先进，仍很快地被压制了，寻求知识的欲望也被窒息了。只是在工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以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别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这种支持还必须是来自不是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中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一句话，科学已经成为相对独立于人类经济生活的体系，是人类文明造就的“异物”【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未曾料到的负面后果。世界人口空前膨胀，对环境和资源形成极大的压力。核武库的壮大，已使人类的文明危如累卵。由于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使地球表面温度逐渐上升。严重的工业污然、城市污染，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一节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律
既然科学和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为大多数人认同，让我们在本章从科学、技术和投资角度来探讨数个世纪以来世界生产力变革的规律和其固有的不确定性。
科学的发展是否也有规律，这是人们长期思索的问题。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惠威尔在其《归纳表》中认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综合的增长过程，如同条条支流汇成江河，比如牛顿定律就归纳了开普勒定律、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和潮汐运动理论等。惠威尔的科学发展观被称为“支漉江河汇合论”，是积累式发展的。乔治·萨顿这样认为，其实只是我们肤浅的“对科学进步的第一印象”告诉我们，科学是通过不连续的巨大发展而前进的。这些巨大的发展像一组“巨大的楼梯，每一级巨型台阶都代表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发现，即那些几乎是骤然之间就使我们到达了一个更高的水准之上的发现。”萨顿确信，科学所具有的积累性，是“实实在在地积累和渐进着的”人类活动。
美国当代科学作家约翰·霍根在《科学的终结》（1966年）中认为：由于科学在发展中出现了收益递减、影响的焦虑、反讽性和混杂学方法，因此，“以求知为目的的纯科学，存在着并已抵达了自身难以逾越的限度，现有的科学概念框架已是其最终的成就，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伟大而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1959年，波普尔发表了著名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波普尔从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开始，以企图设计对竞争的科学假说的评价标准结束。波普尔认为，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评判我们的理论是否反映了真实的世界。科学同其他知识形式的区别在于，科学把它的理论置于可被观察所推翻的测试。当有竞争的理论出现时，科学家选择那些与观察的真实最一致的理论，而放弃逊一等的理论。尽管我们不能确定现在维持的理论是否真实，但它比过去的理论更接近真实。著名的是波普尔“可错性”原理（Falsifiability）。这一原理指出，在真实和错误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没有理论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但有些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的，科学由此而界定。因此，科学就是还没有被证明为错误的理论。为了消除归纳过程，波普尔设计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家一方面要提出大胆的猜想，另一方面要实验测试和无情反驳，并将错误的理论抛出科学体系，即“猜想一反驳”模式。因此，科学又是一个从错误中系统学习的过程。
波普尔只想检验某个理论“是正确的”这个假设，如果拒绝了，就把这个理论判定为“非科学”；如果不能拒绝，就把这个理论暂时标定为“科学”，但并不能说明这个理论真的“正确”。在我看来，波普尔“可错性”与相对应的“可对性”，即“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和“这个理论是错误的”虽是两个不同的假设，但没有本质区别。其实，人类无法完全确定无误地知道一个假设是否能被拒绝或不被拒绝。当我们在做任何判断或检验任何假设时，都有犯两种错误的风险：第一类错误风险是假设本身是对的，但人们误以为是错误的，拒绝了假设；第二类错误风险是假设本身是错的，但人们误以为是正确的，没有拒绝假设。第一类错误风险和第二类错误风险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权衡两种风险，关键看其各自导致的后果严重性大小。举例来说，某嫌疑犯在法庭接受审判，法庭进行无罪推断，即“该嫌疑犯是无罪的”。如果此人真的无罪，但法庭拒绝了无罪假设，认定其有罪，这个错误风险的后果是冤枉了好人；如果此人真的有罪，但法庭没有拒绝无罪假设，将其释放，这个错误风险的后果是纵容了罪犯，没有阻止未来犯罪。一个社会应在两种风险中权衡选择。若社会偏好是“宁可冤枉好人，不可使罪犯漏网，从而鼓励未来犯罪”，应从严；若社会偏好是“宁可放走坏人，不可冤枉好人”，应从宽。
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相比，我认为，库恩的框架更有合理性、可操作性和更尊重科学的实践性。库恩的论述是以“范式”这个概念为基础的。范式，原文是paradigm。这个字来自希腊文，原来包含“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特别是用在文法中，表示词形变化规则，如名词变格、动词人称变化等。库悬在这个基础上用这个字来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的框架。“所谓范式。就是一组共有的方法、标准、解释方式或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共有的知识。”例如，几何学有两个范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基础知识》是名副其实的几何入门和基础算术人门，整个几何演绎体系都建立在五条公理上，其中，第五条公理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欧几里得的公理曾经被当做任何数学几何的基础，而且是一种不容争辩的基础，这就是一种几何范式。从古代希腊到19世纪这段漫长时期内，数学家都认为欧几里得几何是显而易见的。在19世纪，数学家波利亚（Bolyai）和洛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高斯（Gauss）等发现，只要改变第五条公理。同时保留前四个公理，那么，可以创建另外一种几何范式，它们能像欧几里得几何学一样，以同样的数学严密性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非欧几里得几何”。两个几何范式都在不同场合下具有实践性和有效性。若按渡普尔的观点，必抛弃其中一个几何体系，把另一体系归人“科学”。
在库恩看来，在一个公认的范式中，科学家们的活动被称之为“常态科学”，这种活动通常是由“解难题”构成的，这也就是增加业已得到承认的知识的储备。这种常态科学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反常出现时为止。反常最终会导致一场危机，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将要产生新范式的革命。所谓科学中的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科学中出现的危机引导新的范式的产生，从而导致了这种范式的转换。
一、常规科学
以库恩的话来讲，“常规科学”是科学群体共同分享的一系列模式和假设，通常在严谨的逻辑框架下运行，如果没有大胆的探索精神是断不可能打破这些框架的。而处于“常规”下的科学家们远非客观，他们有理由持守“正统”的理论，而倾向于在现有的架构内寻找问题的答案。
“常规科学”是缓慢、连续、稳定和积累的变化，“常规科学”只是在科学首创确立以后的“精湛化”。它的活动基于已建立的范式。这种范式被它的成员作为有效的理论而接受并被应用于解释观察和构造实验。范式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模式，就像根据习惯法接受公正的判决一样，而且它是一个在新的或更加严谨的条件下进一步澄清和具体化的对象。常规科学范式并不寻求改革。事实上，库恩强调它倾向于抑制那些需要改革的问题（“非常规的”）。常规科学要履行它所赖以生存的范式中所固有的一个承诺：承诺由范式产生的预言和相关的观察必须匹配。把新的观察和理论匹配作为常规科学的主要动因。它企图通过扩大事实和范式预言之间的匹配范围，以及进～步说明范式本身，来扩充由范式提供的现存知识。没有一个科学范式研究的“常规中心”旨在讨论新的或不同于范式“承诺”的东西。
既然存在这样一种成规的牢固框架——概念、理论、仪器以及方法论方面的陈规，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把常规科学发展同解决难题联系起来。因为陈规提供的规则告诉一门成熟专业的工作者世界是怎样的，他的科学又是怎样的，他可以集中精力于现有陈规为它规定好了的研究问题上去。于是，他向自己提出的挑战就是：怎样给留下的难题得出一个解。就这样，对一些难题和规则的讨论，正好说明了常规科学实践的本质，即在一定时期内把某一科学专业的所有研究者都结合在一起的规则，确立一个共同的主攻方向。常规科学是一种高度确定的活动，不需要完全由规则来确定什么是“难题”和谁是“解难题者”，但研究活动会沿着规则设定的方向前进。字典里的“难题”例子就是“拼板游戏”（jigsaw puzzle）和“纵横字谜”（crossword puzzle），库恩认为，这些游戏难题同常规科学问题有共有的特征，就是有一个解答存在。难题好不好，标准并不在于其结果是不是本来就有趣或重要，而在于科学研究的现有的共同规则内既有挑战性又有解决的可行性。相反，真正迫切的问题，像治疗癌症或谋求世界持久和平，却往往根本就不能成为难题，因为在常规科学范式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个解。
常规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日积月累式的实验和研究来扩大和完善一定的范式。例如，牛顿经典力学就是在伽利略的基础上发展的，伽利略的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力学理论的一次挑战。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因此，“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就越快”。这一观察似乎接近日常生活的事实：除非在真空里，一张纸和一本书落地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人们二千年来一直承袭着这个观念，成为常规科学的陈规。
伽利略是第一个想看看不同重量的物体是否确实以不同速度下落的人，从而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常规范式。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当然，一个铅锤比一片羽毛下落得更快，那是因为空气对羽毛的阻力引起的。
伽利略的测量被牛顿用来作为他的运动定律的基础。在伽利略的实验中，当物体从斜坡上滚下时，其效应是加速度恒定。这表明。力的真正效应总是改变物体的速度，而不是加速度。同时，它还意味着，只要一个物体没有受到外力，它就会以同样的速度保持直线运动。这个发现是被牛顿在1687年出版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明白地叙述出来，并被称为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受力时发生的现象则由牛顿第二定律所给出：物体被加速或改变其速度时。其加速度与所受外力成正比，和质量成反比。一个熟知的例子是汽车，发动机的功率越大，则汽车加速度越大，但是汽车越重，则对同样的发动机加速度越小。